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各种风俗礼仪资料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这267年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这座“古老的庙宇”被震动了，最终倒塌了。

　　当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时，不能不去研究一下这段历史的风气习俗，不能不去思考这座“古庙”安然无恙近两千年的原因，更不能不去探究这座安然的“古庙”终于倒塌的原因。风俗民情毕竟是历史的一个剪影。

　　作为制度，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作为传统习俗，清代是中国传统习俗最活跃的时期。这种活跃性首先体现在对传统习俗的全面继承和发展上，传统习俗不仅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其程序更加繁缛，内容更加庞杂，规模更加盛大。

　　就拿岁时节日习俗中的年俗来讲，其繁盛程度已远远超过明代。清以前腊八这一天，民间喝的腊八粥是“七宝粥”、“五味粥”，但到了清季，腊八粥已从“五味”、“七宝”发展到“八宝”，成了人见人爱，听起来吉利，吃起来喷香的“八宝粥”。食“八宝粥”习俗从侧面反映了清代经济、商贸业的发展对人们消费欲望的刺激；从深层文化意义来看，它是民间对吉祥数字“八”最完美的宣泄和最深入的发展。

　　再说庙会之俗，古已有之，是与烧香磕头、求神保佑联系在一起的祭祀、祈拜习俗，但到了清代，庙会之俗的含义就不仅如此了，注入了都市商贸文化的浓郁气息，经济生活与祭祀祈拜裹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逛庙会”。人们可在祭祀的同时，逛集市，购买所需货物，还可听艺人演唱，看艺人杂耍。庙会习俗已从单纯的祭祀习俗发展为具有浓厚商业氛围和热烈娱乐气息的综合性民俗活动。这一“逛”字一抹过去庙会祭祀习俗神圣、肃穆之感，变得轻松、愉快，成了具有娱人、悦神双重文化意义的“逛庙”之俗。京城“逛庙”成了清代民俗活动的一景，而且规模越发盛大。

　　清代中国传统习俗活跃的第二个体现是汉、满民俗文化的大融合。清王朝将满族习俗带进了紫禁城，诸如宫廷必须穿戴满族服饰，民间亦必须更换原明代服饰，统穿满族服装，头饰亦令更改明代束发旧制，按照满俗剃发留辫。由于民间反抗呼声极强，面对强大的传统民俗势力，清王朝在向民间灌输该民族的民俗时，采取了一种软硬兼施的策略：男子必须穿满服，梳满发，女子仍可沿用旧俗，穿汉装，梳汉发。为官者必须穿满服，为隶者可穿汉服等“十从十不从”策略。这样，造成中国清代历史中满、汉服饰奇特融合的情况。所有男子，无论是官是民，都着满服，最流行的是衫袍外套马褂或马甲；而女子服饰就较为随意了，满族妇女着满装，穿旗袍，汉族妇女为束裙汉装。明代男子的服饰还可从官府役隶、释道者的衣着中看到，也可从儿童的服饰中看到。尽管这是因王朝禁令的实施所产生的效果，是宫廷政治干预所致，并不完全符合民俗传承的基本特点，但是，当它形成规模后，当民间的抵抗情绪逐步减弱、消失后，当人们开始真正接受它的时候，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俗文化融合便产生了。清末，着汉装的汉族妇女开始青睐满族旗袍，到了民国时代，旗袍热已成风气，甚至成了中国妇女的“国服”。清末，亦有汉族妇女开始接受满族辫子，至民国，汉族妇女，特别是年轻女子梳辫蔚然成风。

　　当然，清王朝也不是在吃穿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庆、宗教祭祀中一味推行本民族的俗制，他们对中国汉民族传统习俗中的许多方方面面，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办法。比如，在年俗中，过小年打灶、送灶神，除夕夜守岁、 吃饺子、放花炮、接灶神，人日吃春饼，立春进春帖子，上元观灯、吃元宵等等，这些汉族传统年俗已被纳入宫廷年俗之中，成为清王朝宫廷习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如，在婚俗中，清宫也基本继承了明代宫廷的习俗，也就是说继承了中国传统婚俗礼仪，并将其合并为纳彩、大征、册迎、合卺、朝见等，重点突出了古代汉族婚姻“六礼”中的纳采、亲迎两礼。再如，清宫造园习俗，也是继承了中国汉民族传统的造园艺术，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乾隆时期是清宫建园囿的高热时期，乾隆皇帝将江南私家名园搬入紫禁城，融于宫廷建筑雄伟敦厚之中。各王府私宅也沿袭了明代北京官家大贾四合院私宅的封闭式庭院格局，承继了中国汉族传统文化中唯我独尊、自成一体的文化精神，并使其在建筑习俗中得以充分体现。同时这种四合院式建筑的格局，也反映了王爷们对南方汉族风水观的全面接受。清代中国传统习俗活跃的第三个体现是帝助民乐，官激民业。紫禁城内戏楼、戏台很多，演戏是宫中的主要娱乐活动。大凡过节过年，大庆之宴，都要请戏班子来演戏。演得好，讨了皇帝、皇后或太后的喜欢，便会赐予皇封。乾隆年间，京东民间花会之一的“狮子会”，其狮舞非常宏伟气魄，在当地名气很大，于是便有人将其引进皇宫，讨皇上喜欢去了。由于“狮子会”的舞技精彩绝伦，乾隆看后甚是高兴，于是赐封该会为“金铃祖师”。“狮子会”自从有了皇封后，在民间的地位立刻发生了变化，自然成了民间各花会的“统帅”，每逢走会，被赐封为“金铃祖狮”的狮子就要
　　走在最前面开路。这与中国人的皇权意识分不开，是皇帝至上观念的体现。正因为皇封的作用，使民间花会活动走向了繁荣，经久不衰。清代年节时，走会的越来越多，其俗越搞越火红便是有力的佐证。

