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上云霄

　　日军的轰炸日益肆虐，尤其是南京陷落后，我们的教学秩序更是难以维持。
　　经常是我们正在上课，空袭警报就突然响起，我们不得已停了课。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快速藏起一些较为珍贵的物品，比如，热水瓶、笔记、书，然后，在轰炸警报声音的陪同下，跑到山上去。
　　这是常有的事情。
　　这样的奔跑，有时候，只是地点发生一下改变，要么从学校跑，要么从宿舍跑。
　　我们不知道日军什么时候会正式攻打长沙。

　　同学们在圣经学院的大草坪上举行集会，我们悲壮挥泪，表示坚决抗战到底。
　　或许，这就是那时，中国青年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尽管，此时，我们手无寸铁。
　　然后，这里掀起了一股投笔从戎的热潮，同学们纷纷报名服务军旅。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的大哥和沈以诲。
　　此时此刻，他们在哪里，他们还好吗。

　　长沙的未来不明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战火，会真正蔓延到这里。
　　虽然暂时没有大规模的硝烟，但是，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长沙，将是今后日方重点进攻的目标。
　　再后来，经过慎重考虑，经过“留长沙还是去云南”的艰难抉择，我们，又要迁校了。
　　炮火之中，学校仅仅在长沙停留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再次被迫转移。
　　正如校歌中的那一句“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我们不信，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处让我们安放书桌的地方。

　　1938年1月20日，我又开始放寒假，这是学校常委会做出的决议。下学期，我们将在昆明上课，师生要在3月15日之前赶往昆明报到。
　　那又是一次兵荒马乱，因为，迁校，远远不止一句话那么简单。

　　2月中旬，学校开始迁往昆明。
　　根据老师和学生们的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我们分海、陆两路，分别由三条路线前往昆明。
　　其中，有一路最为人津津乐道。这一路，由体格健壮、身体素质极强、愿意步行入滇的师生组成，后来被称为“湘黔滇旅行团”，而且，实行军事化管理。
　　这次，我想挑战自己。
　　于是，我和班里的几个男同学一起报名。
　　这其中，有兄弟二人，年纪相差一岁多。
　　戴家老大很容易就通过了体检，老二第一次体检的时候，由于过分紧张，脉搏跳得很快，超出平均水平很多。
　　考虑到路上医疗条件太差，医生建议他不要参加。但戴老二不甘心，申请了复查，后来终于通过，如愿成了步行团一员。
　　只是，我没能通过体检，医生看了看我的样子，很平静地说，“姑娘，你还在坐车吧。”
　　我只能无奈地告别步行团。
　　其实，所有女生，都是坐车的。
　　2月19日下午，在长沙圣经学院操场举行简单的开拔仪式后，由学生、教师、医生、临时招募的雇工335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正式出发。
　　原东北军师长，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的团长。
　　学生们一律穿军装、打绑腿，背着干粮袋、水壶和雨伞。还好，行李是由汽车运送，全当是生存训练。
　　出发前，全体队员注射了防疫针。

　　当我们终于再一次相见的时候，戴家兄弟显得很兴奋。他们说，步行团共编成3个大队，18个小分队。他们二人在二大队二中队六分队，老大还是小分队队长。
　　除了学生，自愿步行赴滇的，还有11位教师，他们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
　　这其中，有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他也是辅导团的主席。还有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许维遹、助教李嘉言，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
　　这一路，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经历了很多艰难。

　　剩下的没有参加旅行团的师生，我们由另外两路入滇：一路经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过安南进入云南，这一路，由樊际昌、梅美德和钟书箴带领，这其中，包括教师及家属、体弱不适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
　　另外一路，乘汽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安南入云南，里面包括了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十余名教授。
　　最终，愿意赴滇的学生共878人，其中，步行团284人，后有学生加入，共288人。

