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

作者:綠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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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 章


      过了数日,和妃与绿荷二人,对着几十个荷包发呆。绿荷托着腮说道:“娘娘快歇一歇吧。”
      和妃道:“这如何能入得了皇上的眼呢,还是重做的好。”
      绿荷道:“娘娘都扎了几次手了,我看着都心疼,不如我替娘娘做一个交差好了。”
      和妃道:“那我宁可认输,岂敢欺瞒皇上呢?”
      绿荷道:“不如我打个底板,娘娘再绣可好。”
      和妃道:“不好不好。”
      绿荷道:“这一对儿鸳鸯虽不太像,可是针脚好,勉强过的了关。”
      和妃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道:“就它了!”
      和妃举着香囊,问雍正道:“你看如何,我做出来了不是?”
      雍正端详道:“嗯……若论工艺,绝无舞弊之处,的确是你亲手绣制,且这两个呆头鹌鹑还能凫水,此乃国之祥瑞……”
      和妃听了笑到不行。雍正捉住她的手指道:“再则你定比别人辛苦数倍方能绣成,唉……如此我便徇情,留作上用。”
      和妃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雍正闻了闻道:“兰香四溢,我如何舍得……”
      和妃打开沏成一杯道:“如此也算吃了吧,只是你万万不要带着乱跑,小心被人笑了去。”
      雍正笑道:“谁敢笑我不成?你是怕人笑你吧,如此你再填满,挂在我枕头上吧。”
      宫中年节将近,雍正却犯了难,青海用兵未已,军费不能耽搁,国库却十分空虚,又令臣工们商议开源之道,大家都没有头绪,只得先令外朝内宫节俭起来。
      和妃便将自己的存银,约有一万多两,拿出来与雍正道:“这原是你的银子,从前也不太敢用的,故此积攒了下来,如今物归原主。”
      又将自己的金册三份,交于常青去化,雍正道:“如何连这也不要了?”
      和妃道:“都是些雕凿的虚辞,要它何用?”
      雍正道:“我可如何谢你?”
      和妃笑道:“待你有了钱,加倍还我便是。”
      雍正笑道:“到时候寻两本新书给你,你必定乐不可支,何必还你银子呢。”
      忽报密嫔娘娘来见,雍正忙整肃以待,雍正请密嫔落座奉茶,自己再坐下。
      密嫔道:“先皇曾留给我几十万两银子,说是留给允禑允禄分府成亲之用。我想他兄弟两个自有俸禄,如今国家有难,这钱自然应该拿出来。”说着令太监将银票奉上。
      雍正十分动容道:“如今我真是缺钱,只得厚颜领受,待过了此刻,定然加倍奉还嫔母。”
      密嫔道:“我母子并无十分用钱之处,这钱本就是国家的,就不要再还与我了。我受先皇教诲,先有国,再有家的道理我是明白的。若他们兄弟不长进,留给他们钱也是祸害。”
      雍正道:“请嫔母放心,我一定好好带领二位幼弟,成材为国之用。”
      密嫔道:“我只是做应尽之责,并无所求,皇帝万万不要记挂于心。”接着告辞,雍正长揖一礼,令太监好生送回。
      和妃从梅花绣眼的隔帘后面走出来道:“密嫔娘娘堪为六宫懿德典范,多少男人尚无此等胸怀。”
      雍正道:“清宁的自清宁,贪婪的总贪婪,真是太不公平了!我这就将密嫔娘娘尊为妃……再添加两字徽号,如此她的俸禄就和贵妃等齐了。对了,如今廉亲王提议铸作大钱,一可以解燃眉之急,二则可以大省扶桑购铜之费,只是此举似有不妥,我心中难以定夺,有臣工奏道,从前圣祖曾改铸小钱,惹出一些麻烦;现下也有几名臣工上折,欲行大钱之策。”
      和妃道:“我记得有一篇古辞说铜钱不可随意更改大小,貌似是皇室抢钱之举,我当时只看了词句,却解不得其中流通之理。还有王莽,也不记得他是将铜线作大还是作小了,最后作乱了天下。如今为了止住外患,行一件可能内乱之事,似有不妥。究竟这铜钱如何作乱天下,难以理解。”
      雍正道:“百姓日用多是铜钱,还要以铜钱置换银两缴税,的确是不能轻动,钱价过贱民间贸易物价必至亏损。天下之财物岁岁有数,我这里凭空多了钱,老百姓自然少了钱,听你这么一讲,此举十分欠妥,你说老八此举是不是包藏祸心?”