　　再看天津皇会，原叫“娘娘会”，据说也是因乾隆皇帝赐封后才变得兴
　　旺发达的。其场面之壮观，京津两地庙会无一能比。且不说观者如潮，就是参加祭拜走会的各花会也不可胜数，队伍如潮涌，一年比一年规模大。其实，最初的“娘娘会”，规模虽说还算可观，但比之皇封之后，无论从服饰、旌旗、场景，还是走会人数上，其气势和规模都逊色了许多。再有中国清代建筑，宫廷园囿建筑多采纳江南官宦、大贾园林式私宅的风格，这种建筑不仅修建于紫禁城内，而且修建于颐和园，修建于热河避暑山庄。清乾隆帝如此推崇江南建筑风格，也就刺激了江南官宦大贾造宅之风的大兴，这些人不遗余力地精修细雕私宅，为的是让皇上看中，搬回京师，同时，亦达到抬高该宅该人社会地位的目的。这仍然是皇权意识使然。仔细想想清代饮食习俗，这一点就更加明显、突出了。清代，许多宫廷食品慢慢流入京师市场，因源于宫内，故身价剧增，开店老板也从中获利甚丰。像肉末烧饼，据说是慈禧太后梦中所得，赶上厨师次日清晨又送的是烧饼早点，慈禧高兴之余重赏了厨师。于是乎，这没名的烧饼因得于慈禧的梦 而不胫自走，不久，街市上便有了慈禧太后爱吃的肉末烧饼。皇太后爱吃，百姓能不尝尝？做此生意的买卖兴隆，因与“皇”字沾边，而流传至今。以上三点足以说明清代是中国传统习俗最活跃的时期。

　　那么，清代习俗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第一是传承性。
　　清代习俗多承明代习俗，特别是信仰习俗、禁忌习俗方面，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多承古俗。民间普遍信奉祖先神、祭天神、地祇、日神、月神等，沿海地区普遍信奉妈祖神，另外还普遍崇拜观音娘娘、关公、城隍、寿星、 八仙等等。清宫廷祭祀活动，除了沿袭明制朝廷祭祀制度，以圜丘、六泽、 祈谷、雩祭、太庙、社稷为大祀，日、月、历代帝王、先师孔子、先农、先蚕、天神、地祇、太岁为中祀，先医、龙王庙、贤良和昭忠祠等为群祀等等外，还承满族古老的萨满祭祀之旧制，于坤宁宫祭满族诸神。

　　第二是变异性。

　　中国传统习俗，传至清代，有的已发生了变异，这中间分部分变异和全部变异两种。如清代男子的发式，就由明代束发习俗改为剃头留辫，尚属全部变异。又如：花朝节演变成春龙节，其节日的核心意义是与踏青、祈丰收有关，但由于加入了撒灰引龙之俗，所以也就发生了部分变异。再如：清代[婚俗承袭的是古“六礼”，而且比“六礼”更浩繁、复杂，其变异则体现在形式上的变异。

　　第三是地方性。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此民俗也是丰富多彩的。不少民俗具有共同性，但也有一些民俗表现出地方性特点。就拿婚俗来说，多数地区都为包办婚姻，且行“六礼”，但也有不行“六礼”的婚俗制。如侗族的抢婚，准备出嫁的姑娘不是被花轿抬到婆家，而是由婆家派人去抢，把姑娘背回婆家。又如川滇交界处居住的蒙古族的走婚，秘密结婚，实行男不到女家落户，女不到男家落户。

　　第四是历史性。

　　如果说风俗是历史的剪影的话，清代风俗确实大体勾勒出了这段历史的社会生活。我们从清代节日习俗和商贸习俗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经济的发展，城市商贸业的繁荣，以及交通业的兴起。比如，京师的天桥，提起它，人们便会联想到那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处。有些人聚于茶馆、茶棚，边饮茶，边谈生意，做买卖；有些人听戏，消遣时光；有些人提着鸟宠子逛市；有些人把家里的旧货拿来摆个地摊出售；耍把式的都云集于此，站地为牢，耍上几个绝活，吸引来往过客；等等。由于天桥是穷人光顾的地方，富人为了不失身份，很少踏入，因此，也就有了个名符其实的俗称：“杂八地”。再如：清王朝的秘密建储制度，这种制度习俗是前中国历史上所未曾有的，因此其历史特点就更为突出。这一制度习俗是由雍正皇帝创立，他当着众臣之面“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此制度习俗由雍正帝始传承下去。这一制度习俗显然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在谈到清代习俗史的时候，亦不可忽略清代人对习俗的记录与研究。清代，关心民俗、乐于搜集、记录民俗的人多了起来，而且涉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也正为此，才能较充分地体现清代习俗的丰富与真实。

　　主要书籍资料有《广东新语》、《清稗类钞》、《陔余丛考》、《天禄识余》、《大清一统志》、《中国风俗史》、《钦定大清通礼》、《钦定大清会典》、《日下旧闻考》、《燕京岁时记》、《苗俗记》、《粤风》、《云南风土记》、《清嘉录》、《吴越风土录》、《杭俗遗风》、《帝京岁时纪胜》等百余部。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志上记录着各地奇异的风俗。因此，可以这样说，清代习俗不仅就其表现形式来看，比它以前各朝代是最活跃的，而且就习俗的搜集与记录而言，其资料的丰富性也是以前各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二、清代岁时节日习俗

　　岁时习俗是随着时序、节令变换、气候、物候变化在民间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惯制。这种习俗由于与“天时”相合，因此，在源远流长的传承过程中，变化甚微。然而，节日习俗便不同了，尽管也同岁时习俗一样，依时序、节令为转移，强调其季节性，但却带有极强的人文因素，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因此，在传承过程中，随着人们对节日的兴趣的增长、消减或转移，其变异是显而易见的。

　　清代岁时习俗基本沿袭了前代的俗制，没有什么变化，而节日习俗却在传承过程中产生了部分演变，其表现为旧有习俗的内容更加丰富和繁盛，节日习俗的性质的变异，新的节日习俗的形成，满汉文化的相互渗透。

　　（一）日趋繁盛的民间传统节日

　　清代民间传统节日不可胜数，但规模之大、流传之广、内容日趋丰富的当数年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人们在这些节日习俗中不断创造了多彩斑斓的文化氛围和吉祥喜庆的气息。

