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五相亲记

　　第二天中午吃过饭，摄影记者小曾开车带着我奔京北郊区进发。杂志社下一期的主打稿件是关于北京地区生态治理的内容，而京北某区据了解盗挖沙现象严重，因此这次特意前往采访调查。
　　小曾年纪不大，很木讷老实的一个小伙子，加上平时不算很熟悉，一路上也没什么话。我们驾车驶出市区，沿着公路疾驶着，过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目的地，根据周围村的环境以及地貌来看，要调查的所在地本来应该是一个依山傍水、风光秀丽的地方，可是看到的景象却很是荒芜，满目可见的都是一个个大坑，像连串大大的疮疤散落在残余的耕地果园之中。
　　到了村口，我让小曾停下车，掏出手机打通了爆料者电话，描述了大概方位。一会儿，一个自称村支部书记的60岁左右的男人走了上来，隔着车窗小声打着招呼，并不住地左右张望。见到这副紧张样子，我预感到也许有事发生。果然，村支书说我们来得很巧，现在正有一伙人在明目张胆地挖沙，并指引了大致方向，并连连道歉说自己就不敢去了，早先曾经管过这件事儿，结果家门口都被人放上了花圈。
　　“你们去的时候加点儿小心，那帮人可凶得很。唉，百来亩耕地啊，都成沙坑了！”分手时老人叹息着。

　　按照支书的指引，小曾开车从村中穿过，刚穿行了一半儿，便隐约听到了铲土车的轰鸣声。我们减缓车速，沿土路拐了几个弯之后，立刻看到不远处的耕地里，有六、七辆货车停在一个已经挖了挺深的大坑边，深坑中两辆铲土车正在不停地掘着，现场暴土扬烟沙尘一片。
　　我让小曾别熄火，拿相机拍几张，但小曾拍出来之后感觉效果不是很好，于是二话不说偷偷下车，大概是准备接近事发地点抢拍，结果，刚下车往前没几步，就听到身后一阵喧嚣，几个人从一堵矮土墙后面蹿了出来，不由分说地七手八脚扭住小曾的胳膊，强迫把相机交给他们检查。小曾也不说话，就是死死护着相机，一来二去双方开始撕扯起来。已经跑下车的我边喊着“我们是记者”，边试图把小曾往圈子外拖，结果不但没拖出小曾，自己也搅了进去。混乱中，眼看着对方一个矮胖家伙抄起半截手腕儿粗细的木棍朝头上砸过来，我躲闪不及，立刻觉得头上闷闷一下剧痛，随后就有液体糊住了左眼。小曾见状，赶忙高声喊着要报警，这时候，也许是村支书打过招呼，一些村民陆陆续续出现，并慢慢地朝这边聚拢着。打人的几个松开了手跑向沙坑，和挖沙的一起开车跑了。我捂着头想记清车号，可距离有些远，再加上几辆卡车的尾牌都被泥浆封住，根本无法辨认。小曾问清我头部伤处感觉并无大碍后，立即打电话报了警，并给杂志社打回电话，简单说明了情况。
　　坐在地上等了没多久，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治沙办工作人员以及110出警人员陆续赶到，围着小曾又是询问具体情况又是勘查打斗现场，一片忙乱。村民们早就围了上来，村支书还让一个小伙子取来了云南白药和纱布，替我进行简单包扎。这么乱哄哄地折腾了一会儿，社长也赶来了，一下车就问了问我伤情，随后向民警和治沙办的人了解情况，我坐旁边也听出了个大概。原来，这盗挖沙的几个主要幕后指挥者都是本村或者邻村的村霸，从外地雇民工来做这利益丰厚的营生，由于始终抓不到几个村霸的证据，加上村民们因为眼见几个举报者被报复过，结果胆子小不敢再举报，致使挖沙者一直逍遥法外，偶尔几次晚上伏击抓到挖沙的人，也都是些一问三不知的民工，结果也就是教育、罚款了事。
　　等一切处理完毕，已经快三点了。社长让我坐他的车回城里，找了个有熟悉大夫的东四十条附近的一家医院详细检查，诊断结果是轻微脑震荡。至于别的更高科技的医疗检测我是死活不做，自己伤的多严重毕竟还是心里有数的，不至于兴师动众。不过社长不放心，让我必须住院一天。
　　“知道么？就前两天报纸上登过的，有个司机开车撞树上了，车没翻，司机除了从座位弹了一下，头顶撞出个大包之外，其它一点事儿没有，人家还自己开车去医院呢！”
　　“对啊，我这不也没事儿嘛！”我嘻嘻哈哈地答道。
　　“没事儿？”社长有点急了，“那司机到了医院，还特别清醒，和大夫说了撞车情况和家里人的联系电话，说快点看一下，要没事儿就赶着回家，结果当天夜里就颅内出血，人没了！”
　　我解释半天，可实在拗不过社长的好意，只好同意留院观察。
　　“就是，都是熟人，院长和我也很熟，没事儿明天早上就走呗。”于是社长通过关系帮忙找了间病房，并请大夫千万勤着看看我。一切该交费用社长都垫齐了。