      和妃忙道:“此事涉及经济流通,我一知半解,万万不可与我商议,也不要因此教你猜疑兄弟才是。”
      雍正道:“我们兄弟,无须猜疑,多少年都摆在那里了,何况他们对于遗诏多有不甘,不能不时时留神提防。亮工久在地方,应该深知其中厉害,此事还须待他回来再商议定夺。”
      和妃道:“我从前在家之时,听闻下人说道,世祖皇帝时曾铸过一种铜钱,最为精美,只是很快就停铸了。听你这么一说,想必是大小不合?”
      雍正道:“那是因为里面铜做多了,故此精美,只是如此一来,铜却不够使了,又有奸商拿去做器皿,卖高价,扰乱市场;若是里面用的铜少,又太容易制作,就会有人私自铸钱。和妃道:“这样说来,若是钱里面铜多,市面上的钱就会越来越少,银子就不如通宝值钱;若是钱里面铜少,市面上的钱就会越来越多,通宝就不如银子值钱。”
      雍正道:“对啊,这两样情形都会给国家带来麻烦。你猜若是市面上两种钱都有,将会如何?”
      和妃道:“铜多的就会越来越值钱,铜少的就会越来越不值钱,若是我,就多存些铜多的钱,将铜少的钱速速地花出去。”
      雍正笑道:“是了,人人都是这样想的,长此以往,市面上的良钱都不见了,反倒劣钱流通起来。这就是我今天看的那篇里贾谊所说的‘劣钱日盛,良钱日亡’。自世祖入主中原以来,铜钱变了几回,终究不能稳定,也是一个难题。”
      和妃道:“想必铸钱变动后市面的流通之事,从前的奏折里面或有提及,我如今就去翻找,你与大臣商议之时,可以作为参详。”
      雍正道:“那却不好找了。”
      和妃道:“我的闲时间也多,再则看看其他折子,若有意义的,检出来你看。”
      雍正道:“养心殿就储着一些旧折子,这会子倒也无事,去看看吧。”
      二人走到夹帘处,见一小太监正在里面掸灰尘,于是住了步。只见那个小太监哼着小曲儿,掸了灰尘,放下掸子,去进门处取了一把笤帚,抗在肩上,大摇大摆地走上地台,在御座周围扫起来,待扫好了,又将笤帚抗在肩上,去御案上取了掸子,正待离去,想了想,又将笤帚靠在御座一侧,取过掸子,掸起墨漆须弥座描金九龙屏风来。
      雍正过去御座上面取起掸子,抽那个小太监,太监求饶不止。和妃见雍正怒火猛起,不便相劝,恐伤了身体。待他怒火稍息,掸子下的缓了些,和妃上前扯住掸子道:“皇上,圣人云‘下愚不移’,您打了他几下,他尚且不明白错在何处,您不是白费力气么?”又对小太监道:“还不快将你的笤帚拿下去,御台之地岂容你如此散漫无礼!”
      雍正将掸子扔下御台问道:“你错在哪了?”
      那小太监倒也伶俐,赶紧认错道:“奴才方才不该在御座跟前哼曲,不该将家什乱放,不该在御台上面扛着笤帚。”
      雍正道:“你们这一伙子人,到底以为我是皇帝呢?还是雍亲王来宫里头遛弯呢?”
      ……
      过几日和妃将翻出来的一些旧折子,呈给雍正看视,雍正看了几件,和妃问道:“可有用么?”
