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臣同人）内阁大臣在三十年后的日记

　　我终于从班加罗尔回到了熟悉的伦敦。
　　我不知该如何形容这场印度之旅，硬要谈谈感想的话，那么这是一次奇妙的减肥旅行。我跟着首相坐上包机的头等舱一路飞行，所到之处充满了鲜花和闪光灯，几乎每天照片都出现在泰晤士报上面……更重要的，一切的先期谈判工作已经由文官们全部完成，我们过去唯一的工作就是在早就定稿的最后公报上用花体字签名，意气风发地登上报纸头版。
　　从另一个方面看：虽然我们选择了印度最好的酒店下榻，仍然无可避免地遭遇了当地动物过于亲密的招待，曾经有只野狗把我的席梦思床垫当成了厕所，另一条蛇潜入了首相的房间，第三只猴子从窗户里潜行进来抓住汉弗莱的钱包翻身离去，而后者只能徒劳无功地用牛津英语大声呼救——无论印度人还是猴子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更糟糕的是当地的饮食。难以想象经过几十年英国食物荼毒的肠胃仍然无法接受南亚细菌的热情，在德里那几天我们无一例外患上了德里肚子，每时每刻都仿佛有千军万马对括约肌发起冲锋。离开德里后这种情况丝毫没能得到改善，在班加罗尔那几天我们除了出席宴会就是坐马桶，肠胃个个比同花顺还要顺畅。
　　无论如何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用香槟酒，鱼子酱和大英政客们勇于自我奉献的消化系统谈成了一大笔生意，这个冬天没准因此会过得舒服点。
　　然而昨天我回到了伦敦——立刻热泪盈眶地怀念起班加罗尔。美妙的亚热带天气！只需一件衬衣加一件外套就能满街跑的秋冬之时！印度的温暖多情让我忘记了此时英国正笼罩在寒冷刺骨的迷雾之中，阵阵阴风席卷着唐宁街外寥寥无几的树叶，仿佛现实版的道琼指数一般惨淡无光。
　　今天早晨我来到了办公室，每个人都哆嗦得像被剃光了毛的企鹅，没法脱大衣，嘴里一个劲喷白汽，汉弗莱始终用手绢捂着鼻尖，我则喷嚏连天。伯纳德不得不在我打喷嚏的间歇中断断续续地向我汇报工作。
　　最后好心的伯纳德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建议我应该找点能暖和身子的东西，比如一杯烈酒。“太好了。”我哆哆嗦嗦地感谢他，“请给汉弗莱也拿一杯。”
　　“遵命，大臣。”伯纳德轻快地走去倒酒，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去印度，从冷空气降临时一直留在伦敦，现在早已习惯了。
　　哎呀，我被冻得实在受不了啦。地球的温室效应不是愈演愈烈吗？为什么冬天越来越冷了呢。”
　　“恕我直言，大臣，温室效应从来都是胡扯。”汉弗莱直吸鼻涕，却仍然对我的话嗤之以鼻，希望他不要连鼻涕一起嗤下来。
　　他习惯跟我唱反调已经到了偏激的程度了。“汉弗莱，你出身古典文学系，对科学一无所知。”我庄重地说，“气候变暖是气象学家用科学方法证明出来的结论。”
　　“气象学家，”他哼哼着讥笑道，“他们一边嚷嚷气候变暖，一边提出千年极寒。他们言之凿凿说二十年后海水会淹没伦敦，却连今天晚上是否下雨都会猜错，他们哭天喊地臭氧层破洞紫外线毁灭人类，同时大掏腰包去海边把自己晒出皮肤癌，不，我不相信气象学家，我宁愿相信自己的膝盖。”
　　我惊诧于他深深的偏见。要是这样说哥本哈根会议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呀。
　　“哥本哈根是供政治家发泄的一场盛会，与会的第一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可以互相指着鼻子痛骂。”汉弗莱尖刻地说，“不需要任何实质进展、结论和行动，大家打完嘴炮心满意足地回国宣称取得了胜利，和联合国没什么区别——除了我们没有一票否决权。”
　　“低碳运动呢？”
　　“一群摄取过多营养的肥胖人士对减肥的时髦说法。”
　　“环保主义者呢？”话刚出口我自己就得出了答案，“那群古怪的、反科学的闲操心人士，固执得跟驴子有一拼。”
　　“或者像苏格兰民族主义分子。”汉弗莱笑着说。
　　他的话有些道理，但太愤世嫉俗了。我对他说，听上去他不在乎一切有关生活质量的问题：环境、资源、污染……而这些新鲜的科学性陈词滥调往往是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
　　“术业有专攻嘛，大臣。您作为我们的政治领导人要站在更高的地方承担更为繁重的责任，并提出与您的崇高地位相伴随的意义深远的策略，而您谦卑的仆人将眼睛紧紧锁在目前的肤浅琐事上，以勤劳而卑微的工作辅助您深远的眼光。”
　　这话听上去真舒服，不过，“你在说什么呀？”
　　“嗳，您关心环境、资源、污染等等问题，而我则在意增加部里预算。”他冷酷无情地回答。
　　这时伯纳德走过来递给我酒杯，我深深地啜吸了一大口。
　　真暖和呀。顿时从喉咙口涌进一道暖流，包裹住身体从上到下连四肢都暖洋洋的。酒是冬天最好的朋友。我又喝了一口，觉得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怪不得俄国人爱喝酒。”我忍不住开口评价：“整个欧洲冬天最冷的地方，没有酒他们怎么熬过去。”
