枕上听蛙

　　世上不知多少人都将最美好的祝福献给母亲，而我却要首先将这份祝福献给亲爱的大姐。
　　我们三姐妹在父亲心中的位置，从他所起的名字就能看出落差。我和二姐的名字中都带有一个“春”字，二姐名叫“春惠”，意为“春风惠我”，父亲对她寄予的希望最大，他的口禅就是：“我以后只靠春惠养老，其他人都不指望。”我的“春芳”之名，则是“春草芳香”，在他心中不过是一根野草罢了，明显比二姐差了一等。但不管怎么说，我和二姐好歹还像是姐妹俩，而大姐的名字“小红”，像是不那么用心顺口叫的，这个普通得随处可见的名字，在全中国就算没有一万，也有八千。父亲惯于玩这类自以为聪明的小游戏，这是他展示才华的用武之地。
　　很多人都说，父母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会有着特别的感情，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比如我二叔就是，他有六个女儿，长女永远是他的心头肉，连幼女都无法与她相比。可父亲对大姐似乎很淡漠，在我们三姐妹中，大姐是最老实、最沉默的一个，她总是埋头干活、吃饭，我几乎没有见她开心地放声大笑过，我和二姐抢东西时，她也从来不参加。父亲喜欢教我和二姐背唐诗，往往是他念一句，我们跟着学一句；他还让我和二姐比赛谁背得最快，我总能赢过二姐，可我从来没见他教过大姐。有时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起谁像爸爸，谁像妈妈，我发觉大姐的容貌跟谁都不太像，但她平时的沉默与父亲还是有几分相似的，就随口说：“大姐有点像爸爸。”没有一个人理我，让我感觉很无趣。
　　只有二姐最受父亲宠爱，二姐大我五岁，但若父亲看到我跟她抢东西，肯定是骂我。父亲对我的仇恨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我还在襁褓之中就强烈感受到了。我记事极早，有一次睡在摇篮里，可能是我觉得身上的被子太热，便将小手儿伸出来。父亲恰巧在摇篮边，他立刻动作生硬地把那只伸出去的手放回被子里。我很快又伸出手来，他再次拿起那只手放进被子，还用发狠的眼神制止我。望着他目中的凶光，我不敢再动了。
　　父亲看其他人的眼神都是平和的，但只要将目光转到我身上，就会变得狠厉起来，他用发黄的门牙半咬住下唇、脸上的肌肉瞬间绷紧的神情，已经永远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其实他那张脸即使因幼年出天花落下细小的麻子，也还算清峻。所以我平生最怕父亲，见他像见阎王爷一样，平时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出门在外挨了打、受了伤，也从来不跟家里人说。一个夏天的傍晚，我跟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池塘游泳，不慎掉进一个挖过抽水机的深水坑里没了顶，我拼命用双手刨着水，竟然侥幸地浮到浅水处，这才捡回一条命，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游泳了。另有一天中午，在去上小学的路上，我把一支新买的尺来长的铅笔含在口里，途经一个小山坡时不慎摔了一跤，铅笔将上颚戳破了足足一寸长的一块皮，没把喉咙捅穿就是万幸了！我疼得整整一个下午都没说话，晚饭也吃得极少，接连几天都精神不振，家里却没一个人觉察到我的反常。——这些事，他们至今都不知道。
　　直到我读初三时，有一次无意中听到母亲和大姐的谈话，才揭开家里种种反常现象的全部谜底——原来大姐不是父亲亲生的，而是母亲带着这个拖油瓶嫁给父亲的，怪不得父亲如此偏爱二姐、处处压制我，大姐在家里过于温驯呢！放眼村里，凡是那些盼儿子却生了几个女儿的家庭，二女儿都是最不受重视、最倒霉的一个，而我恰恰是父亲的第二个女儿。可是我对大姐并没有丝毫疏离之感，她才是最可怜的，父亲歧视她，母亲也没怎么疼爱过她，她只有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地过日子。我后来想，如果父亲同时教三个孩子念唐诗，又不会多掏一文钱，家里反而热闹些，可他连施舍这么一点点爱心都无比吝啬！