      雍正道:“有些有用,可做参详;有些如今已时过境迁不适宜了;最有趣的是有些旧事,从前不明就里,如今就明白了,只是辛苦你了。”
      和妃笑道:“只要有一件能用,也就不算辛苦了。”
      雍正对着一个折子认真看起来,合起来折子,又拧眉沉思,待他放下眉头,和妃拿过来折子看了问道:“这个折子所说的‘炼银税’是何物?妾觉得与铸钱有关,故此择了出来。”
      雍正道:“虽与铸钱无关,却比铸钱还要要紧,待闲时再同你细说,如今要找这个上折子的人出来。”
      和妃见上折人叫做高成龄,道:“这是康熙五十五年的折子,如今这个人不知道哪里。”
      雍正道:“如此好折,竟被埋没五年,五年之间,吏治腐坏不少。可叹这样的意见,竟被搁置起来,皆因汗阿玛不愿意将炼银税提到明面上来,免得背上加赋之名,殊不知此税未经节制,在民间愈加愈多,百姓不堪其苦。”
      幸而吏部找到了那高成龄,现任瑞州知府,时年已是五十四岁。高成龄闻得新皇召见,急忙从任所赶来。
      雍正开口道:“‘炼银税’的弊端,我已了然于心,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你的见解,使我如开蒙塞,故此急急召你进京详述。”
      高成龄感念道:“臣以为石沉大海,谁知竟蒙皇上宸目垂览。皇上连五年前的折子都要费心阅看,勤政爱民,历代罕有。下臣拙见,得遇皇上赏识,心中感动,难以表述。”
      雍正赐了坐,高成龄道:“臣和锘岷大人多番商议,以为炼银税不可取缔,只是应该变私取为公征,再定下使用之条规,如此上下来往明晰,可以剪除从前之弊病,也可将居高不下的炼银税归于正途,调至合理。如此小民减负,官员清洁,再无病害。”
      雍正问道:“你在折子里说道,改革炼银税紧要之处,在于炼银税由州县按例收取之后,必须交由督抚分派。廷臣们有些认为,若州县只能收取,不能留用,一则用度不够,恐另生摊派之名目;二则征多征少皆须上缴督抚,恐怕州县不能积极收取,从前许多须用炼银税支出的公费没了着落。你以为如何?”
      高成龄道:“臣请借陛下围棋子一用。”
      于是高成龄摆一白子,周遭摆上黑子道:“以白子为督抚,黑子为州县,从前黑子之所以多收,一个重要的理由,如遇白子苛索盘夺,则不得不多收以应对。改制之后,黑子只能收税,一切度支由白子分派,则黑子何须多收?炼银税自会降下来。再则以从前的规制,白子一应用度皆由黑子供养,则白子默许黑子多收,黑子也会以白子的名义多收,如此上下利益相连,炼银税只会越来越高。改制之后,白子收取多少,如何分配,皇上皆可以掌控在手,只因全国白子不过二十余,黑子则有过千,如此皇上提纲挈领,只要严令督抚不受节礼,以炼银税支付一省之用度绰绰有余。臣度算过瑞州府的炼银税,请皇上御览。”说着从袖中取出账目。
      雍正细细看了道:“你治理地方,果然尽心竭力,‘金银珠玉,不为至宝,贤才良臣,方为至宝’,若官员人人如此,何愁不能垂手而治!如今以山西炼银税最为沉重,我这就派你去那里做布政使,切记不可贪功,结果是好是坏,皆须诚实奏来,此关乎百姓生计,官员风气,能否推行,需要反复掂量,切不可诓骗于我。”
      高成龄道:“蒙陛下赏识夸赞,臣至为荣幸,惟有赤诚递上,方能无愧于心。臣为陛下寻取方法,万不敢以贪功之心,有害地方之治。臣以为炼银税之弊,在于从前制度,只要将收取之权与度支之权分开,再以规条考核,各地制度画一,奖罚一致,圣上烛照之下,谁敢侵吞肥己?
