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普照大地

　　六月中旬，我在学校考完试，暂时住到外婆家。

　　回来的第二天，通过母亲联系上了她的律师，并把电话录音直接交给她，内容是叶国忠酒醉后和我的通话。他在电话中骂了我不少，不过律师在听到那些时并没有露出多余的表情，只在他提带他与现在伴侣的渊源时神情亮了亮。

　　七月初，法院开庭。

　　双方拒绝调解，在经历了繁琐的法庭流程后，审判员最终认为叶国忠是导致离婚的过错一方。尽管得到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判决，何颖女士还是在踏出法庭的一刻，一把抢过律师手头的纸质文件，直往叶国忠的脑袋上掀，叫现场的人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楼层巡逻的保安赶到，拯救了叶国忠的脑袋。母亲被她的律师朋友带走，父亲和他的律师女友离开。法庭里书记员在说我们“胡闹”，我一个人留在原地，视线定格在白色纸片漫天飞舞的瞬间，等待一切尘埃落定。

　　律师说我母亲的情绪不太好，让我晚些来接她，又托我到时把文件带回来，我便抱着这沓乱糟糟的纸堆，进了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坐在高脚凳上，尝试着整理整齐，但好像纸片也知道排队，见前后不是旧人，便别扭地闹起脾气来，谁也不肯乖乖站定在位置上。

　　干脆放弃，转而抱着杯牛奶，有些麻木地看着窗外，从白天看到黑夜。

　　很晚的时候，律师才再一次发来消息说，母亲在她那里歇一晚，让我早点休息。我有些茫然地盯了会儿，才看了眼时间，意识到这个点已经没有回程的地铁了。长时间维持着一个姿势，直起身子时，手臂一时间伸不直，浑身的骨头也随着动作喀拉直响。

　　简直不像一具年轻的身体。

　　这条街附近都是老旧的小区，到了夜里没什么人走动。

　　我在路边走了两步，被一阵温热的风吹起了心思，前后观察了会儿，然后霸道地走到了马路中央，踩着黄线。有电瓶车在我身后按响了喇叭，吓了我一跳，我下意识往左让了让，随后看到电瓶车贴着右侧车道经过，穿着裤衩的男人电瓶车开得歪歪扭扭，朝我恶劣地笑了笑。

　　我没有理会，低下头，看见自己离开了中线，落到了左边。

　　抬起头，视野的尽头是一个温泉会馆，那是我为无处可去的叶舟找的歇脚地。我用鞋尖刮了刮地面，像是在无声地确认，我没有进入对面另一块领域似的，而后回到中线，继续一步一个脚印，但愿不要再碰上神经病了。

　　八月，母亲按照公司的安排，预备前往J市开始新的工作。

　　我在放假前向学校提交了交换申请，预备到J大开始为期一年的交换生活。出发前，我往S市中学走了一趟，在门卫处被拦了下来。问了半天才问到一个姓郭的英语老师，那是我对这学校残留的印象之一，原因是她是个断掌，打人手心特别疼。

　　她和保安说了声，我这才顺利地进了校。

　　教学楼披着藕粉色的瓷砖，看起来十分老旧，我绕过，走到西面的大楼底，才惊觉自己居然还记得教师楼盘旋的楼梯。不过和老师聊起来颇为尴尬，因为我们彼此对对方都没什么印象，要不是办公室就剩她一个女老师，我怕我甚至找不出哪一个才是刚才放我进校的恩人。

　　不过她好像没有我这么坐立不安，大概人上了年纪以后对世事的包容程度会呈直线上升。我绞尽脑汁找了半天话题，才状似无意地问起班上的其他同学，她便去翻了当年班级的合影。我东点西点，很多时候她也说不出什么，不过我问到谢宁，她笑了笑，说当年那么内向的孩子，你肯定想象不到，现在也当了老师啦。

　　“老师吗，”我重复了一遍，然后也笑了笑，“真好啊。”