　　我和二姐几乎都是大姐一手带大的，很多时候我对大姐的依恋甚至超过了母亲，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与大姐一家保持亲密的联系；不过二姐对大姐似乎并没有我这样深的感情。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有些懦弱甚至窝囊的，没什么主见。她不会打理家务，家里的衣服、家具经常是七零八落，堆得到处都是；做饭既没有时间概念，手艺也欠佳，我中午放学回家，她还没把饭做好，等我匆匆忙忙扒完饭再赶到学校，上课铃都快敲响了。她煎的鱼，常常半生不熟，带有很浓的鱼腥味；煮的饭，锅底已经变成了黑糊锅巴，上层却还是夹生的。尽管如此，她还像一天到晚都忙得不得了似的，幸亏有大姐这个得力助手。
　　大姐识字不多，从我记事起，她就帮母亲照看我和二姐，帮家里干活。大约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大姐带着我们两个妹妹一起去菜园里锄草。锄了一会儿，不知是谁看到一条两米多长、胳膊那么粗的白花蛇从树上游下来，一颗三角形的脑袋冲我们这边直吐信子。我们吓得魂飞魄散，没命地往菜园门跑。大姐跑得最快，二姐紧跟其后，我心中又慌又怕，不小心摔倒在小径上，顿时大哭起来。大姐本来已经跑出了菜园，听见我的哭声，又回过头来，把我抱起来往外跑。过了好久，我们三姐妹都心有余悸；过了这么多年，想起那次遇险，我仍有些不寒而栗。有一年春节，我在火车站看到一个女人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身边还有两个女儿，大的七八岁，小的四五岁光景。稍后，她将儿子递给大女儿，自己则起身去上厕所。那女孩一接过哭闹不止的弟弟，便娴熟地一边抖起腿来哄他，一边找餐巾纸为他擦眼泪。她那副小大人似的懂事模样，使我的心瞬间变得柔软，想必大姐当初就是这样照管我的吧！
　　再大一点，大姐进了镇上八里开外的石山服装厂，她挣的每一分钱都贡献给家里了，直到出嫁前。我以前一直不能明白，父亲一个大男人为什么不出去找点事做，而是常年累月耗在家里，哪怕穷得揭不开锅？长大后渐懂人事，才恍然明白，原来他是守着老婆的裤腰带，想生个儿子呢！那时一家五口人的开销，全靠大姐在服装厂一个月两三百块的收入勉力维持。有时入不敷出，父亲便跑到厂里，预支下个月的工资。
　　父亲年过半百，儿子才姗姗来到，他在父亲心中无与伦比的尊贵地位，自然得在名字上表现出来。给四弟起名，几乎耗尽了父亲的所有聪明才智，他不知打了多少遍腹稿，才最终定为“中天”二字，希望儿子“如日中天”，就像那升到天顶的太阳，永远红红火火。四弟的出生，使父亲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命活力，他很快就到城里找到了事，每次回来都带着大包小包，那是给四弟购买各种衣服、玩具和食品。而对于母亲和我们三姐妹，他从未买过一件衣服、一项玩具。倘若不是四弟的到来，我还以为父亲只会念几句唐诗宋词，根本不会挣钱养家、不会到商店购物呢！原来他不是没有这份能耐，而是觉得我们根本不值得他付出，包括他曾经最宠爱的二姐，都及不上儿子的万分之一。
　　这时大姐已经二十出头，得考虑终身大事了。她的容貌虽然不是十分出挑，但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而且特别能吃苦耐劳，与其他同龄女孩子相比并不逊色。可惜由于我家的条件太差，人品出众、家境优裕的青年根本看不上，后来大姐找了现在的大姐夫，他住在服装厂附近，家里有五姐弟，他排行第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也算是娇贵的。他体形瘦削，个子跟大姐差不多高，不像是能够保护妻儿的样子，至少我是不敢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这种人的。
