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上听蛙

　　这几天南大中文系好戏连台，连续两个大型系列讲座成为这学期最为炫丽的压轴之作：一是6月22日～30日在知行楼举办的“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大型系列讲座；二是6月23日～26日在华东饭店举办的“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讨论会。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学者会师金陵，真正的风云际会，实属难得！
　　南大半数以上的老师和所有国内外专家都在华东饭店汇集，每天安排四场讲座，上午8:30～10:00，10:15－12:10；下午2:00－4:00，4:15－5:45。每场安排四位教授演讲，每人发言15分钟，然后请另一位教授评点、提问3分钟，本人再回应2分钟。四人演讲、回答提问完毕后，再与旁听的读者自由讨论10分钟。与会的中外教授男男女女都衣冠磊落，举止雍容，仅那份气度就令人赞叹不已。
　　知行楼的讲座一天只安排一场，最多两场，一个人演讲60～75分钟，再留15～30分钟与同学提问。由于与华东饭店的研讨会相比分量太轻，而且时间相冲突，我主要在华东饭店听了。只可惜23日上午我们考试现当代文学，下午又与一位即将毕业的师姐话别，误了一整天精彩演讲。不过24、26日两天的讲座我场场必到，一天将近八小时的报告全神贯注地听下来，晚上累得动都懒得动一下。当然，在讲座中我不仅仅是被动地听，也积极参与了讨论。
　　在24日现当代文学讨论中，一位名叫陈建华的教授提到，鸳鸯蝴蝶派小说是炒作的结果。等他讲完，我立即举起手来：“陈建华教授：您刚才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是炒作的结果，这一观点我不敢赞同。鸳蝴派小说其实也具有现代性，只不过是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为了树立起自己的新文学，而寻找一个强大的敌人，不幸鸳蝴派小说触了霉头。譬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这类作品大抵‘发乎情，止乎礼义’，并非‘语丝’派所指责的‘诲淫诲盗’；再看看所谓的革命文学，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沉沦》、蒋光慈的《短裤党》、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之流，都过于暴露，‘革命+恋爱’的扭曲形式实质上是‘暴力+色/情’。如果说鸳蝴派小说是诲淫诲盗的话，那么‘革命文学’就是‘大淫大盗’了（说到此处，全场大笑起来），不知陈教授以为然否？”第一次在这么多国内外知名教授面前提问，心里十分紧张，所以声音小较，而且语言稍稍有点乱，幸亏我是有备而来，这些话都事先潦草地写在本子上，照着念还不至于出什么差错。很多教授都纷纷回过头来看着我，陈教授听完，找不出更好的理由来反驳我，只好笑着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的这一比喻给人的印象很深刻。”
　　南大的徐有富教授大约是研究现代诗歌的，在26日现当代诗歌讨论中，他大谈特谈现代诗如何如何好，并解释现代诗歌之所以没有广泛流传，是因为没有配上音乐进行传唱，像屈原的《九歌》，其最初形式就是载歌载舞。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又以盛唐诗歌为例进行说明：“很多唐诗都是先由歌妓进行传唱，然后才名扬四海的。例如通俗诗人白居易的很多诗作，都有意送给教坊谱曲，一经妓/女传唱，立即声名大噪。所以现代诗歌应该与音乐结合，通过电影明星进行传唱，以达到普及的目的。某一位现代诗人本来没什么名气，后来被某歌星传唱后立即身价百倍，现在要请他写一首诗得21万元，可见歌星传唱的重要性。”他抱怨，“现代诗歌不被传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一辈卓有成效的诗人如艾青等，都拒绝给自己的诗歌谱曲。”
　　我大不以为然，在自由讨论的十分钟里，我首先指出新诗的弊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新诗的，而偏爱古典诗词。古诗词由于对偶、押韵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可以毫不费力地由此联想到彼，容易背诵。而新诗就不那么朗朗上口，这是新诗不容易普及的一个致命缺陷。而且由于现代诗人良莠不齐，很难分出诗歌创作的高下，所以有人曾开玩笑说，谁也看不懂的诗就是朦胧诗（全场大笑）。”接着我又说明何以新诗不能传唱的理由，“您刚才说盛唐时期的诗歌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妓/女才得以广为流传，那么您是否将当今的歌星比作妓/女了（全场大笑）？诗人不愿与歌星合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流行歌曲的歌词过于俚俗，而那些歌星大抵素质低下，绯闻不断（笑声）。况且作为一个清高的文人，尤其是一个灵魂的歌者——诗人，要靠妓/女来增加他们的知名度，是否有一种逼良为娼的侮辱感？”徐教授勉强解释道：“这正如唐诗宋词最初被妓/女传唱一样，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就这样模糊过去了，他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这次提问我表现得很镇静。
