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文论

　　近期，笔者拜读了虞云国教授的大作《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王炎午两祭文天祥》（载《文史知识》2016年第7期），文中谈到文天祥被俘后，他的挚友王炎午先后写了两篇文章祭奠他，分别为《生祭文丞相文》与《望祭文丞相文》。所谓生祭文，是为行将赴死者举行的祭礼，这种文体创自王炎午。王炎午之所以撰写生祭文，是担心文天祥变节投降，坏了一世英名，催他早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笔者专门找来王炎午的两篇祭文学习，起初也被他的慷慨陈词深深感动了，觉得文天祥若腆颜不死，简直对不起这位老乡兼诤友的一番苦心。然而当我细细欣赏，却从中嚼出了一些怪味。与文天祥（1236～1283）短短47年的生命相比，王炎午（1251～1324）一直过了古稀之年才寿终正寝；也就是说，他在南宋灭亡（1276）后，又活了足足48年，接近半个世纪，寿命长得实在有些扎眼！
　　王炎午在生祭文中，拿汉代李陵作反面教材，以威胁的口吻告诫文天祥：“丞相不为（李）陵，不待知者而言，奈何慷慨迟回，日久月积，志消气馁，不陵亦陵，岂不惜哉！”你再不赶紧自杀，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消磨了志气，就算不想变成李陵，世人也会认为你是李陵，那你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李陵（？～前74）是汉代“飞将军”李广之孙，也是一代名将。天汉二年（前99），他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率领不足五千兵卒，深入敌军腹地，与八万匈奴鏊战于浚稽山，杀伤的敌人远远超过自己军队的人数。匈奴单于十分惊恐，征调倾国之兵，将他的军队重重包围，进退之路均被隔断，救兵却迟迟不来。李陵转战千里，弹尽粮绝，依然带领将士们与敌军白刃相搏，终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司马迁不仅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鸣不平，为此遭到惨无人道的宫刑也无怨无悔；他还在《报任安书》中对其抱以深切同情：“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并给以高度评价：“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一个没有在战场上杀过敌人一兵一卒的白面书生，竟大言不惭地嘲笑一位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将军，可见王炎午不仅狂妄无知，而且没有良心，与诛灭李家三族的汉武帝一样冷血无情。
　　文章接连抛出两个凌厉的设问句：你是希望不屈服却又能留得性命吗？这只有西汉出使匈奴的苏武能够做到，因为那时汉室还很兴盛，与匈奴没有复兴王事、兵戈相见的仇恨。唐李光弼讨伐史思明之前、后梁帝朱友贞在李存勖兵临城下之前，都不希望被敌人所羞辱，抱定必死的决心。眼下你贪生怕死，总会有人要你的命的。还是因为旧主尚在人间，你不忍心抛弃？唐末杨行密的基业被李昪篡夺之后，其子孙迁往广陵，只因周世宗下诏安抚杨家，生性多疑的李昪就灭了杨氏一族。蜀王王衍归顺后唐时，庄宗李存勖赌咒发誓说要保全他的家小，没多久听信伶人景进的谗言，诛杀其全家。如今恭宗赵隰虽已向元帝逊位，苟且偷安，而你却又事奉这个肮脏的朝廷，元帝对他必生猜疑，你不是反而害了他吗？
　　真实的情况是，不管元世祖是出于对中原实施怀柔政策的需要，还是出于对文天祥个人气节的敬佩，他都没有加害文天祥之意，只要文天祥不是一心与元朝作对，哪怕像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便可以留得一条性命。就在文天祥临刑前，元帝仍在观望，以期他回心转意。南宋朝廷已是日薄西山，恭宗继位时年方四岁，一个被豢养起来的乳臭未干的孩子能翻起多大的浪来？不管赵隰在敌人的鼻息下生存如何艰难，他毕竟活了53岁，比起他的老祖宗对付南唐后主李煜的手段来，元统治者已经算是相当仁慈了。况且投降元朝的南宋官员人数众多，比如名将王立、吕文焕、范文虎等，元帝都加以优待，王立是因为后来再次反元才被杀的。王炎午显然过于低估元帝的肚量了。
　　我不知道这篇生祭文对文天祥究竟有多少影响，但文天祥并没有完全按照王炎午所期望的去做，或许他心中还微感失望吧。文天祥是死是降、以什么方式死，他自有主张，用不着旁人置喙。更何况从他首次被俘后的表现来看，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王炎午未免过于杞人忧天了。他若真的担心文天祥投敌，怎么不早写生祭文，此时才写不是近乎蛇足么？就算文天祥确实降元，也未必一定是享受高官厚禄。做个草民，就像王炎午自己的选择一样；或者做个道士，文天祥曾有过这个念头，又有何不可？当一个国家面临改朝换代时，有的人极力维护旧王朝，宁死不屈；有的人迫不及待地投降新政权，巴望着主子封赏；然而大多数都是处于灰色地带的普通人，在强权政治下忍气吞声地过着小日子，难道个个都从道义上谴责他们的苟且？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文天祥在柴市从容殉国，是货真价实的头颅被砍下。王炎午松了口气：文丞相的名节总算保住了！他又写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为了衬托文天祥之死的伟大意义，他极力贬损两个著名历史人物：