　　看到一个陌生的青年与大姐出双入队，我心里很有几分失落，却又无可奈何。大约在出嫁前一个多月，从来没舍得多花一分钱的大姐，有一天晚上下班回来，我发现她的一头长发剪了，烫成了农村女孩子最时兴的金黄色大花鬈。大姐见父亲的脸沉得像要下雨，首先坦白自己烫头发花了5块钱。父亲突然破口大骂，愤怒的词语冰雹似的噼里啪啦落在大姐身上，大姐当场被骂哭了。一连好几天，大姐下班回家，都会被父亲臭骂一顿。数年以后的一个夏天，由于蚊子太多，我花6.6元买了一瓶六神花露水，父亲得知后，同样把我痛骂一番。又过了一些年，四弟已是二十五六岁的男子汉了，长得身强体壮，我亲眼看见父亲慷慨地将1000元交给四弟，连眼都不眨一下。
　　大姐出嫁的前两天，我放学回家后，父亲不知为什么事骂了我，我一个人躲在稻草堆边哭得气咽声嘶，为自己备受父亲冷落、为大姐终要离开我而伤心，直到天完全黑透才回到家，没有人问过我一句，仿佛我根本不存在似的。
　　当了十五年掌上明珠的二姐，因为四弟的出生、大姐的出嫁，一下子失宠了。她特别有文学天赋，写的日记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念。父亲勒令她回家，跟大姐当初一样去服装厂做工，把钱一文不少地交给家里。可她她一门心思想读书，加上早已养成懒惰自私的性格，便死活赖在学校，是父亲一次次用铁锹把她逼回来的。平生最宠爱她的人，就这样变成了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她回家后接连大病了几场，父亲不仅没从她身上捞到分文，还倒贴给她一大笔医药费，他也无可奈何，只能随她去了。过了几年她嫁了人，从此与娘家老死不相往来。听说她在夫家照样好吃懒做，连丈夫生病都不知体贴照顾，但谁也管不着她了。
　　大姐婚后育有二女一子，或许她私心还是稍稍有些偏向儿子，但两个女儿并未感觉受到任何歧视。她在夫家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比大姐夫还勤劳得多，因此公爹公婆也没什么话说。后来她从镇上的服装厂出来，到武汉市给私人服装厂的老板干活去了，赶工的时候，每晚得十二点以后才能休息，虽然辛苦些，却比厂里赚得多。由于孩子们需要照顾，大姐夫就在家留守。那时她的公爹公婆都还健在，可以帮忙带孩子、做家务，大姐夫其实是很轻松的，他每天大量的时间都消磨在麻将桌上，有几次将大姐勤扒苦做的工钱都输掉了。
　　不过大姐并没有冷落过娘家，逢年过节回娘家从来不缺礼数。有时家里做了可口的饭菜，就把母亲接过去住几天；她见父亲的棉袄太破，又将服装厂里厚厚的新棉大衣以出厂价买回，送给父亲。我所就读的初中距大姐家较近，读初三时学校要求我们上晚自习，由于从学校到家里有五六里路，要经过一个极陡的山坡，时常有不良的社会青年守在坡上打劫或吓唬女生，晚上我只能寄宿在大姐家，她的家人都没表示过任何不满，有时做好了早饭还叫我一起吃，倒省了母亲给我的几块早饭钱。
　　有一年春节我回老家，得知大姐的三个孩子全部辍学，大的十六岁，小的才十二岁。两个女儿跟着她学裁缝，儿子则去亲戚那儿学修汽车。长女一不留神，缝纫机的针把右手食指戳了个对穿，用白纱布裹得严严实实。我心痛得流下了眼泪，这三个孩子还这么小，能赚多少钱？不趁年轻多学点知识，难道都要像她这样没日没夜地劳碌一生吗？两个小些的孩子实在厌倦读书也就算了，长女已经读完高一的第一学期，竟然也不读书！
　　我仔细询问长女，为什么不继续上学？她迷茫地小声答道：“很多人都说读了书没用，反正考不上大学；就算能考上，以后也找不到工作。”我苦苦劝道：“那些说读书没用的，都是没读过书的。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只有读过之后自己体会才知道。现在全国高考录取率已达百分之六十，考大学不像我们当初那么难了，你已经读到高一，再加把劲，至少能上个大专，到时在城里找份工作，总比起早贪黑赶衣服轻松些。”她听得动了心，不久果然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她与妹妹的命运，就这样分道扬镳。