      微臣大胆以为,我朝秉承前朝制度,地方钱粮由地方自行规划,长此以往,终究是一本糊涂账。不光是炼银税,地方一切度支,皆可以详定条框,犹如织网,网眼大小一致,才不会有漏网之鱼。以制度规则地方,则官吏自清,犹如这黑子,自然会变白子。”说着将案上黑子取尽,换做数枚白子。
      雍正听完笑道:“你果然有心,我最喜欢与人讨论诸子百家,少不得要反驳你了。法家教人逐利,遗弃礼仪仁德,毁坏人心本性,严刑峻法,毫无仁爱之心,取下法术势,有违天道,治秦不过二代,在此不必多论。荀子‘治人贵于治法’方是治国正途,凡立法行政不能历久无弊,就如你这方法,此刻看着甚好,推广下去,将来如何难说。我不妨再讲几个故事给你,皆是我的亲身体验:
      皇父自康熙五十年始,每三年一次,普免天下州县钱粮,便有那不法官吏,将自己亏空之额,记入免除之项,制造假账,蒙骗朝廷,结果小民没有得到实惠,都进了奸蠹(du)的口袋;
      再有查抄入官的房屋,原定是廉价租给贫苦旗丁的,可是一段时间后去查,发现租到这些房子的人,都不是缺少房屋之人。
      自古治国,田亩为重,我先时奖励开垦荒田,谁知道施行不久,便有奸猾之官员,为图政绩,虚报垦荒之数,到了数年后征税之时,少不得盘刻于民,将此虚无之田税补齐。后来严惩了虚报的官员,方才刹住此风;
      还有八旗人口越来越多,兵额有限,有人建议行屯田之法,将多余人口发往京畿外种田。于是朝廷发给他们田亩、耕牛、农具,近来听闻其中有人将田地私自出租,将耕牛农具私自卖了换钱,宁可回家啃老,也不愿意种地的;而掌管他们的人呢,利用分配田亩和收取粮赋的权利,趁机从中渔利。看来这件善政如今也需找个得力的人才能办好。
      再有我听闻民间富户有襄助本乡贫民者,觉得此法不错,谕旨褒奖。谁知竟有许多不法小吏,每每借此跑去挨家勒索,若不给以贿赂,则定为富户,强要捐助。无奈只得再下谕旨,停了此事;
      以上不过是诸多事体中的几件而已,说起来真是教人哭笑不得,朝廷每行一法,本意不错,奈何下面必定有人歪曲。国人钻利之性千年难改,自古以来,上出一律,下对百策,所谓‘人分百色,色色不同’,王安石那时候在自己的治地推行青苗之法,卓见成效,可是当他做了丞相,在全国推广的时候,下面的官吏们就弄得弊病百出。
      可见方法固然重要,交给什么样的人去做,更为要紧。与其划于用法,不如慎于用人,所以每每选择官员,我都要反复查考,又常常调换,唯恐其位不得适用之人,误了政事。若是使用得人,执一法也能长治久安;若是所得非人,变百法也是徒增负累。”
      高成龄听了忙道:“皇上总览全局,透晓其中利害,非臣署理一府之见地所能及。皇上的话臣定当好好思索,以图更为皇上效力分忧。”
      雍正皇帝虽然以人治为治国准则,实际上,他在不觉中充当了法治的践行者。比如按丁征税、炼银附加、缙绅免税,这都是历朝历代发展而来的征税方式。如同康熙皇帝所说:“汉官自有一套运行规制,平白扰乱,殊为不妥。”面对古代公私混同的财税制度,一个基层干部面对的经济压力是巨大的。朝廷只管收取自身所需的财物,留给地方的经费乏善可陈,于是地方官们不断地发明创造,额外的税目少说也有一百种。
      这其中最为瞩目的要数“炼银税”,从冰凌演为巨雪,竟成了地方赖以生存的血袋。自从“一条鞭法”施行以来,百姓缴税由实物改为银两,张居正的原意是简化征收,杜绝作弊。可是基层的官员们是如何歪曲的呢?他们认为百姓缴纳的碎银在投入熔炉之后,必定有所损耗,因此这一份损耗需要百姓补齐,原来很可能只收取百分之一的损耗,到了康雍年间,有些地方对于这一损耗的收取已经到了五成以上,也就是说,每当有一锭银子投入炼炉,就有半锭不知所踪,简直比巫婆的汤锅还要魔幻。