　　文章首先将文天祥与诸葛亮相提并论：“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虽同，而公死节。”他认为二人都是名相，但文天祥最后死节，诸葛亮在这点上则略逊一筹。诸葛亮（181～234），在27岁那年被刘备三顾于草庐之中，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整整后半辈子都在倾力辅佐刘备。诗圣杜甫评价他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五首》之五）”，即他安邦治国的本领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运筹帷幄的才能令萧何、曹参为之失色。他的丞相之位是自己熬尽心血谋篇布局挣来的，而文天祥的却是南宋朝廷封赏的，两人同为文人从军，王炎午有何资格贬低诸葛亮？更何况诸葛亮在第六次出师祁山时因积劳成疾而病逝，那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耿耿忠心，使多少后来者为之泪满衣襟！
　　与文天祥同为烈士的唐代张巡，在王炎午眼里也远不及他：“倡议举勇，文山张巡，杀身不异，而公秉钧。”张巡（708～757）是开元末年的进士，安史之乱时，起兵守雍丘，抵抗叛军。至德二载（757），安禄山次子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军十三万南侵江淮屏障睢阳，张巡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据守孤城，临机应敌，与叛军前后交战四百馀次，有力保障了唐朝东南的安全，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惨重而被俘遇害。他的杰出军事才能不知比文天祥高多少倍，至今依然为后世所研究、借鉴，这样一位智勇双全之士，只因官职没有文天祥高，就被王炎午低看一等，实在令人齿寒！
　　“名相烈士，合为一体。三千年间，人不两见。”以宰相的身份壮烈牺牲的，三千年来没见过第二个。如果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宰相伊尹（前1649～前1549）开始算起，至文天祥去世的那一年（1283），差不多是三千年，距中国最后一位宰相胡惟庸（?～1380）被处死也不到100年（此后明太祖朱元璋为独揽大权废除宰相制度）。由此看来，文天祥之惊世一死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步古今。以王炎午的荒唐逻辑，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死得越惨烈就越值得尊重，最好是受尽种种酷刑，再被千刀万剐，才让他趁心如愿。而虞教授的大作通篇都是对祭文的由衷赞赏，连文章标题都直接取自祭文，说明他是相当认可王炎午的观点的。
　　司马迁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人本来就难免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死得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追求的目的不同。一个人只要是为民族大义而死，他的死就是有意义的、值得尊重的。司马迁在此并没有强调死者的身份地位，不管是高居庙堂的帝王将相还是出身微贱的平民百姓，在他眼里都一视同仁，所以他才会精细入微地刻画出当朝高祖刘邦的流氓习性、景帝刘启的残忍阴毒和武帝刘彻的好大喜功，并热情讴歌陈涉、侯嬴、荆轲等众多草莽英雄。谁规定非得生生受敌人一刀之厄才算死得光荣、死得不朽？或许是司马迁的思想过于超前，以致历史的巨轮已滚滚驶过1400多年，处于宋元之交的文人王炎午心中还有如此强烈的高低贵贱之分。
　　可是王炎午自己呢？他既然如此苛责文天祥，我还以为他会在文天祥牺牲后追随英雄于地下，以尽朋友之义；或者前去刺杀元朝首领，不成功则成仁呢！哪知他在漫长的后半生中，每日里作诗饮酒，“拼一笑，且醒来杯酒，醉后杯茶”（《沁园春》），惬意得很！
　　在生祭文的序言部分，他首先引用安成名士刘尧举的赋文：“于留中子坟孤竹，谁向西山饭伯夷”，拿伯夷不食周粟的典故来向文天祥示警。伯夷是春秋时期孤竹君之子，武王平定商纣王的暴乱之后，天下纷纷归顺周朝，惟独伯夷与胞弟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首阳山，最后饿死山中。谁都可以做遗民，惟有王炎午没资格做，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城。他在谴责文天祥的同时，自己也该作出表率，绝不吃元统治者的一粒粮食，而不是一方面催促他人快快送死，另一方面自己却在家舒舒服服地颐养天年，对人与对己采取双重标准。