　　1.清代年俗

　　年节，是我国各民族普遍重视的节日。由于各民族所使用的历法不尽相同，生活习惯不同，因此年节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过的年节是指阴历年。清代一过腊八，年事活动便逐步开始，直至正月十六送罢瘟神，整个年节才算结束。苗族的苗年从夏历十月初五过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彝族的彝年一般于彝历十月上旬由毕摩（巫师）占卜吉日举行，节期三日。羌族的羌年定于夏历十月初一。水族的端节于每年水历十二月下旬至翌年二月（阴历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每逢亥日，各地按传统习俗分批过节。

　　哈尼族过十月年，节期约五日。塔吉克族要在三月间举行“奇地前笛尔”年节。藏族的藏历年是在藏历正月初一举行。可以说，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年节习俗，但是，汉族的年节习俗发展至清代，不仅流传地区、民族得以扩大和增加，而且因城市商文化的繁荣和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等诸多因素使年节习俗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轻松的吉庆氛围。

　　实际上，年节习俗按内容可划分两大时间段：腊月初八至除夕为辞旧岁；正月初一至十六为迎新年。辞旧岁多与驱邪避秽相关，迎新年多与纳吉祈福相连。

　　（1）腊八食粥

　　清代腊八，全国大部分汉族地区都要喝腊八粥，此粥已从原来的“七宝粥”、“五味粥”的基础上增至“八宝”，并加以点缀，成为既好吃、又好看的腊八粥。它“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粥，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①尽管腊八食粥以驱鬼的古俗不复存在，但食粥以祈年丰人旺的古俗仍依稀可见，并增加了悦人的成份。 ①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腊八粥》。

　　（2）过小年

　　小年通常是在腊月二十三祭罢灶神之后，于二十四日夜举行。过小年乃是为了提前过年，提前驱灾免难，招财纳吉，清人笔记中有关于安庆相城（今属安徽）县人过小年的情景：“二十四晚，设酒醴以延祖先，自密室达门面，内外洞澈，灯烛辉煌，而花炮之声达于四巷，几与除（夕）夜无异，土人谓之小年。”②小年之隆重尤胜前季。
　　②清•姚兴泉：《龙眠杂忆》。

　　（3）年前备春联、贴春联

　　也叫“贴春帖”。此俗源自古代的桃符。春联的正式命名源自明代，至清，春联习俗已具规模，有专门书写春联的书家，有为书家写春联而设的市肆书棚。清人记载了这一情景：“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③清代京城人家得春联后，要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之后，“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④由于其中带有祈求神灵的意义，因此，在粘挂前必须举行净手、焚香、放鞭炮等仪式，以示对贴春联的恭敬。

　　民间春联用纸，多用红纸，以图吉庆，但清内廷、王公和宗室写春联，都要用有别于民间的镶有红边或蓝边的白纸，而且这种纸除了书写春联外，不得擅自挪为它用。
　　③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春联》。
　　④同上书。

　　（4）旧年除秽

　　腊月二十五，清人承前之俗，仍要举行驱邪除秽的祭祀活动，但其中已加进了祈秋的含义。这一日多举行“照田财”（亦叫“照田蚕”）除秽祈秋活动。“村农以长竿燃灯，插田间云，祈有秋，焰高者稔，谓之照田财。”①

　　除秽习俗的又一表现是“扫年”，祭罢灶神便陆续开始，家家都要将房里房外彻底打扫一遍，家内摆设、衣物、被褥也要全部清洗一番，最晚者也要在除夕完成。有记载说：“送灶神后，扫除祠堂舍宇。”②又说：“当除之夕也，洒扫庭阶，陈设供奉，入更后，启外门鞠躬迎神以入，奉爵以安神位献岁三日，不敢洒扫，虑尘神几筵也。”③

　　在福建、台湾等地区，各家要在除夕日的上午赶做“门头纸”。这种纸是用黄纸折叠而成的长条形，外包一层金纸，两端各贴一红纸圈。因“扫年”已罢，故除夕午后，便在两扇门的左右各贴一张，象征封门，实际上就是将秽气截于门外。直至正月初五，在祈神招财等民俗活动之后，才将这封贴撕下，然后带至野外空旷处焚化，并烧香祭拜，以谢门神之功德。

　　分类笔记焚香　焚香致敬
　　①清•顾禄：《清嘉录•照田财》。
　　②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岁暮杂务》。
　　③清光绪年间编修的《祥符县志》。

　　（5）除夕之夜

　　除夕夜除秽驱邪习俗进入高潮，不仅要扫房以去尘秽，而且要向尊亲师
　　友辞岁。在南方“卑幼行礼于尊长，以别岁”；④在北方，还增加了向亲友辞岁的习俗和新婚者去岳家辞岁的习俗。通常人们在辞岁后要返回家中，先净手洗脸，然后祀祖供神，焚香燃烛敬天地。再后全家团拜，喝分岁酒，吃荤素细馅水饺，给压岁钱。全家聚坐食饮，直至天明。北方的守岁俗为“高烧银烛，畅饮松醪，坐以待旦”①；南方的守岁俗为“子弟称觞，为长者寿，环侍香案，通夜不寐”②。“辞”俗之盛是为了取悦神祖，恫吓鬼灵，为新年讨个吉利和顺气。因此，新年一到，整个民俗氛围便从“驱逐”转为“纳迎”。
　　④清•顾禄：《清嘉录•辞年》。
　　①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②引自《牟平县志》。

　　（6）大年初一招财进宝

　　正月初一招财神是新年纳迎的主要内容之一，此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只是各地表现形式不同。

　　清代，皖南、苏北、淮北尤盛“挂门钱”之俗。清人姚兴泉描绘了桐城人过年风俗，“桐城好，元旦贺新年，大族中堂悬福字，小家单扇贴春联，处处挂门钱”③。所挂的门钱，是用五色纸剪成铜钱的串状，然后在初一一早挂在房门的门楣上，以象征招财进宝。