　　依笔者浅见，一首诗能否得以流传，关键看其自身是否经得起推敲，而不是有没有妓/女传唱。倘若一首诗文辞优雅，音韵和谐，自然有口皆碑，岂止妓/女传唱？倘若一首诗格调低俗，佶屈聱牙，即使有人愿意唱诵也未必能流传久远。世上是先有佳作，然后才有传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尔此文观点有些本末倒置。
　　笔者不无悲哀地感到：什么时候诗歌沦落到完全依赖妓/女传唱的境地，这种文体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6月26日下午的一场压轴大戏更见功力，国内外赫赫有名的八位教授粉墨登场，分别是：南京大学张宏生（主持人，以下嘉宾）、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南京大学周勤初教授（目前南大中文系最老的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奚密教授（女）、美国加州大学徐刚教授、英国伦敦大学贺麦晓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七位教授分别作了约20分钟的演讲，开始几十分钟还听得十分起劲，后来精神渐渐疲倦下去，不知所云了，甚为可惜！最后30分钟提问的全是知名学者，在如此庄重的场合，我可不敢随意插嘴，如果提问过于肤浅，岂不把南大的老脸都丢净了！
　　每一场的气氛都十分紧凑、热烈，古今中外名师聚集一堂，互相驳斥、问难，其中不时出现很多令人拍案叫绝的吉光片羽，让人感到紧张而又兴奋。当然其中也有少数教授的论文写得不太好，还抵不上一个优秀本科生的。这次大型讲座实在令人的视野和思维得到极大扩充，截至现在，华东饭店“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讨论会刚刚结束，知行楼的“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大型系列讲座还剩五场，我会继续关注，如有精彩片断一定报告，让大家也分享分享。
　　2005年6月26日于南大图书馆

　　27日下午4:00～5:30，知行楼的“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大型系列讲座第五场继续进行，是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系的方秀洁教授讲座，题为《性别与经典的缺失：晚明的女性诗选》，张宏生教授主持。
　　虽然暑期已经到来，然而偌大的会场依然座无虚席。方教授年约五十多岁，花白的马尾扎得高高的，似乎在与她的年龄进行无声的抗争。方教授是研究明末清初女性诗歌的专家，她详细分析了女诗人在男权社会中的边缘地位，以及她们的作品之经典化的过程及原因。在传统以男性为主的诗集编篡中，往往将女性诗歌归入末流，与女尼、僧道归为一类，带有几分侮辱性，所选的女诗人也仅限于班昭、鱼玄机、谢道韫、李清照、朱淑真、薛涛、柳如是七位，其他都忽略不记了，极大阻碍了经典的形成。所以明末清初尽管女性诗人大量增长，然而女性诗人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并未得到改观，我们现在的明添诗歌研究，应对这一现象投入更多的关注，并质疑西方认为中国明清诗歌衰退的看法。明嘉靖年间女性诗集急增，如纪弦编篡的《闺秀集》就是一部明清之际女性诗作总集。此外还有《彤管集》（张知相）、《新女史》、《彤管遗编》（姑苏所刻）、《名垦玑囊》、《淑秀总集》等。
　　由于方洁秀教授的讲座学术性太强，通篇引经据典，缺少文学的想像力；再加上那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神情，场内氛围显得沉闷而又压抑。尽管我伸长了耳朵，照着稿子念时，仍有不少古文听不懂或是听错了，其他非中文、历史专业的就更不用谈了，60分钟下来场子里就呵欠连天。后来的提问也鲜有出彩的，所以我的笔记上一个都没记下来。

　　28日上午10:00～11:30，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奚密教授（女）前来知行楼演讲，题为《现代汉诗研究：回顾与展望》，刘俊教授主持。
　　奚密教授眉眼十分清秀，一双不大的眼睛汇聚了山川之灵，一头大波浪的飘逸长发，有时将右手从额前向后轻轻一拂，那满头的轻絮便随之风飞起来，所以我简直猜不出她的年龄来，大约四十上下吧？可以断定她二十多岁时一定是个大美女。
　　话休繁絮，书归正传。奚密教授是从台湾大学外文系去美国的，除了目前的汉诗研究之外，也曾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工作，目前在国际汉学界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诗是浓度最高的语言形式，1930年代台南“风车诗社”提倡超现实主义，三四十年前的汉学家基本对中国现代文学没兴趣，只做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实在太辉煌、太灿烂了，以致于我们一提起中国诗歌，首先就会想到李白、杜甫，而不会将闻一多、徐志摩作为代表。现代汉诗是处于古典文学的巨大阴影之下，身份暧昧不明，故台湾诗人纪弦有一句经典的话：“旧诗在朝，新诗在野。”现代诗1980年代才进入教材，然而现代诗与古典诗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意境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五四到现在，从国内到海外，不少学者都以质疑的方式提到“中国性”，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现代诗一定要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中国特色。梁实秋曾说过，中国现代诗就是西方诗的整体移植。纪弦也明确表示：中国现代诗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