　　刚到J市的时候，我和母亲为了我要不要住宿的问题纠结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她拍了案，勒令我去住校，“学校有食堂，省得天天为吃饭发愁”，这是个我无法反驳的理由。于是，我有课时住校，周末回家，母亲和从前一样忙，但周末会回家同我一起吃晚饭。

　　法院判下房子归母亲，但要求母亲贴钱给叶国忠，抵作叶国忠应得的部分。她和我商量过后，把房子挂到中介出售，因为贴了钱，而房子又还没出手的缘故，我们暂时在J市租了一个小的两居室住，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去附近兼职。

　　小区的附近有一家咖啡馆，招小时工，我报了名，很快收到了试用的通知。

　　经理简单问了我两个问题，然后琢磨了会儿，最后让我上前台呆着，学着给客人点单，推销套餐和会员卡。我硬着头皮招呼客人，在经理日复一日“大点声”的敦促下溜着嘴皮，逐渐失去人类的情绪。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新...”

　　“哎哟，行了。”他看也不看我美丽的脸，只不耐烦地把钱扔到桌上。

　　我一张张拾起，笑容无懈可击，我可以，我能行。

　　一个周末的晚上，刚过十点，我正准备打扫一下卫生为关店做准备，恰好一个客人进店。他要了一杯美式，我一边帮他点单，一边本着人文关怀确认了一遍，“确定要点美式吗，会失眠的哦”，毕竟这附近没有办公区，到了晚上店里点咖啡的人数比起白天明显减少。

　　“没办法，”他叹了口气，“打工仔要加班啊。”

　　我笑了笑，低头去操作点单的机器。

　　他脱口而出，说“你笑起来好甜”，我听见他说话便下意识抬起头，正撞上他盯着我，嘴角的笑还没有收。他大概有三十了，我猜，皮肤状态不太好，大概是作息的问题，笑起来的时候瘦削的脸上有明显的纹路，我对着那纹路恍惚了片刻，想起刚工作没几天的时候，经理嫌我。

　　“你这笑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拿刀架你脖子上了”，她闲着没事儿，便给我出主意，“你想点儿开心的事儿试试”，我稍微想了想，然后笑了笑，看着她。她五官吓到散开，恨不能从脸上逃出去似的，问我，“你确定你想的是开心的事儿吗。”

　　我点头，回答说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

　　我回过神，已经过了接话的时机，看见客人也跟着沉默，视线垂了下来。我把回单交给他，按部就班地说道，“请您稍等一下，咖啡好了会叫您的号码。”

　　他点点头，原地踟蹰了一会儿，然后才找了个位置坐下。拿到咖啡，临走前，还是来问了一句，“可以要你的联系方式吗。”

　　我朝他笑了笑，摆摆手，“晚安。”

　　和上晚班的同事一起下班时，被她掐着腰调侃了一把，“你好冷酷哦，我都听见了，客人问你要联系方式，干嘛不给，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我仔细品了品“冷酷”这个词语，“嗯，不是。”

　　“靠”，她笑骂了声，“我想起上回，有两个客人因为咖啡洒对方身上了就在店里打起来那回，我那时候都吓疯了，生怕他们抡着我，还怕他们砸了店回头店长让我赔钱，那时候你前台二话不说就报了警。”她嘎嘎笑了两声，笑声响彻夜空，非常扰民，毫不自觉，“那你喜欢什么类型啊”，她又扭回了这个话题。

　　我决定将冷酷坚持到底，“我有男朋友的。”

　　“我靠！真的假的！我从没见你上班偷玩过手机！”她的嗓门直冲云霄，欲与天公试比高。

　　我望了望天，“我每天到了晚上，才能听到他的声音。”

　　同事又嚷嚷开了，又是“异地恋累人”，又是“盯梢”，我的耳朵嗡嗡的，努力筛掉她的响儿，出神地盯着呼气凝成的白雾，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这是J市的冬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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