　　四川地区则流行“装财神”风俗。正月初一，“乡里无赖以粉墨涂面，执鞭为优伶，立于诞（马）中，主人必给钱乃去。”④这些乔装打扮的文武财神，敲锣打鼓去各家贺年，以示送财送宝。“挂千”亦称“挂钱”、“门笺”，则流行于满、汉族地区。清人富察敦崇记载：“挂千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悬也。是物民户多用之”⑤。吉祥语多用“五谷丰登”、“吉庆有余”等。满族的“挂千”用白纸，中间刻一满文“寿”字，外为金钱花纹，正月初一粘贴于门楣之上，以象征招财纳吉。

　　③清•姚兴泉：《龙眠杂忆•时令类》。
　　④引自《新繁县志》。
　　⑤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挂千》。

　　（7）过年贺正、逛庙会

　　清代过年，仍沿袭旧俗，家家走亲拜友，互贺新年，恭喜发财。清同治年间编纂的《淡水厅志》载：“正月元旦，焚香，衣冠，祀祖谒神，向吉方出拜亲长师友，曰‘贺正’。”互送“拜年帖”（现在的贺年片）已成为城乡遍及的习俗。

　　过年逛庙会，在清代已成风气。

　　《清稗类钞》载：“京师各庙，辄有集市，百货充盈，游人纷沓，俗谓之‘逛庙’。逛庙有定期，京师广宁门外财神庙，庙貌巍焕，报赛最盛。每岁正月初二日倾城往祀，商贾妓女尤夥。庙祝更神其说，谓借神前纸锭怀归，俟得财当十倍以酬神，故皆趋之若鹜也。”

　　此时庙会已与商业文化联系为一体，就拿北京厂甸庙会来说，元季为海王村，清初尚不繁盛，但至清乾隆年间，形成市肆，每年夏历正月初六至十六日，谓之开厂甸。在这段时间内，地摊一个接着一个，卖珍宝、书画、古董、碑帖、南纸的，卖各种饮食、玩具、首饰、花卉的，还有演曲艺、耍杂技的等等，都借众人逛庙拜神之际，借“集贸”发财。而众人也在逛庙会时买上几件可心的东西，图个新年吉利、财运亨通。

　　逛庙会不独京都有，许多地方，特别是城、镇，均于清代形成风气，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2.元宵节的“灯火”

　　明季元宵节上灯就已约定俗成，至清代，更创盛大之风。“京师灯市，始正月八日，至十三日而盛，十七而罢，市规也，张灯亦如之。张灯之地，以正阳桥西廊坊为最，巷有五圣祠，康熙癸卯，里人燃灯祀神，来拜观者如堵，因广衍为阖巷之灯，巷隘而冲，不容并轨，车旋辔马，仕商往来经之者，

　　十率□□。向夕灯悬，远近游观，不下万人。施放烟火，鼓吹弦索，走桥，击唱秧鼓，妆耍大面具，舞龙灯诸戏，亦趁喧杂，蚁聚蜂屯，纷沓尤甚。巷多楼居，灯影上下参差，辉璨如昼。灯之类，流珠、料丝、画纱、五色明角、麦秸、通草、百花、鸟兽、虫鱼、水墨及走马鳌山等，巧变殆尽。”①元宵节之夜上灯之俗，其隆重与繁盛，遍及全国。
　　①引自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1）江南的上灯落灯

　　清代，江南一带通常十三日上灯，十八日落灯。清人如此描述了江南上灯落灯的情景：“十三夜，悬点灶灯于厨下，凡五夜，至十八夜止。”而十日夜通常家家要吃团子，到了十八日落灯之夜，便要改换食面条了。在杭州一带，还要在十三日的前一日将灯节所引龙灯拿到龙神庙“点睛参谒挂红，称为龙灯开光”②。此夜，赴吴山龙神庙的各路龙灯，相互戏耍，飞舞腾跃，十分壮观。
　　②参见清•范祖述《杭俗遗风》。

　　（2）蜀地的灯山会

　　四川一带的灯节就显得更加繁缛。在四川西部，从正月初九“开灯”时，里相约，轮流设宴聚饮。初九这一餐叫“试灯宴”，每夜一家坐东设宴，直至十六日。聚饮时，各家室内厅堂都必须挂灯亮盏，以示驱秽求吉。当地称此俗为“灯山会”③。
　　③参见《峨眉县志•方舆志》。

　　四川东部一带，灯节之俗略有不同。正月十五日夜，各家各户室内四处挂灯笼，不设坐东宴，而设家宴。全家人围坐一桌，聚饮共食，以贺新岁。

　　四川东、西部还流传着一种特殊的灯节习俗。正月初九日，从家里到户外，从街头到路口，从田间到地头，都要竖竿点灯，以驱逐不祥，保佑新年平安无事。灯名也多有求吉祈神之内容，如“玉皇灯”、“天灯”、“五谷灯”、“雁鹅灯”，等等。

　　（3）驱秽逐邪的“灯”

　　灯节中保留的驱秽逐邪之俗是从古傩演变而来的具体特指习俗。清代，安徽、湖北一带要举行“照虚耗”仪式。清道光九年（1829年）《阜阳县志》卷五记载着：“（上元夜）门户、碓、井等备设灯，谓之照耗”。照耗的象征意义与古傩的象征意义并无二致，只是所驱、所照对象更加具体化了。

　　江苏北部地区，元宵夜要引火烧田，烧死害虫及虫卵，祈求丰收①。苏北有童谣：“灯笼亮，火把红，正月十五炸麻虫（亦称照麻虫），场边田边都炸到，炸得害虫影无踪。”

　　陕西一带，又演变成“照黑角”，元宵节之夜，除家家户户要挂灯亮盏，使屋内灯火通明外，还要派人专门挑着灯笼把房前、屋后、院中的所有黑暗角落全部照一遍，以示逐秽驱邪。
　　①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直隶通州志》。

　　（4）求子的灯

　　清代元宵节的灯俗还与求子有关。在四川东部有“偷檐灯”之俗，偷灯者多为不孕妇女，或尚未得子人家，由于元宵节各家各户都要在房檐下挂灯，不孕妇女或无子人家的一人便会趁夜深人静时，偷偷溜到事先相中的一家（这家通常为子孙满堂），将这家檐下的灯偷至自家，以兆新年得子。