　　个人认为，诗歌与小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里与王德威先生唱反调，在小说界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诗歌界则不然。诗的形式不变，境界也很难改变。从清末民初到新诗，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创举，所以现代诗与古典无所谓好坏，不要用同样的美学规范去要求它，就像苹果跟梨子分不出谁好谁坏、鸡跟鸭无法对话一样。问题的关键是：在打破了古典美学规范之后，如何建立现代的美学规范，也就是写诗的目的、原因及诗人的定义。闻一多的第一首诗题为《李白之死》，似乎昭示着古典诗的寿终正寝，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人。
　　时代在变化，我们的环境也在不断改变，诗人也应改变观念。所以现在有人提出诗与非诗的区别，并质问：这也是诗吗？诗到底是什么，这涉及到文类边缘化的概念。在当今社会，诗人、文人都是边缘化的，从五四到当代，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是强势，而其他风格均被忽略，甚至被埋没。自从1980年代以后，穆旦开始又一次受到广泛关注，穆旦、废名、陈敬容、戴望舒等一系优秀诗人在1949年以后，只能从事翻译工作。从五四到现代，现代汉诗主要是抒情传统，没有写实传统，由于历史因素，有很多断裂，台湾日据时代只能用日语写，现在已有很好的是译本，大陆1949～1976年断裂。而我坚持认为，政治是短暂的，而艺术是永恒的。
　　我个人把现代汉诗作为一个总的传统来看，没有作更细的划分，艺术无国界。当代美国诗人大多读过中国诗歌，不仅有古典诗歌，也有现代诗歌。
　　以下是听众提问：
　　1.诗歌有无个人化和大众化之分？诗歌无所谓个人化和大众化之别，诗歌最终是艺术性的问题，虽然它成为经典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我们还是首先看其作品质量。真正的诗人是为艺术而写，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2.您是怎么看待大陆十七年文学中地下诗坛的？诗歌语言总有几分疯狂，我目前正在研究诗人与疯子之间的联系。中国地下诗歌中，贵州诗人黄翔，国内外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他的政治性，把他作为一个受迫害的流亡诗人，其实他还具有现代性的一面。黄翔的诗歌在大陆直到现在仍被禁止，我曾选编了一部诗集，挑选了二十几首。他觉得非常惊讶，因为他从没料到自己身上还有作为现代性的一面，如果不是我发掘出来，将永远被埋葬。无论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还是研究者，都应尊重艺术，尊重文学，尊重学术。
　　3.如何重建新诗的美学规范？诗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如有可读性、音乐性等。文学研究的专业专在哪里？我们并不是读了几本理论著作就提高了鉴赏水平。那么美学规范的重建，首先是对文本的把握；其次是考虑文学史是怎么产生的，每一位作家写作时，其潜意识中都与前人、今人有一个对话，再与文学的社会学层面互动。说来好笑，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总要落后于别的学科一二十年，在中国大陆又落后于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二十年。目前美国正在纠正对理论的过分依赖，《理论帝国》一书，就是讲理论的得与失。过分迷信理论，就不相信文学了。跟着潮流走，最容易被潮流洮汰掉。（提问者恰巧是我认识的一位同学，他可能就是从事诗歌创作的，当然更关注新诗创作中美学规范的重建问题；而奚密教授的回答更多的是从研究的角度，二者有些错位。）
　　4.新诗与旧诗创作之比较。新诗因为绝对自由，绝对开放，反而不好写；而旧体诗只要掌握了格律，只要稍懂点文学常识都可做，无论如何都可以成为一首“诗”。艾略特曾说过，诗人是最好的批评家。（自我解嘲地）看来我是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批评家了，不过一流的诗人未必是一流的批评家，一流的批评家未必是一流的诗人。创作有一部分是神秘而不可解的，“新批评主义”是第一次把批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对待的。
　　5.如果把新诗翻译成英文，是否太像西方诗歌了？如果太像了，是读者理解的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如果把旧体诗翻译成英文，与新诗又有何微妙区别？（最后这一发连珠箭似的问题太厉害了，是一位老师提出的，我还不知道他的姓名，大家都十分关注却又没有想到，看来姜还是老的辣！）《从庞德到现代》（？）在国外，只有通西方的中国人和汉学家喜欢谈“中国性”，而美国诗人是不谈“中国性”的。（奚密教授对此也不能给予一个确切的回答，我听得不太明白，笔记也不很全面。）
　　讲座花了整整一小时，本来只留下半小时给听众提问，但同学们提问非常踊跃，奚密教授便向主持人请求：“我宁愿牺牲午饭的时间，与同学们多交流一会儿。”所以讲座一直延长到整12点才结束。

　　2005年6月29日于南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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