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在修仙

　　隆庆六年（1572年）的一场政变，把当持国柄数载的高拱同志赶下了内阁首辅大学士的位子。告病在家的张居正默默看着内监冯保在这场风波中获得胜利，而老同事高拱则被一道“不许停留”的谕旨逼得只能自己打车仓皇离京。深宫内监干涉大臣任黜，向来不被视作政治清明的象征。照理说，张居正是不该跟冯保站在同一阵线的。然而三天后张居正上朝时，理所当然地取代了高拱的地位，开启了他当国十载的首辅生涯。受益如此之大，便难免使人怀疑在冯保和高拱鹬蚌相争十数天中，他到底是不是病得非请假不可了。

　　然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年张居正48岁，是他进入仕途的第25年。明朝的翰林院是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张居正已在其中呆了足够长的时间。在这25年中，他见习了严嵩PK夏言、徐阶PK严嵩、高拱PK徐阶、冯保PK高拱等一系列的明争暗斗。他已将耳闻目睹中积累的政治经验，儒家的理想，法家的手段，象教的精神，融贯成一套自己的处世哲学和治国方针。所以不管他主观上对高拱抱有如何复杂的感情，48岁这年的政变，都算来得正是时候。

　　张居正要当国了，他会有怎样的执政风格呢？次年，他在一封写给吴百朋的书信中如此说道：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书牍三《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他说他愿意做一张草荐，任人枕卧，不怕被屎尿浸渍，不怕被体垢玷污。这几句话中透露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简直可比之于佛陀牺牲自我以成全众生的誓愿与精神了。

　　我佛慈悲，有这样济世宏愿的首辅大人，想必一定会推行仁政吧。

　　“江陵宗本在儒，而深于佛……以佛家大雄无畏，粉碎虚空，荡灭众生无始时来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转成儒家经世精神。”（熊十力）

　　·另类“仁政”：杀以止杀

　　“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隆庆六年的政变发生在明穆宗去世之后，明神宗即位之初。次年改元万历，明神宗就是有名的万历皇帝。如果你看过《万历十五年》，大概很清楚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对其恶感加深以至于抄其家产的故事后续，但那是后话。万历元年的万历皇帝还小，只有11虚岁。此时的他对张居正十分恭敬，同时也敬畏着自己的生母慈圣太后李氏。

　　张居正深于禅学，李氏亦笃信佛教。佛教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戒杀，所以李氏平日里的爱好除了建寺供佛之外，偶尔还想大赦天下。

　　建寺供佛当然很花钱，不过张居正要抓紧手中的政权，就不能不结好小皇帝的监护人。所以每当李太后赞助了新的寺庙工程，他都会竭力发挥自己在翰林院磨练出的文案功底，为新落成的寺院写下歌功颂德的碑文。只是在某些碑文的措辞中，不难发现他对这种另类的浪费颇有劝谏之意。比如他说：“这座寺庙的建设，就算役使了百姓的劳力，花费了国家的钱财，只要能祝福太后万寿无疆，臣民都还是乐此不疲，何况既不劳民，又不费公款……为人臣子，自然要踊跃赞颂，根本停不下来啊。”这样有反话嫌疑的颂词，恐怕李太后也只能假装看不懂了。

　　“……兹宇之建设，虽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财，而可以祝圣母万寿者，臣民犹将乐趋焉，况役不民劳，费不公取，用以保国乂民，功德无量，为臣子者，其踊跃而赞颂之，讵能已耶？”（张居正《敕建万寿寺碑文》

　　如果说张居正对于兴建佛寺的谏言是适可而止，那他对赦免死囚的反对态度则坚决得多。

　　是的，张居正曾说“有欲取吾耳鼻，吾亦欢喜施与”，言语中仿佛有不惜割肉啖鹰以身饲虎的菩萨心肠，但是他却和宋朝有名的不信佛的大臣司马光、范镇一样，反对宽赦。

　　“圣上的母亲只看到死囚受刑令人怜悯，而没想到被他们戕害的无辜生命正含冤蓄愤于幽冥之中。如果圣主不为其泄愤雪恨，则他们的怨气郁而不散，将化为寇乱，降为灾异，如此受害的又将不只一人一户。为什么只可怜那些有罪的凶徒，而不悯恤无辜的良民呢？……”（张居正《论决重囚疏》）