　　广东元宵节求子，却要酬灯。《广东新语》载：“广州灯夕，仕女多向东行祈子。以百宝灯供神。夜则祈灯取采头。凡三筹皆胜者为神许。许则持灯而返，逾岁酬灯。生子者盛为酒肴庆社庙，谓之灯头，群称其祖父曰灯公。”当然，这一习俗略显带有火神崇拜的原始宗教的痕迹。

　　3.端午节的厌胜物

　　清代端午节的厌胜物已从古代朱索桃印、艾人、五彩缕、赤灵符中滋生出更多的新的厌胜物，但其中驱邪除秽的根本意义没有变。

　　（1）天师符

　　据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每逢端午节，北京一带的街面店铺，都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出售。人们争相购买此物，并将其粘贴在中门，以此避灾驱邪。天师符一般为端午节那天贴挂，于五月初六日撕去。很明显，这一厌胜物是由古代朱索桃印、赤灵符演变而来的，增加了更形象的文化内涵。

　　（2）彩葫芦

　　这是一种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端午厌胜物，它是用五色彩纸折叠成形后，用剪刀剪裁或浆糊粘贴而成的。有圆形、方形、菱形等多种式样，下缀以彩穗，挂在房门上。这些被剪成的“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①

　　这种厌胜葫芦还被深闺中的巧女用绫罗制做成葫芦状的小巧之物，配以小虎、粽子、樱桃、桑椹等，用彩线穿为一体，然后于端午日悬于姑娘的钗头，或系在小儿的背上②。这是古代五彩缕的变体，使这一抽象的、简单的厌胜物注入了更生动形象、丰富具体的内容。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3）染指甲

　　清代，此俗流行于全国许多地区。端午日，年轻妇女要摘凤仙花，并将
　　其捣成汁，然后用它涂染指甲，直至指甲染红为止。通常要依据年龄来确定染指的多少，小女孩一般十指均染，年龄稍长者仅染无名指和小指①。民间认为，染指可以避邪，加之染指亦美，故形成风气。此外，端午的厌胜物还有插于门旁，以禳不祥的菖蒲、艾子；为孩子特制的百袋，绣有花果图案的彩色肚兜，缠在手、脚、颈上的五彩线；用菖蒲、艾等熬制的沐浴水等等。

　　（4）恶五月的禁忌
　　自古以来流传着五月为“恶月”、“毒月”之说。民间认为该月毒虫滋
　　生，瘟疫流行，易得病灾，因此形成了许多禁忌。至清代，五月禁忌沿其古
　　俗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该月不迁居、不糊窗隔②的禁忌习俗。
　　北京一带民间流传端午日井水有毒之说，故该日禁忌从井中汲水，每户
　　都要在前一日争相汲水，蓄满缸釜③。
　　上海一带忌讳称恶，故称善月。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③参见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4.中秋节偷摸不算偷
　　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流行于全国各地。清代的中秋节不仅沿袭了古俗，还形成了拜月、烧斗香、走月亮、放天灯、树中秋、点塔灯、舞火龙、曳石等活动。最具特色的当属“偷”俗。

　　（1）偷儿女
　　在陕北地区，中秋之夜家家都要摆瓜果祭月、赏月。一些无儿无女的人家便会于夜深时去别人家偷摸一些红枣、瓜果等食物，取其“早生贵子”之吉。即使此行被主人家发现，主人也不会追究，只装未看见，一笑置之。

　　（2）偷瓜送子
　　还有替未得子人家偷瓜的。黄河、长江流域地区，中秋之夜会有一队队儿童到田里偷摘南瓜，瓜上画上婴孩，或插泥人后，送到无子或新婚人家。拖泥带水的瓜被孩子们放进这些人家的被褥之中，主家亦不得恼怒，还须热情款待这些送子儿童。
　　湖南、贵州一带则由不育者的亲友去邻里菜园偷冬瓜，以彩色绘成人面，又裹以衣服，呈人形，送至不育人家。其妇得瓜，要剖食之，以为这样做可得子。

　　（3）偷月亮菜

　　在湖南新晃侗族地区，每逢中秋之夜，便有偷月亮菜之俗。传说，此夜月宫仙女下凡，为人间洒甘露，而食了这些洒有甘露的菜、瓜等，便可延年益寿，福星高照。入夜后，妇女们便相约结伴，打着伞去各自恋人家偷菜，偷罢，还要大声招呼一声主人去家里吃油茶。若要偷到成双生长的豆角，则为喜兆；若是偷些肥瓜、毛豆，则象征自己的孩子健康、壮实。小伙子也有偷菜的，但多在地里野餐吃掉，不可带回家。

　　（4）摸秋

　　在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中秋夜亦有偷摸之俗。未孕妇女要在小姑的陪同下，到田野爪架、豆棚下偷些瓜豆。传说偷摸南瓜，易生男孩；偷摸扁豆，则生女孩；若要偷到白扁豆，那更是吉兆，除生女孩外，还象征着夫妻白头到老的好兆头。清人梁绍壬说：“鸠兹（芜湖之古称）俗，女伴秋夜出游，各于瓜田摘瓜归，为宜男兆，名曰摸秋。”①