　　大专毕业后，她在武汉市找了份文职工作。我建议她继续读专升本或直接考研，再上一层楼，她死活都不肯，只得作罢。我无奈地叹了口气，也不能完全怪她不上进，她周围几乎没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她们村迄今只有两人上过高中，而她是其中一个——她已经算是那儿学历最高的了，而且还是女孩。我没有能力帮助大姐家什么，看到她的长女后来发展得越来越稳健，至少不像她的弟妹们那样辛苦，总算有了些许安慰。
　　父亲对谁都抠，连他自己都舍不得买件像样点的衣服，只有四弟是个例外。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四弟长得高大健壮。可是由于多年的宠溺，他一点儿都不给家里争气。他不爱学习，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成天在家四处晃荡，还要求吃好喝好，若是他对哪次饭菜稍不满意，立马掀翻桌子打人。听说有一次他竟将父亲打得倒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还是邻居看不过去，才打120送父亲去医院，否则父亲这条老命直接断送在他手里了。父亲自然没脸告诉我这件事，是几年之后我从大姐那儿得知的。父亲实在拿四弟没办法，就打我们几个女儿的主意。我到南京大学求学期间，父亲不止一次地要求四弟来南京，由我帮他租房子、找工作，而我因常年累月生活苦寒，体质已变得十分虚弱，连自身都难保，哪有余力去照管四弟！我既伤心又生气，急忙把这件事告诉大姐，在大姐的一再劝阻下，父亲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自从我十八岁跨出家门，父亲就没怎么照管过我，哪怕我在大学交不起学费和住宿费、缺衣少食，看尽人间白眼，他都狠得下心肠置之不理。我禁不住凄然联想到大姐，父亲对亲生女儿都如此凉薄，何况一个养女！有一次我回老家，与父亲谈起大姐多年来为家庭的付出。父亲淡淡地答道：“人家不都是这样？”我一愣，随即明白过来，是啊，村里多少女孩子在出嫁前都是将所有打工的钱白白交给家里，父亲有什么理由愧疚呢？我明白父亲的心思：假如我发展得不好，固然会被他嗤之以鼻；但若发展得好，也只有被他算计的份儿。我无法改变父亲什么，只是希望已为人母的自己比父亲进步一点点，对孩子既不过分娇宠，也不过分冷落，给予足够的温暖和关爱。
　　我曾采访过一位企业家，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一直在暗中资助贫困大学生，但从未在任何媒体宣传（既然他本人不愿张扬，我也不便在此透露他的姓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向他们提供种种帮助时，特别注意照顾他们的自尊心。他还愉快地告诉我，他收养了一个女儿，已经15岁，但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亲朋好友们都说她特别像他呢！他从手机里翻出女儿的照片来给我看，她梳着两根羊角辫，一脸幸福地搂着爸爸的脖子。我的眼泪忍不住倏然垂落，这样仁慈的企业家，是应该兴旺发达的。
　　故乡在我的记忆中已渐行渐远，无论是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情感上。如果说我黯淡童年还有惟一的一抹亮色，那是因为大姐。
　　2016年11月6日于临安家中忘忧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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