　　湘黔滇旅行团路上的故事，我们都是听戴家兄弟说的。
　　他们说，那是一次极为难忘的体验。
　　“我们从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贵州玉屏、贵阳、镇宁、平彝，最后到达昆明。这一路上，正如闻一多教授所说的，“既得经验，又可以省钱”，戴家兄弟显得很兴奋。
　　“你知道路上什么鞋最好穿吗？布鞋吗？当然，肯定不是皮鞋和胶鞋。但，布鞋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一直到了路上，我们才发现，原来，草鞋竟然是最合适的。为什么，脚上穿一双，腰间还可以再别一双。一天穿烂了，换下来，沿途几个铜板就可以买到新的。不过，因为不适应，头几天的时候，脚都起泡，几天以后才可以走得很快。”戴家兄弟边说边笑。
　　“我们本来是早上五点起床，把铺盖打好运到卡车上，卡车先到，可以提前准备食宿，到达后又能返回接送走不动的伤病员。但是，我们的团长不懂时差啊，可能是地理没学好，从长沙到昆明有一小时的时差，但他坚持以自己的老怀表为准，于是，我们四点就得起床。”
　　“到了湘西，还有一件趣事呢。听说那里土匪众多，黄师岳团长只能提前和土匪头目打了招呼，我们才安然度过，大伙虚惊一场。而且，更妙的是，湘西落草为寇者多，团长就沿途拜访当地豪杰，游说他们到前方去，到后来，真的有不少湘西草莽都加入了抗日军队。”

　　“咱们的老师们，才有个性呢，闻教授一路背着画板和板凳，一看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就坐下写生；吴征镒助教，和李继侗教授一道沿湘黔滇的大山采集植物标本，还向我们讲解植物最突出的地方。”
　　“3月26日的时候，我们挺进贵州鈩山，在那里，举行了苗汉联欢会，李继侗教授和徐医官合舞华尔兹，答谢苗民的芦笙表演。那天，曾昭抡教授被灌得大醉。”
　　“曾昭抡教授的纽扣很少纽准，鞋袜难以蔽足，小憩时从干粮带中取出日记本和蘸水钢笔，缓缓写上一阵。他步行的时候，不穿制服穿长衫，即使在“山路四十八盘”的贵州也完全沿公路行走，不抄近路。每到中途休息或营地留宿的时候，他都会取出防毒面具，向当地民众讲解防毒防空常识。黄师岳团长尊重学者，跟着曾昭抡教授走大道，每每天黑才到。”
　　“新生活运动已经开展了那么久了，贵州也是新生活运动的标准省份，要求戒毒戒烟。可是，到了当地之后，我们才发现，田里种的全都是鸦片，崎岖的小道上，人们一担一担挑着的，也全是烟土。抽大烟的人很多很多，一到晚上，到处都能闻到大烟的味道”。戴氏兄弟叹了口气。
　　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全员抵达昆明。教授夫人们为旅行团制作了花篮，由教授的女儿们献上。
　　我记得，那一天，很热闹。

　　湘黔滇旅行团经过3个省会，27个县，以及数百个村镇，历经68天，行程总计3248里。除乘船坐车外，步行路程2548里。
　　一路跋涉，最终，到达了昆明。
　　4月28日当天，大部队从东郊一路穿过市区，最后在圆通公园止步。
　　唐继尧墓前有一块空地，团长黄师岳拿出花名册点名，点完后，郑重地把它交给前来迎接的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现在，交给你！”
　　这句话一落，在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
　　战火纷飞的年代，也阻挡不了我们对知识的向往。
　　六天后，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
　　自从离开京津后，驻足长沙，又不得不继续西行，历时半年有余，战火纷飞中，我们终于在昆明寻得一片能安置书桌的土地。

　　“惟望诸君在苦干中，时时在想着过去从平津逃出来的万里流亡，和这一次从湘到滇的三千里跋涉。”这是1938年4月29日《云南日报》刊发的社论《欢迎临大湘黔滇旅行团》。
　　就这样，我们终于在昆明安顿了下来，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
　　条件依旧艰苦，甚至还不如在四川的时候。
　　只是，我们互相之间开玩笑，咱们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现在，已经完全学会了苦中作乐。
　　走出教室，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课堂，似乎离生活更近了。

　　我没想到，生活不仅有惊吓，还有惊喜。

该作者现在暂无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