　　陕西一带的偷俗略有不同，中秋夜，家人令小孩去附近秋田去偷摸一样东西，若摸到葱，父母则认为此孩儿长大会很聪明；若摸到瓜果，则认为孩子长大不愁吃喝。
　　中秋夜偷摸不仅不算偷，而且被偷人家还有纵偷行为，但过了中秋节，若要再偷，那可就要按贼来惩处了。
　　①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二）民间传统节日习俗的变异
　　一般来说，民俗事象一旦形成，便大致保持着相对稳定性。但是，尽管
　　如此，由于受到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的种种因素的影响，民俗事象在流传
　　过程中仍然会产生内容或形式上的变异。
　　1.花朝节演变成“春龙节”
　　夏历二月初二于唐代为踏青节或曰花朝节，至明以后便增加了撒灰引龙
　　之举，俗称“龙抬头”，到清代，此俗已形成规模，取代了原来的花朝节，
　　被定为春龙节。清咸丰年间地方志记载：“……以（二月）二日为春龙节，
　　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名曰引钱龙，招福祥也。”②此日，各家做韭菜馅的
　　荤、素饼，并用油炸后再食，称为“熏虫儿”③。人们称这种饼为“龙鳞饼”，
　　称所食面为“龙须面”。这一日还禁忌妇女在家用针线，以为用了便会伤害
　　龙的眼睛①。
　　原花朝节被挪至二月十五日，有记载：“十五日曰‘花朝’，小青缀树，
　　花信始传，骚人韵士，唱和以诗。”②
　　2.上巳节演变成春游节
　　清代，三月初三上巳节的祓禊之意已基本趋于淡化，转而为娱乐性的春
　　游节。这一日，民间有流杯、流卵、流枣、乞子和戴柳圈、探春、踏青、吃
　　青精饭以及举行歌会等活动。
　　传说三月初三日还是“荠菜花生日”，于是，人们在踏青时，无论男女
　　都要采摘此花，男子将花戴于胸前，女子将花戴于发上。它有祈明目和装饰
　　双重作用。
　　三月初三亦是南方许多民族的歌节，壮族要赶歌圩、举办歌会；侗族有
　　对歌、踩堂；瑶族、布依族、水族等都以三月初三日为歌节。是日，青年男
　　女相会对歌，谈情说爱。
　　3.乞巧节演变成七娘会
　　夏历七月初七的乞巧节，清代于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又演变成七娘会。

　　②引自清咸丰年间编撰的《武定府志》。
　　③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广东新语•事语》记载：“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七娘会的参加者，均为姑娘，她们每人集资若干，抽空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各样的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在初六那一日杂以针线、脂粉、古董、珍玩、花生、时果等列在庭内八仙桌上，供人评赏。初七日开始迎仙、拜仙、拜牛郎等，礼节相当繁缛。这一节日不仅包含了妇女乞求智巧的古俗，而且演变成了民间自发组织的集团民俗活动和由此产生的繁缛的祭神礼仪。

　　而在山东一带又演变出贺牛生日的习俗。由于牛郎织女婚配得助于老黄
　　牛，因此，民间又将乞巧节演变成牛生日。清人记载：“七月七日，……牧
　　童采野花插牛角，谓之贺牛生日。”①这一日要以酒食款待耕牛，以示恭敬。
　　4.晒虫节演变成晒袍会
　　夏历六月初六日为汉族传统节日——晒虫节，宋季亦称“天贶节”。
　　清代衍化出一些新俗。上海裁缝要在这一日聚集于城隍庙举行晒袍会，
　　活动包括洗涤神器和城隍衣饰，还有集市庙会、戏文演出等。这一活动已明
　　显带有行帮社会习俗的特点。
　　江浙一带妇女还于该日洗发，俗传这样做可使头发不腻、不垢；更有“牵
　　猫犬浴于河”②者，认为可避免虱蛀。苏北是日嫁女，要特备腊肉肘和水果
　　花红，馈赠出嫁女儿，以图吉利。
　　云贵一带的布依族是日要宰猪杀牛，包粽子祭祠祖先；吃五色糯米饭，
　　以贺五谷丰登；用白纸做成三角小旗，沾上鸡血或猪血后，插在田间地头以
　　防蝗灾③。
　　5.无定日的老鼠嫁女
　　“老鼠嫁女”是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的祀鼠活动，亦称“鼠纳妇”，清代
　　的地方志书上已有记载，只是“老鼠嫁女”没有统一的、固定的日子。四川
　　定在除夕，苏南定在正月初一，苏北为正月十六，湖南又为二月初四。活动
　　内容也五花八门，湖南一带是日要遍插蜡烛于屋角、过道，彻夜通明，大人、
　　孩子都要早早上床睡觉，以示回避。苏南则整夜不点灯睡觉，曰“老鼠嫁女”
　　①。江南人家还为老鼠嫁女准备喜糖，家家炒芝麻糖、爆秫米花等，晚上摆

　　①引自清咸丰年间编撰的《武定府志》。
　　②参见清•顾禄《清嘉录》。
　　③参见清•李吉昌：《南笼府志》。
　　①参见清光绪年间编撰的《武进阳湖县志》。
　　于鼠洞口，敲锅打响，为老鼠催妆。民间认为，该夜将老鼠遣嫁出门，可防
　　老鼠咬啮衣物，以求吉利。

　　（三）清代形成的民间节日
　　民俗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时间上的传承凝聚力方面，还表现在空间上的播布广泛性方面。正因为此，民俗事象才能在流传过程中保存其最古老的母题和最凝重的核心，呈现其传承的持续、稳定性。同时，由于历史变迁、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等诸因素的作用，又使旧有民俗在广泛交融、碰撞中形成了新的、独特民俗。
　　清代是中国传统民俗活动最繁盛，流传空间最广泛的时代，因此，也就促使一些古老的民俗事象在交融与碰撞中形成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尤其体现在节日习俗中。

