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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有不忍之心
儒家有一桩公案——究竟人性本善还本恶？其实无论是倡言“性善说”的孟子，还是主张“性恶论”荀子，他们的论述在今人眼中看来都不够严谨 。因为要回答人性善恶的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人性的定义，以及究竟何为善、何为恶。如果孟、荀二人本身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就有出入，那争论也就毫无意义了。好在聪明的后世学者早就领悟到了，孟、荀讨论人性善恶只是出于“淑世”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科学。说“性善”，是劝人向善。说“性恶”，也是为了强调礼义的重要作用，提倡以之规范人的行为，从而构建文明的社会。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将“性善说”的内涵列举为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辞让之心（礼）和是非之心（智）四端，称这四者“人皆有之”，而且是“不学而能”的天性，这恐怕是善良限制了这位圣人的想象力。
荀子就比他现实一点，他表示人的天性应该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之所以有辛勤劳作或殷勤辞让的行为，乃是后天礼义教化所致——本质上说这些“善行”是违背人那懒惰与贪婪的本性的。
“……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荀子所谓“其善者伪也”之“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人为”。不是说善行都是出于“虚伪”，而是说礼义来自“人为”。例如后文又提到：“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意即木工将木头做成可用的器具，器具是工人努力劳动的成果。同理，善行也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不是自然而然的。由此不难看出，即便主张相对悲观的“性恶论”，荀子本身那以人为之善战胜天性之恶的信念，依然不失为儒家积极精神的最佳代表。话说回来，《荀子·性恶》中虽然明确地点出了他所要驳斥的对象——孟子——但他的驳斥非常不彻底。总的来说，荀子只是否定了“礼”和“义”是人的天性，却没能触动更为重要的“仁”和“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人性中自有“仁”与“智”的存在，如——
“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荀子·礼论》）
他说天地间但凡有血有肉的生物都有爱其同类的天性，如鸟兽走失必返群，经过故乡则号啕踟蹰不能去。万物之灵人类于此更甚，那失去亲人的悲痛可能至死无穷。这难道不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亲亲，仁也”吗？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
他又说，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只在于直立行走或身上无毛，而在于有“辨”。人有辨别好坏、亲疏的能力，有认知和实践仁义法正的能力，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大禹这样的圣人。这不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吗，不就是孟子认可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吗？
“……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且荀子的“性恶论”，只是说人若是完全顺应趋利避害的天性行事，将会导致恶的结果；并没有说人在不关乎自身生存的前提下，也有刻意作恶的动机。这种饿了想吃、累了想歇、好利恶害的本能，只可说是一种自利倾向，一定要归结于“恶”，恐怕有点太过苛刻。
孟子陈义太高，以他的标准衡量，大概满大街都是牛鬼蛇神。但回到文章开头他所举的例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看到有孩子差点就要掉进水井里，即便与孩子的父母没有交情，也难免激起惊惧怜悯之心，这是连大谈“人性本恶”的荀子都认同的“爱其同类”之仁。
人或许有自利的天性，或许没有天生的羞耻或谦让之心，但要是连最基本的是非都难以明辨，连见孺子落井都无不忍之意，那真是——
非人也！
善良限制了先哲的想象力，孟子和荀子见过的变态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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