　　从序言中得知，王炎午曾在文天祥的幕府呆过一阵子，不过他很快就因父死未葬、母老病危而回乡。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王炎午首先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家，仿佛文天祥的母亲、三个妻妾和二子六女不需要照顾似的。——人生于世间，谁没有家眷？如果其他人都像他一样自私，谁还去行军打仗保家卫国？再者，他说母亲有病，究竟病到什么程度，需要他赡养多少年？这些均未见记载。文天祥充分尊重他的选择，丝毫没有责怪之意。他在写完生祭文后，惟恐文天祥看不到，特别誊录了几十份，沿途张贴在从赣州到洪州的驿站、河桥、山墙和店壁，真是用心良苦啊！他做这些事耗时费力，想必他已将母亲安排妥当，那他为什么不再次投笔从戎呢？
　　退一万步来讲，就算王炎午舍不得为国家尽忠、为朋友尽义，至少得为文天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想办法营救文天祥、打点一下看押文天祥的兵卒，或者以其他方式帮助文家吧？文天祥的母亲和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均在战争中相继死去，另一个儿子和两个侍妾也失散了；他兵败被俘后，妻子和剩下的两个女儿被抓进元宫为奴。只要王炎午愿意，他未必不能为文家略尽心力。遗憾的是，在文天祥二次坐监的三年半里，笔者看不到他的丝毫同乡之谊。倒是另一位义士张宏毅的举动更令人动容，他不曾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只是默默地追随文天祥入京，在其囚所附近租住下来，数年如一日地为他送饭；文天祥就义后，他又将其遗骨连同狱中所作诗稿一起送回老家。
　　虞教授将王炎午认作文天祥的挚友，似乎有些名不副实。真正肝胆相照的朋友，一定会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绝不仅仅是做几篇空头文章。西晋嵇康虽然高调地写过《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可山涛依然是他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临终遗言叮嘱儿子嵇绍去投靠山涛，因为山涛会照顾他的。清代吴兆骞无辜受到科场案的牵连，被发配到宁古塔23年，友人顾贞观为之四处奔走，后向纳兰容若求援，经其父明珠营救赎还，二人的惊世友情尽存于顾贞观那两首哀切动人的《金缕曲》中。从王炎午在南宋灭亡后数十年的表现来看，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当初他之所以不愿跟随文天祥一同抗元，是明知此去凶多吉少，才找个并不高明的借口推脱而已。
　　王炎午虽然高高祭起道德的大旗，却掩盖不住对于生命本身的冷漠，他不曾站在文天祥的立场来看问题，而是以自己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家破人亡的文天祥作出牺牲。而他自己，则巧妙地避开危险，隔岸观火般地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其任务只是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王炎午的生平乏善可陈，他所著《吾汶稿》一书，在书店里极难觅到其踪迹，幸亏这两篇祭文使他跻身著名的遗民人士之列，并在青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他虽将祭文做得花团锦簇，但仔细考察文中所涉及的人物事迹，结合他本人的生命历程，感觉更像是一个文人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令人难以信服。
　　最后，笔者踌躇再三，还是写下一段或许有损英雄光辉形象的文字：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固然彪炳千秋，值得后人景仰，但也不必无限拔高。文天祥的二弟文璧与他为同榜进士，曾任广东惠州知府。1278年，元军兵临城下，文璧打开惠州城门迎降，被元帝封为临江路总管兼府尹。文天祥不仅没有责怪二弟的不同选择，还在信中嘱托他过继给自己的儿子文升：“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文璧）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狱中家书》）”文天祥舍身报国，得以名垂青史；胞弟降元，保全亲族利益，文氏兄弟可谓名利双收。可见在南宋王朝气数已尽、人心涣散的情况下，文天祥并不认为降元是什么奇耻大辱。在此笔者并无贬低英雄之意，文天祥也是血肉之躯，有着凡人的喜悦和忧虑，他的青史留名是以如此悲壮的方式博得的，连家庭都遭到倾覆，即使存一点私心，笔者也不忍求全责备了。
　　2016年8月6日初稿写于临安家中忘忧斋
　　2016年10月4日二稿改于临安家中忘忧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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