　　1.苗族“跳月”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贵定一带，早在清康熙以前便有一种独特的年俗活动，人称“跳月”。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清代田瑞之于康熙年间所著的《黔南竹枝词》的一首诗：“花树跳花花一族，月场跳月月三更；浓装只爱悬珠好，雾壳争如绘腊精。”
　　清康熙年间（大约在1661年后），苗族的“跳月”便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民间传统年俗活动，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由寨老牵头承办。最初月场并不多，随着活动造成的日趋广泛的影响，每年参加者人数的不断增加，月场便在居住较集中的地方逐渐增设，并在时间上采用了交叉排列的方式，除正月初一和正月十八日不设月场外，其余孟春日均有月场，只是月场地点不同而已。
　　清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描述了苗族跳月之景：“花苗……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壤为月场，以冬青树一束植于地上，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皆艳服，吹笙踏歌跳舞，绕树三匝曰跳花。跳毕，又视所欢，或巾或带与相易，谓之换带。然后通媒约，议聘资，以妍媸为盈缩。”①
　　①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第二卷。
　　道光年间又有人记载：“花苗，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女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附之后以为节，并扇舞蹈，回翔婉啭，终日不倦。”②
　　②引自清道光年间编撰的《黔南丛书•黔书》。
　　至清中叶，各地土司为了祈福免灾，依靠权力和财力在自己门前设场，致使“跳月”活动愈演愈烈。
　　“跳月”一般没有什么固定程序，青年男女、中年妇女和小女孩都可参加。参加者可随时进场，也可中途退出。“跳月”要根据人数分成若干组，每组前面必须是两名男青年芦笙手，后面跟着女青年，不过女青年的人数多少完全取决于男青年个人的风姿和吹奏技艺。这些未婚姑娘和已婚妇女跟在她们所爱慕或钦佩的男子后面，踏着芦笙节奏，翩翩起舞，绕场而行③。
　　③参见黔南州文化局编印的《黔南民族节日通览》。

　　2.花儿会
　　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回、土、东乡、撒拉、保安、裕固等民族中流传着名叫“花儿”的传统歌会，每年夏历四月或五、六月举行，会期为5天。据传，花儿会在西北地区已有200至3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就已形成规模。
　　花儿会规模最大的当属甘肃境内莲花山花儿会和青海境内的五峰山花儿会。莲花山花儿会每年夏历六月初一至初六举行，人们一方面到这里朝山，一方面前来赛诗对歌。前来参加花儿会的歌手要自动组成10人左右的
　　班子。男女均有以这样方式组成的临时“花儿班子”，然后向莲花山进发。按照花儿会的“规程”，凡是赶会经过的村子，都由本地歌手用一道道马莲绳拦住客人，并且对歌。当四面八方的歌手汇集到莲花儿山下的时候，按照花儿会的“规程”，正式的“对歌”进入高潮。无数组“花儿班子”开始两两对歌，莲花山成了歌的世界。

　　3.锡伯族“杜因拜专扎坤”节
　　“杜因拜专扎坤”是锡伯语音译，译成汉语即“夏历四月十八日”。
　　据沈阳太平寺锡伯族家庙碑记载，锡伯族公元16世纪前居住在东北地
　　区，18世纪中叶，清政(蟹)府在新疆伊犁设立将军衙门，统辖新疆，并于乾隆二
　　十九年（1764年）从盛京（今沈阳）所辖的沈阳、辽宁、开原、义州、凤城、
　　熊岳等17个城镇，抽调锡伯族官兵1016人，连同家属共3164人，编成10
　　个札兰（队），在满族协领哈木古朗和城守尉喀什尔西带领下，于夏历四月
　　十八日从盛京启程，于乾隆三十年七月，抵达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
　　并长期驻留至今。新疆的锡伯族为了纪念西迁的壮举，将夏历四月十八日，
　　即西迁出发日定为节日，以示纪念。在这一天，各个牛录（相当于乡）都要
　　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赛马、刁羊、射箭、摔跤，年轻男子还要骑着
　　骏马出外野游，妇女、老人们或坐车或徒步到野外踏青、野餐。此外，人们
　　还赶庙会，各家各户做“米顺”（面酱），吃鲜鱼，做蒸肉。还要按村屯聚
　　集于一起，请老人讲述祖先西迁屯田戍边的故事。

　　4.苗族“牛打场”
　　“牛打场”是贵州贵定县一带苗族的祭祖活动，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形成规模盛大的节日俗制。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贵州巡抚爱必达著《黔南识略》，其中卷二写道：“斗牛……白苗衣尚白，短仅及膝。男子科头跣足，盘髻长簪。祀祖，择大牯牛头角端正者饲之，及茁壮，即合寨共斗于野，胜即为吉，卜日杀之以祭。”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贵州布政使罗典著《黔南职方纪略》，其
　　中苗蛮卷九记载：“祀祖，择大牯牛头角端正者，饲及茁壮，合各寨有牛者
　　斗于野，胜即为吉，斗后卜日砍牛以祭。主者服白衣青套红褶宽腰裙。祭后，
　　合亲族高歌畅饮。”
　　苗族的“牛打场”实际分为两大程序，一是斗牛，二为祭祖。时间上也
　　有明确规定，60年为大祭，13年为中祭，7年为小祭；正月择吉日斗牛，之
　　后月，即夏历二月十三日祭祖。
　　贵定县云雾镇的新场“牛打场”是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参加斗
　　牛的牛饲养十分讲究，要有老人精心饲养，平日不过多劳动，在开场前一两
　　个月要隔圈饲养。“牛打场”的当届场主要在开场前两个月向各苗寨发请帖。
　　使参赛牛的饲养者有所准备。在开场前一天，参赛人家还要请一位亲友在寨
　　上鸣锣，以告全寨，因家牛参赛，故禁忌孕妇、坐月婆、新寡妇登家门或靠
　　近牛圈；禁止各家来借东西，以免借走牛的威风和力气。
　　斗牛日，寨老于11点左右宣布“牛打场”即将开始，简述“牛打场”
　　的历史和有关规定。另一位寨老宣布“踩场”开始。铁炮轰鸣，踩场的队伍
　　鱼贯而入，最后，场主身穿大红袍，头戴黄冠，手持拂尘走上场，身后跟随
　　两男子，一人持牛角杯，一人捧酒坛，当牛上场后，他们用牛角杯给牛灌酒，
　　以激其斗性。接着斗牛士将牛牵出，自由结合成对手，相距数丈远，接着，
　　一声炮响，牯牛脱缰而出，向对方猛冲过去，头角相撞，甚是精彩。下午5
　　点左右，斗牛结束，场主要给优胜牛戴金、银角，并披红挂彩，放铁炮，吹
　　唢呐欢送。获胜牛所在寨子的群众则列队于寨头，击锣、吹笙、跳舞、放鞭
　　炮，迎接“英雄”归来。
　　斗牛之后，便要在下个月的夏历十三日祭祖。祭祖是以家族为单位进
　　行。60年大祭要砍牛祭祖。杀牛后，家族众人集中于“经堂”（设在该家族
　　年最长、威望最高的族长家）祭祖。由巫师先念咒语，穿红袍，祭拜，然后
　　唱盘古歌，歌诵祖先的恩德，创业的艰辛，子孙的幸福。子孙们跪拜叩头，
　　有击鼓者击鼓伴奏。祭毕，放铁炮三响，各家族分别设宴招待亲友。整个节
　　日活动到此全部结束。