　　称冤魂的力量会变异成天灾人祸，自然是无稽之谈。不过用鬼怪之说来劝服相信这一套的李太后，也算是因材施教了。就这样，李太后试图赦免罪囚的意愿屡屡受挫，而力挺刽子手落下铡刀的正是内阁首辅张居正。

　　汉语中有时会用“刽子手”来形容凶徒，其实刽子手不过是一种职业。纵然手起刀落之下难保没有枉死之鬼，但只要死刑正当，他们的职业便也正当。张居正就不歧视刽子手，不仅如此，他还说：假如我是一个刽子手——

　　……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张居正《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菩提（bodhi），意为觉悟、悟道，即领悟到事物的本质。“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的意思，大概是“假使我是刽子手，我也不会离开法场，并将在行刑过程中契会真理。”

　　（以上解释仅供参考）

　　·“刽子手”的寓意

　　张居正自称“刽子手”，当然不单是指他反对赦免死囚的立场，更是比喻他“不合流俗”的整饬纲纪的措施，一种刚猛到难免被视为苛刻的执政风格。

　　谁在指责张居正？彼时大众媒体尚未发明，而底层百姓的主张即在今日也难被听到，唯一能发声的只有知识分子。他们就如□□当选后一脸懵逼的美国精英们一般，怀着对张居正之治国才能和本阶级利益的双重忧虑，害怕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于是他们拿起了伦理道德（君臣之义）和政治正确（儒家宽仁和崇古的原则）这两套武器，对张居正发动了攻击。

　　刚猛太过吗？张居正自己也承认：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栋桡而本末弱矣……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

　　衰难之世，因循常理必不能救国之困，此时除了采取非常手段别无他法。许多人看到了非常手段表面上的疯狂，却没认识到疯狂背后势在必行的深层理性，这是张居正的寂寞。至于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雷厉风行地锄去当路芝兰，是否会使自身遭受怨仇的反噬？他已无暇计较了。

　　刽子手一刀，砍掉了官员福利。

　　明朝驿站所需，一概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官。官员只要亮出一张名为“勘合”的通行证，就可以在驿站吃喝住用，甚至另有需索。万历三年，张居正着手整顿驿递制度，具体措施包括收紧“勘合”的发放、严格“勘合”的缴还期限等。使官员对驿站物资的使用权大大缩小，自然能减轻驿站附近老百姓的生活压力。

　　刽子手第二刀，砍掉了书院和“学霸”。

　　明朝政府的地方官办教育机构，有府学、州学、县学等。在其中就读的学生享有免费领米和豁免劳役的特权。随着学校扩招，这种特权阶级的队伍逐日壮大，成为了一股有“学霸”之称的扰民势力。

　　嘉靖十年题准：“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万历本《明会典》卷七十八）

　　为了振饬学风，张居正先整顿提学官，接着裁减学额，开除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对那些常年享受国家福利但依然不谙文理的生员，还有强行充吏或罢黜为民等处分。万历七年，诏毁天下书院，以限制奔竞和空谈之风。

　　刽子手第三刀，砍掉了地主拖欠田赋的优惠。

　　神宗登基后，下令隆庆元年以前的积欠田赋一概豁免；隆庆四年以前的，收70%；隆庆五年以后的，全额追缴。张居正用“考成法”来核实赋税征收是否足额，逼得任职官员不得不把田赋如数收上来。

　　所谓“考成法”，就是把一切需要查核是否如期实施的项目记录在簿册中，一本送交六科，一本掌握在内阁手中——实施一项，注销一项。听起来不过是一个办事清单，不算什么惊世骇俗的创意，但这个方法却真正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且在实收田赋一事上贡献很大。