　　“其实是‘整个欧洲冬天最暖和的地方’，大臣。”伯纳德纠正我的话。
　　继我的常任秘书之后我的私人秘书也要展示对于科学的无知吗？我严肃地教育他：“伯纳德，俄罗斯在北方，冬天越北的地方越冷，这谁都知道。”
　　“是的，但俄罗斯也是唯一一个在冬天能把暖气烧得像到处安火炉的欧洲国家。”汉弗莱不无羡慕地说，“从入冬那天起整个城市都冒白烟，街上的下水道口弥漫着温暖的雾气，外面风雪再大屋里都温暖如春——如果让我选择，冬天我要出访莫斯科，不到夏天不回来。”
　　我不无悲哀地意识到自己正靠在暖气片上，透过厚厚的衣服，后背仍然能感到一片凉意，——为了节约能源，整个白厅的暖气都停了。
　　而汉弗莱觉得我还不够悲惨似的，开始绘声绘色地描绘冬天的莫斯科：公共电话亭里都暖暖和和！公交车全部开暖气——伦敦的地铁直到现在还没一个带空调的——即使是守林人的小木屋，里面的温度都足以让人进去就恨不得连皮都扒下来。“他们有数不清的资源，石油、天然气、可供千秋万代之用而永无殆境。”
　　我一边听着一边喝酒，酒精令我的头脑更加敏锐了：“汉弗莱，为什么我们不去买他们的天然气呢？”
　　“您说什么？”
　　“我们可以花钱买他们的天然气呀。”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们缺钱——俄罗斯不缺钱，那是废话——而我们缺气，两者可以互补嘛，大欧洲理想就是这么回事，对吗？”
　　“是……又不是。”汉弗莱回答，“俄国人不太愿意出售天然气，虽然他们也不乐于看到整个西欧被冻成冰棍。他们坚持要加入欧盟，否则一到冬天就检修天然气管道的阀门，而剩下的国家都只能抱成一团过冬。”
　　“很好，那就让它们加入欧盟。”我说，“欧洲共同体——本身就不应该把任何一个欧罗巴的国家排除在外。何况我们已经够人多嘴杂了，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汉弗莱微微一笑：“请允许我对您高瞻远瞩的精辟结论表示敬意，大臣，但是有好几个几个目光短浅的欧洲国家反对俄罗斯加入。（‘是因为他们专制极权吗？’我问）不，俄国自1991年就步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反对是因为他们强大。以法国为首的农民们坚决抵制这个大块头进入欧盟，因为他的力量和国土将使其无可避免地成为欧洲新霸主。”
　　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法国人反对。”我说，“那么我们的态度如何？”
　　“英国一直对俄国抱有好感。”汉弗莱说，“事实上英国大力支持俄国加入欧盟，既然我们在联合国已经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欧盟内部当俄罗斯的应声虫也没什么不堪，而且我们做得得心应手。”
　　他这话可真刻薄呀，我装作没听见他的挖苦，直接问他为什么英国不能在欧盟内提议把北极熊纳进来。
　　“我们提议没用，大臣，英国做出的任何提议都没用。”
　　我觉得他有些太灰心丧气了。我坚定地告诉他，从加入欧洲共同体以来英国有无数次决定了欧洲的前进方向。
　　“举个例子。”他淡淡地说。
　　“嗯……”我思索着，然后发现我可能喝的有点多，挂在嘴边的光辉历程居然一件事也想不起来。
　　“英国的提议不可能在欧盟内部通过，大臣。如果英国有一条议案，法国必然会反对，而德国会同时反对英国和法国。”
　　“他们怎么做到？既反对这个又反对那个。”
　　“条顿人总能找到第三个微妙的平衡点。”
　　我不做声了，汉弗莱起劲地继续说下去，“西班牙会坚定而毫不犹豫地支持法国同时反对英国，意大利会吊儿郎当地支持德国同时反对英国和法国，希腊只支持借给他钱的国家——所以他们支持中国，葡萄牙反对任何一个逼他还钱的国家——所以他们同时反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爱尔兰会趁机踩英国，奥地利会这次支持法国下次支持德国，匈牙利会支持奥地利，罗马尼亚会死磕匈牙利，瑞士一直是中立国所以会一直中立，比利时非中立不可所以也只能保持中立，荷兰说话没人听所以不得不保持中立。最终结果就是什么结论也没有，欧洲国家七手八脚挥拳打成一团。”
　　“就没有一个支持英国的吗？”
　　“波兰一般会站在我们这边，大臣，但是波兰向着谁谁倒霉。”
　　我不说话了，汉弗莱的雄辩让我打消了一切念想。“可天气真是冷啊。”我嘀咕着，“我们该怎么办呢？”
　　汉弗莱仁慈地赐予了我一线希望。
　　“事实上，外交部和能源部正在和俄国人洽谈能不能跳出欧盟框架单独做笔生意。”他若有所思地说，“不出意外的话，几天后就会有俄国特使降临，带着暖烘烘的天然气。”
　　“但那是几天以后。”我一点没高兴起来，“俄国天使来之前我该怎么办？”
　　“这个嘛……”他思索着，“您可以多喝点酒，或者来个暖水袋。”
　　伯纳德也热心地给我建议：“或者来个装满酒的暖水袋，不，实际上是暖酒袋。”
　　我指向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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