　　5.古隆坡会
　　广西融水一带的民族传统会期——古隆坡会，相传形成于清咸丰年间（1861年）。在这里居住的苗、瑶、壮、汉四民族抗击清兵，并将清兵击退后，为了纪念被战死的300多名兄弟，他们将这些尸体埋在战地——大坡村边坡坪上，并设“天祀坛”，立“天祀碑”，修筑一座大坟墓，将正月初四、十五、八月十五定为战死者兄弟纪念日，形成了大坡坡会期。后因大坡坡会的影响逐步扩大，远近参加者愈来愈多，于是在众人的要求下，将新的坡会从偏僻的小寨挪至各民族居住的中心区域——香粉地区古隆坡，名曰古隆坡会。时间与大坡坡会相隔一日，为夏历正月初五、十六、八月十六。当时的请帖很有些诱惑力，不仅邀请各族男女青年赶完大坡坡会后的当天去香粉地区21个村寨居住、做客，而且欢迎第二日参加古隆坡会。当地团总韦兰庭发布了如下邀请令：凡是有民族乐器和民间体育项目的村寨可以带上；凡是参加完会期的，当夜还可以留宿；凡是还想对歌的男女青年，当夜可以继续对歌；次日青年男女可以相送而行。
　　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古隆坡会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大坡坡会，成了远
　　近闻名的民俗节日。每年会期，远近五乡八甲的各村芦笙队、舞狮队、马队、
　　画迷鸟队都云集于此，展示各种竞赛；各民族男女青年展开山歌比赛，并借
　　此谈情说爱。到了晚上，各村寨灯火通明，家家客满，主人拿出酒食宴请客
　　人；男青年走家串寨，以山歌为媒寻找恋人①。
　　6.太平军生日祭②
　　浙江海宁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清咸丰十年（1860年）夏历八月二
　　十三日，一支太平军队伍攻下了硖石镇横头，并住进沈家厅。因战事，当地
　　人几乎都跑到外面躲藏起来。镇上成了“空城”。一位太平军将领在街上察
　　看，听见从一虚掩的门内传出婴儿的哭声，于是走了进去，他看见一产妇病
　　卧于床，一打听，才知道丈夫逃往乡下。他派士兵为产妇送去大米、鸡蛋、
　　红糖，并为她烧煮。太平军贴出“安民告示”，并为逃躲在东山的百姓送去
　　许多糕团，劝说百姓下山安心营生。第二年，海宁老百姓喜获丰收。他们认
　　为这是太平军带来的财运，于是，当地人就把太平军进驻的那一天——夏历
　　八月二十三日定为太平军生日，家家户户烧红糖芋艿新米粥吃。尽管太平军
　　最后失败了，但当地这个习俗却依然如故地流传下来。
　　7.布依族王龙赶祭歌节
　　王龙赶祭歌节形成于清咸丰年间，它是为了纪念布依族反清英雄杨元保
　　而设于夏历五月初五的民族节日。这一天，贵州独山一带的布依族男女老少

　　①参见潘光华《中国苗族风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参见《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要汇集于拉旺乡王龙村者安寨对面的扶宁坡唱歌，到“马刨井”喝水、沐浴。
　　据传说，杨元保当年抗清被困扶宁坡，全军人马缺水，杨元保所骑的白马跃
　　起前蹄，从石缝旁刨出一眼泉水，解缓了缺水之危。因此，人们就把五月初
　　五当作祭奠杨元保及其神马的节日了。
　　当地老人口传，“赶祭歌节”在杨元保聚众起义前就有，但杨元保牺牲
　　后两三年，赶祭逐渐兴旺起来，形成声势和规模。究其原因，起义失败后，
　　杨元保的儿子及其他英烈之子，秘密串联群众到扶宁坡祭奠杨元保等英烈，
　　策划反清斗争。此举被内奸告密，清军前来镇压，发现群众都在洗澡或对歌，
　　无造反迹象，只好悻悻而去。从此，每年端午日赶祭唱歌，便形成了一种俗
　　制。人们在赶到扶宁坡前，要先唱一首纪念歌颂杨元保等英烈的歌；去“马
　　刨井”洗脸沐浴的人，要把从家里带来的粽粑、熟蒜、雄黄酒供于井坎，将
　　银毫丢进井水里，若没有银毫，则将随身揣的艾叶拿出三片丢进水里，然后
　　再唱一首颂歌，以示敬意；之后可依次品尝“马刨井”的泉水，顺着小溪洗
　　脸、洗脚，换上新袜去坡上对歌①。
　　8.广东人游花市及其它
　　清咸丰年间，广东广州的花市就形成相当规模。咸丰、同治年间的张心泰在《粤游小志》中说：“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及水仙花城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座几，以娱岁华。”咸丰、同治年间的又一诗人云：“双门花市走憧憧，满插箩筐大树秾，道是鼎湖山上采，一苞九个倒悬钟。”广州花市是由古代花市、夜花市发展成的年宵花市，每年腊月二十七日至除夕夜举行，并形成了以逛为主的消遣、娱乐性民俗文化活动流传至今。
　　除上述外，于清代形成的节日民俗还有一些，如香港的“抢包山”，形成于清中叶；云南回族亡人节，形成于清同治年间；贵州苗族爬坡节形成于清同治年间等等。这些节日多是由祭祀习俗发展而来的，或在原有风俗活动的基础上，经当地权威人士倡导或官府推动，形成一种俗制，并为当地百姓所接受，流传至今。

　　①参见黔南州文化局编印的《黔南民族节日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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