　　这是否算是摧残百姓呢？其实彼时江南地区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已出现了许多使得“官民两困”的豪强地主。他们总有办法优先豁免田赋并规避劳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从“惠民政策”中获得实利。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张居正的“苛政”主要打击的是大地主了。

　　“高冈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

　　高山深林有猛虎巨蟒，但只要世人不失足进入险境，就没有被吃掉的危险——张居正曾经做过这样比喻，以说明自己的严刑酷法不至于危害良民。说张居正刚猛的执政风格之下，绝无因此受累的好人，当然太过理想化。就算首辅大人没有冤枉好人的初心，下级官员却有奉行过甚以媚上求荣的动机，这是不难想象的。

　　·愿公自信，不恤浮言

　　“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

　　有逢迎上意的佞幸，自然也有以鲠直自居、不吐不快的忠臣。小官可以劾奏大官，是掣肘权要的一种平衡方式。宋代名臣上疏，动辄便提“广开言路”。然而张居正恨的就是议论过多的“晚宋窠臼”，这是从史书中读出的心得，也不妨归罪于高拱和徐阶手下的言官混战给张居正留下的恶劣印象。

　　隆庆二年，张居正上《陈六事疏》，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省议论”的观点。这段话放到今天来看也有其价值。划重点如下：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

　　张居正说，他常看到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就上陈一疏，要不就说“此人有才”，要不就说“这人能办好事”。其实官员下车伊始，哪能对地方利病知道得如此详细？不过就是道听途说，总结成文罢了。然而因为“文藻竞工”，人读了就觉得好像很有道理；但要真的考究起来，却发现根本没有干货。

　　如果不去追究言论的实效，那么言者就不会对自己讲的话负责。时间一久，他们可能连自己倡议过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样的议论有什么听取的价值？

　　“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

　　“事无全利”这四个字太重要了，充分体现了张居正这种实干派的思想特点。此处张居正没有举例，笔者代举一个。

　　隆庆二年，常年为患明朝北部边境的鞑靼首领俺答，在一次偶然的“外孙离家出走投靠明朝”的事件之后，表示再也不入侵大同了。宣大总督王崇古苦口婆心地劝说俺答“入贡”，俺答同意，然而许多朝臣却表示反对。他们说，如果要封贡，必须保证百年内边境不至生事。

　　这真是一种很公主病的想法。俺答“入贡”的决定当然可能变卦（事实证明俺答终身归顺了），然而将来变卦又如何，能坏得过俺答年年入寇、北京次次戒严吗？

　　张居正在写给王崇古的信中说：“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权衡此中利害，多么清晰明白，然而朝臣居然还咬定封贡一事的坏处而执意反对，岂不是没脑吗？写到激愤处，张居正甚至说“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

　　“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

　　做大事，必须在行动之前做好充分的计划，不要因为众人交口称赞就行之过速；等到筹划已定，则断然推行，哪怕受到百般阻挠，也执意不回。用人也是同理。

　　再代举一例：万历四年，漕运总督吴桂芳提出了一个治理黄河的方案。张居正看完吴桂芳的奏疏之后，认为其逻辑清晰，言之有理，是可以信任的人，于是决定全力支持吴的提议。

　　万历六年，张居正写信给吴桂芳说：

　　“若夫流议怨谤，则愿公勿虑焉。孤浅劣无他肠，唯一念任贤保善之心……愿公审固熟虑，集思广益，计定而后发，发必期成。至于力排众议，居中握算，则孤之责也。……（”书牍十《答河道司空吴自湖言任人任事》）

　　他反复对吴桂芳说，要他不必害怕朝堂之上的“流议”，只要他思虑精祥，谋定而后动，那么后方力排众议、居中握算的重任，他张居正自会承担。（此处张居正自称“孤”，是因为万历五年张居正丧父，无父为孤。）

　　张居正算不算独断专行？当然算，他所向往的就是高效的独裁。不过独裁也有相对清明与暴虐之分。张居正后来清丈全国田亩，限期三年完成，待到期限将满，一向执法严苛的他却叮嘱科臣别急着弹劾那些没有及时完成任务的地方官员。为什么呢？他就怕这事做得太过潦草——这又体现了他注重现实的一面。清丈田亩势在必行，反对无效。但又不能不考虑现实中的困难，因而可以“不必论迟速”，以保证其精详审慎，让这“旷世之举”在自己任内做个“一了百当”。

