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无泪

　　又是一年春节到，文昌德去年抱得美人归，今年则要迎接小生命，自是兴奋不已，更令他兴奋有加的是：老天眷顾，让他的造人计划如此完美，这小人儿将在正月面世。因他已结婚，已无探亲假，正好利用春节休假再加几天倒休，护送夫人回沪临产。
　　就在他们准备动身的前几天，爱萍突然来电报，要人去接站。
　　火车到达这个熟悉的城市，她有些怀旧，更有些伤感，一别几年，她已从无忧无虑变得伤痕累累，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文昌德在出站口挥着手大声喊： “爱萍，爱萍，”
　　她赶紧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她这一来打乱了文昌德两口回家的完美计划。
　　姐妹相见，自是欢喜不已，妹妹说是放年假来玩玩，玩玩就玩玩吧，难得来一次，但这小人儿是不管那一套， 他是要按时出来看看这个世界的。 于是他们决定：文昌德将一张火车票让给一位没买到票的上海老乡，让他和苟爱琴结伴同行。
　　安排停当，一家人欢欢喜喜准备过年。
　　一到这里，爱萍先是好好地睡了两天，就先了了父母的心愿，把托带给当年朋友的东西散出去，看到别人眼里流露出的羡慕（能回内地是漂泊在此民众的终生愿望），她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
　　离开了那个环境，死死盘踞在脑海里的那件事暂时不用多想了，她整个人放松下来，去看了看过去的几个同学，回来后就很少说话。姐姐、姐夫还在上班，有时她也准备一点简单的饭菜，吃完晚饭就坐在那儿发呆。
　　妹妹天生是那种性格开朗之人，经常笑起来都会“咯咯”发响，因是家中老小，自小被宠坏了，有时也胡搅蛮缠，心直口快，反正有事都是一吐为快，从没见过她这么悄没声过，这引起了姐姐的注意。
　　既说是来玩玩，姐姐问： “打算到哪儿去玩？姐这样是不能陪你了，让你姐夫带你去玩玩。”
　　“有什么好玩的， 都住了十几年了。” 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们放假多长时间？”
　　“没说。”
　　“怎么会呢？”
　　“没说就是没说，有什么会不会的。” 她没好气的说。
　　妹妹小她三岁多，她从小让着她，看到她动了气，她觉着妹妹是怕艰苦，想在这儿来躲清闲，便好言相劝： “姐姐不是赶你，现在你踏实在这儿住着，过完年还是要按时回去，你想想，爸妈做了那么大牺牲，提前退休，不就是想在内地养老，这可全靠你了，姐姐是过来人，你要是成天不在队上，将来招工那会有你的份。”
　　“我就是整天呆在那儿也没有我的份。”
　　“怎么啦？” 姐姐吃惊地瞪大了眼。
　　“我跟他们闹翻了，我要告他们。”
　　“告谁？什么事？”姐姐的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告大队长，告书记，他们**了我还要坏我名声。”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怎么还他们？到底是几个人强……， ”姐姐的脸色变得傻白，呼吸也明显地粗重起来，憋了半天也没把一个“X”字憋出来。
　　“怎么？一个还不够，你还几个？” 妹妹没好气地说， 她从小就这么胡搅蛮缠惯了，看到她动了气，姐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只有告倒了他们，让招工的人知道我是受迫害的，我才有出头之日。”
　　她把那个悲惨的夜晚简要说了点。
　　“爹妈知道吗？” 姐姐小心地问。
　　妹妹把头扭向一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才没有让自己哭出来，说： “咱爸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他要知道了，很可能会以为我在农村耍奸溜滑，不好好劳动，勾搭人家，干出丑事，败坏门风，还不打我个半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会拿把刀去找那个混蛋，你说，我敢告诉他们吗?”
　　姐姐当然知道父亲的脾气。 父亲原在隔壁一家厂子当车间主任，一天管教一位工人时，话重了些，那工人竟冒出一句： “说话留得口德，老绝户。”
　　一生无子，本已自觉愧对祖先，矮人三分，心里老哽着，现在这人竟把这话甩在他的脸上，他愤怒的火山爆发了，他上去扇了那工人两个嘴巴，把自己的主任也给“扇”掉了。一气之下，打了个提前退休报告，就这么“冠冕堂皇”地回家养老了。如果知道这事，定会更觉家门不幸，还不知会做出什么事，于是说： “是不能让爸妈知道。”
　　对知青发生这样的事情，姐姐是太清楚了。
　　1967年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但是高考制度废除了，那么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形成了积压，只有大学能够复课， 1968年积累学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多万，当时城市无法安排这么多的青年就业。一时间，全国上下总动员， 1966、1967、1968这三年的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生，也就是所谓的“老三届”，大部分都从所在的城市，被动员上山下乡。在一年里，中国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当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对于所有的知青来说，上山下乡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1700万的知青进入了农村，他们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也饱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而其中女知青的状况又特别悲惨，　　在70年代初，中央开始了解到女知青遭受X侵的情况，还展开了专项打击。
　　爱琴能想象妹妹受到的伤害，她没有理由埋怨妹妹，也不好细问，只是无奈地说：“要告也得回去告，在这儿怎么告。”
　　“是要回去告，可怎么个告法，父母不能告诉，就是告诉了，他们也不懂，你、我也不懂，姐夫是见过大世面的，文化高，懂得多，所以我才到这儿来。想叫姐夫帮我，你跟他说说吧。” 她用央求的口吻说。
　　爱琴将此事告诉了丈夫，最后还满怀希望地说：“昌德，你帮帮她，要不，她这辈子可就完了。”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沉闷了起来，开始的几天，大家都不提那事，怕她伤心不愿说，想不出辙没法说，还是那个话题羞于说？兼而有之。
　　眼看苟爱琴行期已近，她问丈夫： “爱萍的事怎么办？”
　　“现在能怎么办，马上要过年了，农村不过正月十五，连个鬼都找不到，我想等过了年送她回去，再到队上看看情况，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她转个公社。”
　　“你能找到什么关系？在当地又不认识人，再说你一回去，我爹妈不就知道了，要不找找孙队长，给转到咱厂的点上。”
　　“隔着省，更难办，再说你爹妈不是冲着养老去的吗？划个圈又回来，这不是有病嘛， 这事急不得，你还是容我想想，你现在还是一门心思安安稳稳地给我把儿子生下来。”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
　　“女儿更好，像你一样漂亮。” 于无奈中两人打起了牙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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