　　我从小到大就没怎么住过医院，本能地就想躲着远点儿。病房里其余五张病床的病人虽说看着不像是有什么大毛病，可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样儿也实在叫人心烦，便走出病房下楼去院子里透透气。
　　下了楼，我分别跟老刘和刘原联系，解释了原因并取消晚上约会，然后又给老太太打了个电话，托说在郊区采访得明天才能回家，然后便找到医院小卖部准备买烟，结果掏钱时发现钱包没带。一时也想不起是落家了还是丢在现场，也许是扔在小曾车里？反正一来钱包里没有信用卡储蓄卡，二来总共也就二百多现金，钱包也是路边摊上买的便宜货，索性不去理睬。忽然想到盛斌单位就在不远，于是拨通了这厮电话。
　　“是…是盛斌么？”我声音十分微弱。
　　“怎么这声儿了？”
　　“采访，被坏人打了，咳咳，没事儿，你下…下班来一下，顺便带盒烟，□□零…零点一的就…就行。”
　　“靠，怎么涨行市了，平时不都抽零点八的么？别闹，你真有事儿没有？”
　　“没…没事儿，放心。”我告诉他医院和病房号，挂了电话一阵敞笑，直到旁边一坐轮椅的大姐表情怪异地看我，方自收声。

　　医院晚饭时间很早，五点半刚过一点儿，护士就送来了一大托盘，里面盛着俩馒头，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一份豆角肉片，还有一碗飘着几片辨不出品种的菜叶的汤。我几口扒拉完，又接了刘原的问候电话，简单介绍了下午出事情况，并谢绝了她要来看望的好意。刚打发完，正摸着没吃饱的肚子躺倒在床，就看见盛斌在病房门口探头探脑，我连忙有气无力地缓缓摆手，招呼他进来。
　　“怎么了你？”盛斌将背包放到隔壁空床上，然后边把两盒烟扔到床边小桌上，边一脸狐疑地看我。
　　“我不说了么，咳咳，确实没…没事儿。”我扫了一眼桌上的烟，恩，确实是我要的牌子，比我平时抽的型号贵一倍。
　　“我觉得也应该没事儿，你平时不是挺皮实的么？”
　　“是，咳咳，什么事儿也没有。你…你帮我削个苹果。”
　　“你这也没苹果啊！”盛斌看了看我床前的桌子，除了两盒烟、一个医院配的掉了瓷的暖壶之外，桌上别无他物。
　　我指了指隔壁：“这床的病人晚饭吃到一半，就…就被家属接走了，还跟护士打招呼，说晚上不回来，正好，正好被我听到了。哎呦我这头啊，晕的不成。你先拿他桌上一个苹果，别忘了给…给老乡钱。”
　　“啧，你说的话一多，这虚弱劲儿可就有点儿假了，别磨叽了，大夫到底怎么说？”
　　“大夫说没大事儿，就是需…需要活活血。”
　　“怎么个活法？”
　　“大夫说叫你的朋友来，咳咳，请你喝点酒吃点烤串儿。”
　　“靠！”盛斌掐住了我的脖子，满脸带笑。

　　从医院正门出来过了马路，走大概5分钟，就来到富华大厦东门。这里开着好几家挺地道的烤串馆子，眼下七、八点钟正是生意火爆热闹非凡的好时候。我和盛斌在一个小门脸儿外拣了张靠马路的小桌，叫了两瓶啤酒，肉串、大羊腰若干，便汇入了周围高声大嗓的鼎沸之中。
　　“你们这职业还挺高危啊。”路上听我讲完事情原委后，盛斌颇有些感叹。
　　“可不是，”我吸溜了一下被肥腰烫了的嘴，“快赶上他妈战地记者了，现在这坏人又太凶残了，什么都不吝了，以前记者好歹还是有震慑力的。”
　　“你这一装伤不要紧，可耽误我大事了。孙子！”盛斌有些咬牙切齿。
　　“怎么了？”
　　“本来要找贺燕谈复婚的事情呢。”
　　“哦？”我暗自奇怪，“她同意了？”
　　“没有，我们也一直没怎么见了，都特忙。我昨天给她打电话说谈谈复婚的事儿，她说也是得好好谈谈，就约的这礼拜，本来正要打电话约今天呢，你这孙子抢先一步。”
　　看着盛斌眉飞色舞的样子，我真想告诉他和贺燕绝不可能的事实，哪怕委婉道来呢，毕竟得让他有个适应过程，而且这话由我来说比较合适，否则，等到贺燕向他摊牌，恐怕这哥们儿很难接受。可我又答应过贺燕不向任何人透露，心里异常纠结。
　　“想什么呢？”已经喝完一瓶酒的盛斌问，边和服务员说再来两瓶啤酒。
　　“想你跟贺燕呢，想你们未来的可能，是和好的可能大呢，还是最终分开的可能性大。”
　　“呵呵，你这鬼鬼祟祟的嘀咕，是不是怕我承受不住打击啊？”
　　见到盛斌如此明理，我倒有些意外：“恩？难道你已经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了？”
　　“没有，就准备复婚呢，种种迹象表明了，呵呵。不过要是真有意外，你说还能怎么办？我还能去死么？”
　　听盛斌这么说，我一时无话。
　　另两瓶啤酒上来了，我和盛斌边喝边胡说八道地侃了起来，正说着，极品打来了电话。自从上次极品帮忙之后，我们通过两三次话，她每次话很简短，依旧脾气时隐时现，而我觉得这姑娘挺仗义，也就不像开始那么避犹不及了。
　　“喂，恩，外面喝酒呢。”
　　“赶紧来！后海荷花市场往里走，小路边有个义山庄酒吧，不是，是个大院子，我等你。”极品嗓门挺大。
　　“我今天……”
　　“什么今天明天的，肉了吧唧的，不像男人。”
　　“我还个哥们儿在旁边呢。”
　　“一起啊！挂了，一会见。”
　　我挂了电话，笑着问盛斌去不去。
　　“成，看你负伤的份上，今天我是舍命陪君子，等我给保姆打个电话，问问孩子怎么着了。”盛斌边拨电话边嘀咕：“这丫头谁啊，真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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