　　张居正是一个自信的独裁者，他不只自己自信，还希望他信任的人才也自信。他对封贡计划受阻的王崇古说“浮议虽多，不足恤也”。他对治河专家潘季驯说，只要潘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那么“言者云云，皆无足采”，请他“坚执前议”，放手去做。他对正在剿寇的两广总督郭应聘说“兵机不敢遥制”，自己的愚见任郭总督高明采择。他对曾在福建清丈田亩的耿定向说“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

　　·诚不知其所终矣

　　有人将权力视作理想本身，也有人只把权力当做实现理想的工具。张居正在事业获得成功之后，一再辞免荣衔，于万历八年初、神宗18岁时，上疏乞休：这说明他属于后者。

　　从万历八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屡屡递上恳请退休的奏疏。在私人通信中，他也不只一次将自己比作精疲力尽的老马，无奈于主上的“鞭策不已”。他的顾虑有很多，一则自己精神萎顿，已经不能像年富力强时那样精明干练。一则“天道忌盈”，他久握大权，“治绩炳然”（《明史纪事本末》），应当见好就收，否则可能不得善终。

　　可是神宗不但不让他退休，连假期都给得有些吝啬。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了，他自称这病“似非药饵能疗，惟澄心息虑，谢事静摄，庶或可痊”（《患病谢遣医并乞假调理疏》）。我这病啊，吃药没用，只有不干活才有可能痊愈。听起来倒也很适合写在现代人的病假条中。然而万历皇帝回道：“宜慎加调摄，不妨兼理阁务”，犹如领导对你说，多喝水，不来公司可以，在家也可以加班嘛。

　　皇帝固然忌讳权臣，但颓废偷懒、“垂拱受成”的心态似乎也是真的。大概正是依赖心和嫉恨心的拉锯，发泄私愤和杀鸡儆猴等复杂动机的发酵，才酿成了张居正死后家破人亡的悲剧。

　　万历十年，张居正上疏请求蠲免积欠的田赋。没错，从前主张用考成法督责官员追缴田赋的张居正，现在竟然请求蠲免宿逋。这当然没什么好奇怪的。政策随时局改变，而局面的改善则是实干而非空谈的结果。没有万历初年的“苛政”，何来十年后北方边患减轻、国家花费减少、公私积累有余以至于可以“休养生息”的清明景象？

　　张居正有自信的资本，因为他所主张的东西一再被证明正确有效。唯独他推崇的独裁制度，却在他打算归政的晚年，造成了他的困局。民主制度总是在乱哄哄中前进，它的好处在于不必由一人承担时事的好坏。独裁制度则太过依赖于独裁者本人的能力。谁能取代张居正？李太后对明神宗说的那句“俟辅尔至三十却再审处”，恐怕低估了儿子的自尊心。

　　张居正在《杂著》中写道：“事明主易，事中主难；事长君易，事幼君难”。神宗当然不是明主，但也不是任人操纵的白痴。他是胸怀和智慧都有限的“中主”，又是憎恨辅政大臣“藐朕冲年”的“幼君”，也难怪张居正感到难上加难了。

　　是非常之人，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最后也得到了一个非常的下场。若老张地下有知，遇见自己那过早前来地府报道的儿子张敬修，大概也不会觉得太奇怪吧。

　　《世说新语》中说，东晋权臣庾亮之子庾龢讲过这样一句话：

　　“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貒貉啖尽。”

　　明朝的政治当然已不允许出现桓温和王敦，但却不妨有个张居正。他在一场有污点的政变后上台，他的故事亦在屈辱的抄家中结束。他执政的十年充满争议，但他比许多稍被浮言所诋就遁去的君子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那种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的自信和生气，确实能使翻阅史书的后人，为之一振精神。

《乱世女参军》
努力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