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文论

　　《麻雀》（屠格涅夫）与《斑羚飞渡》（沈石溪）这两篇散文的内容较为相似，都是幼小动物面临生命危险时，它们的长者不顾自身的衰弱和敌人的强大奋力抵抗的一幕，单从其结构方式、表达技巧乃至措辞遣句上，我很难判定优劣。不过，由于《斑羚飞渡》的表达方式是纯中国化的，似乎更令人容易接受一些。
　　但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麻雀》的思想境界是《斑羚飞渡》所无法企及的。这两篇散文中的“我”均作为当事人亲临现场，前者当“我”看到老麻雀惊叫着扑向猎狗时，被一种强大的母性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立即唤回猎狗，“怀着敬意”地走了。而《斑羚飞渡》中，“我们”将斑羚赶到悬崖，满以为它们可以乖乖就缚，任人宰割，岂知事情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在灭顶之灾面前，老斑羚甘愿以自己的死亡为小斑羚架设起一座生的桥梁。它们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对它们而言，无论生与死都是一种超脱。而那些亲手将它们逼向绝境的人类，更没有罪恶之感，既没有网开一面，放它们一条生路，仅仅是“惊讶”。他们惊讶什么呢？他们惊讶老斑羚竟那么从容地走向死亡；他们惊讶动物竟比人类想象的睿智，他们惊讶煮熟的鸭子眼看飞了……他们自以为很强大，就可以随意剥夺动物的生存权利。
　　中国人素来缺乏信仰，没有众生平等的观念和终极关怀之心，只拿些“天下”、“黎庶”、“苍生”等等不着边际的大帽子来吓唬人，不屑于办一件具体的实事。久而久之，使得中国人流于假大空的虚幻目标，而对眼前身边的小事却极为冷漠。明代清官海瑞，可以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抬着棺材上朝，然而自家的小女儿犯了点小过错，竟将其活活勒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中有云：“居家九娶而易妻，无故而缢其女。”）《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对他人的关心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哪怕路上行人的鞋带松了，她都可以随时弯腰帮忙系上；却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异常粗暴，甚至大年三十都不跟家人相聚，没有一丝母性的温柔（老鬼《母亲杨沫》）。不少人在电影院里可以被一部电影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是刚走到路上，面对着一双高举着破碗的枯手，却漠然避开，他们的良知早已被伪善的泪水冲得干干净净。这种人格分裂是中国文化的必然产物。
　　纵观华夏洋洋五千年文化典籍，人类一直“高高在上”，很少有对其他族类的悲悯之心。最早可追溯到孔老夫子，“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正义.乡党》）历来的教科书几乎都众口一词地说，这是圣人强烈人文关怀的表现，因为人命比马命宝贵得多。我独不然，马同样是一条生命，它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人类服务，凭什么该被活活烧死？
　　而西方文学中的普世情怀触目皆是，信手拈出一例：《神秘岛》（儒勒•凡尔纳）中，五个人加一条狗坐着气球从里士满出逃，气球飘到太平洋海面上空时竟破裂了，以至急骤下降，随时都有葬身海底的危险。在这生死存亡之秋，我猜测他们一定会忍痛割爱，将那条狗扔下去的。因为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狗跟马一样，不过是人类的附属物。岂知他们果断地扔掉了几乎所有的必备之物：武器、衣服、食物……而那条狗始终与五个落难者生死相依，并不比其中任何一个人低贱。看到这里，我深感愧疚，仿佛自己做了一回刽子手。
　　中西方文化乃至行为方式差异如此之大，归根结底在于两者的哲学观念不同。西方人信仰上帝，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上帝是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完美无缺的神，故此当世俗中人向他看齐时，精神才能不断地被拔高，最终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而中国人崇拜的对象很多，最常见的是孔子、皇帝、自己的祖先以及历代或当代的英雄。一个个体的人，无论他自身的道德修养有多高，哪怕“吾日三省吾身”，也总难免有意无意地犯各种各样的罪（这里的罪并非指法律意义上的罪）。这些活生生的□□的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或缺陷，当我们以他们的行为准则为标准来要求自身时，我们首先就是不完善的了。取乎其上，仅得其中；取乎其中，斯为下矣！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孔家店被打倒了，皇帝被铲除了，连一个有缺陷的偶像都不存在了，中国人集体陷入信仰的恐慌和焦虑之中，世风日下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什么时候，中国人在关心同类伤亡的同时，附带着也问一问马的生死，才走出信仰危机，中国文学距世界文学也就不远了。

　　2006年8月28日于南大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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