      而我们的祖先在历朝历代的苛捐重盘之下得以屹立不倒,凭借的不是忍耐而是智慧。士绅作为联结上下的智囊,一方面为自己争取到了免税政策,一方面力抗“摊丁入亩”,因为田地大部分在他们手中。除此之外,他们也帮助官员涂改账册,帮助地方隐匿田地,帮助百姓谎报灾情,得以骗取朝廷的蠲(juan)免。千百年来,政策是一套,执行起来又是另一套,人们习惯于在糊涂的状态中生存,国家和百姓相互欺骗,只要矛盾没有最后加满,大家都能相安无事。
      地方官甫一到任,领到一百两左右的年薪,仅够维持全家老小的衣食住行,而很多项目还需要自行解决,就连田文镜自己也不得不花大价钱雇来一个胥吏邬思道,因为他书读得好,能够猜透皇帝的心思,还能写出妙笔文章来。一整套的机构成员的薪水,都要地方官想法子筹措,如果需要修筑工程、应对灾荒,更要添上一大笔赤字。
      除此之外,顶头上司的生计问题,也是地方官的职责所在,各种潜规礼花样繁多层出不穷。比如上司老爷今天过寿,明天买一座新屋,后收二房奶奶,接着二房奶奶看中一套明代家私,接着有儿子进学,女儿出嫁,又或是上级衙门里的办公经费吃紧,笔墨纸砚需要购买,下属们不得紧赶着凑份子么?幸好历任官员已经开辟好了生财之道,绅士胥吏们也会给出最良好的建议,可以去找商人们打秋风,找监生们做奉献,还有丰富的“炼银税”可以取用。而这一切都是违背孔孟之道的,如果你咬牙想要做一个清官,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和海瑞一样,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
      秉持中庸之道的官员在其中努力地寻求平衡,既糊弄好上司,自己也能吃好喝好,再为地方做一些实事,成为百姓口中的好官,而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因为朝廷并没有制订严格的框架,讲明哪些行为合规,哪些不合规,一旦调配资金不合适或是得罪了人,官员随时会成为弹劾的对象。康熙皇帝说“收一成炼银税的算是好官”也仅限于口头一语,如果他真的对滥收炼银税的行为全部加以惩处,炼银税也不至于达到五成。
      而一些专为发财而来的官员则能从这样的体系中攫取好处,有的官员上任带上一支浩浩荡荡的亲戚队伍,根据他们的才能给以职务,如此才不辜负这一大笔的皇粮,父母官不就是用来孝顺的吗?比如两江总督噶礼没有惹祸之前,侵吞炼银税,勒索盐商织造,可是皇上来的时候,不也享用了新修的行宫吗?皇子们来的时候,不都收到了大礼包吗?只要你寻到一把合适的保护伞,就能把百姓的鸣告置于阴暗之下,所以历次对于噶礼的弹劾如同弹棉花一般毫无反应。
      雍正皇帝用他寻根追底的个性,通过与改革家们的奏折往来,决定打破这个饿死清官,养肥贪官,苦累百姓的财政体系。他认识到,取缔炼银税是不实际的,一旦取缔,为了应付各种开支,地方势必增添新的税费,不如就地改造,引暗流为明渠。
      首先要清查田亩,强制士绅纳税,杜绝士绅将地方田亩挂在自己名下免税的弊病;接着分地区制定不同的炼银税征收比率,收取的炼银税以及盐商织造的利润,主要分作三份:大小官吏的养廉工资、办公经费、意外支出。再想如同从前那样,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是不可能的了。
      有了养廉工资之后,严禁上级官员对于下级的各种索取,这样也打破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官员上任也不能随便地拖家带口了,皇帝规定,满族官员十八岁以上的儿子,必须回到京中读书或者服役,以防他们变成寄生虫。你想儿子都不许乱带了,更何况其他的亲戚呢?至于皇子们出门办事,有着更为严格的规定,弘历、弘昼出门,御史一路跟着,记录他们的言行,严禁沿途官员迎来送往。
      在清朝财政体系下,许多官员同时兼任着商人的角色,比如巡盐御史负责打击私盐和售卖食盐专卖证;河道总督负责接受朝廷的拨款,承接维修堤坝的的支出;江南织造负责采购生丝,为皇家提供衣物;浒(xv)墅关为“十四省货物辐辏(cou)之所”,那里的关长负责这个关卡(qia)的收入和支出。当一些盈利性的事务有了盈余,皇帝就会给这些官员指派一些任务,比如为各地的粮库购买稻谷、领养兵部所需的骆驼、负责皇帝南巡的接待费用、印制官方的宣传资料比如《大义觉迷录》等。如果因为经营不善或是一些不可抗力,官员就会陷入亏损的境地。这样的亏损在康熙后期是允许存在的,官员们从国库领了银子为国办差,难免就为国亏损,勒令赔补的情况尚不算多。
      到了雍正时期,皇帝专一考察这样的亏损,亏损之数均要限期赔补,以致抄家结算,庙穷和尚富的情形在雍正时代鲜有见闻。从前亏损还可以想办法叫百姓填补,雍正则是将亏损的官员先就地免职,防止他们继续荼害百姓。他在甘肃巡抚石文焯的奏折上批到:
      勿要自恃(shi)模棱伎俩,但知为己而不顾君父大义。以因循支应为岁月静好,以发卖人情为宽仁体下,以侵剥国帑(nu)民脂为夤(ying)缘钻刺之用。此等行事希图身家昌盛岂可得乎?设有一实心为国者则群起而攻之,反指其不近人情。如循此等陋习欲于朕前逞其故伎,意图保全禄位,断然不能!
      然而在封建时代,一个百姓这一辈子有几成的几率遇上一位“明君”呢?
      一天常青见四下无人,便将心中疑惑,说于雍正。原来常青对于雍正,最是忠诚,可以舍命救主,是以难免觉得别人也须如此。
      常青撇撇嘴道:“那晚是多么紧急,可是我去接和妃娘娘的时候,娘娘却去与鲁嬷嬷唧唧一阵,上了车,还问东问西。我看娘娘的脸色,好像有害怕的样子。所以奴才私底下觉得和妃娘娘,对皇上有九分真心,也有一分私心,不似茜菂那般,刚强爽利。”
      雍正笔下略略停顿,对常青说道:“人人都有私心,世上哪里有那么多圣人。那时候关乎性命,有几个人能不有所犹豫,当时连我心中也不笃定。我们君臣几人也曾多番计议过后路。何况娘娘毕竟是一女子,又记挂家中父母兄弟,此等大事有所忐忑,也是人之常情。说起茜菂,我看你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她虽然爽利,也难免急躁。和妃娘娘在冷宫之时,茜菂捺不住性子,与惠妃娘娘的押班侍女理论,和妃娘娘使了不少银子,又亲自去赔罪,这才没有招人记恨,你难道忘了?”
      常青听了,也不好意思,只得讪笑。雍正又道:“娘娘既已归我,自然一心为我,如今虽无名分,你也要从心底按主子娘娘敬奉,刚才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常青忙答应着。
      雍正见寿萱殿的太监宫女们,俱安分守已,便令各回原处当差。惟有赵昌,日夜号哭,众人闻之狐疑。雍正左思右想,想起早听闻赵昌家私不菲,这倒是个由头,便派内务府去核查。一查之下,果然令人瞠目,赵昌一般的也有妻室子女,合家子二三十口,供其役使的奴仆就有二百人,京圈内各处的房屋有五百间,雄县等几处的土地有五千亩,另有现银万两,首饰、宝石数百件,珍贵的绸缎毛皮填满了库房,尚有器玩百件,马驼等二百匹,武器数种。
      和妃听到此信忙来劝道:“赵公公在宫里,多行好事,能为妃嫔娘娘们斡旋解难,连我也受其恩惠。可记得绿头牌之事,多亏了赵公公方能得了,才解去你我二人之难。”
      雍正将抄查之事略略说了道:“这奴才竟比一些月银三两的穷觉罗逍遥百倍,怪道那个见钱眼开的胤禟要让自己的儿子管赵昌叫伯父了。他还怪会弄钱的,走了门路,将宣化府的煤窑据为己有,盘夺重利,那些以煤为生的百姓们已经闹了几次了。此人留着恐为祸患,你究竟是一妇人,竟不知其中厉害?既然你求情,便令他即刻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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