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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忘言时，咫尺玄门
汤用彤讲玄学，并不先提“三玄”，而是从《人物志》开始说起。
刘劭生活在汉魏之间，他所写的《人物志》，总结了事业单位选用人才的一般标准，即根据各人不同的才能与禀性，讨论其适合担任的政府职位。
汉末的察举制度被世家大族操纵，门阀垄断了人才进用通道；读书人想做官，又先得博得美名，由此不难想见他们会采取种种虚伪矫饰的手段。两个因素相叠加，导致的结果是政府用非其人。渐渐地，统治者对于名教选拔人才的制度产生了怀疑，学者亦力图从经典中寻找解决之道，刘劭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本意是为政府服务的工具书《人物志》，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开启魏晋玄学的重要铺垫呢？
·从人事到玄远——老庄复兴的必然
儒家有“正名”之说，“综核名实”是法家之学。刘劭写作《人物志》的目的，是减少名实相背的问题，既符合儒家的宗旨，也适应了曹魏统治者喜用法术的需求。但通篇看下来，其实他已不自觉地将道家思想融入其中。
他说，如果两位贤才之间未分高下，则以能谦让者为佳。谦让，自是儒家欣赏的品质，但刘劭对此的解释却是君子可以退为进、以屈为伸，因卑弱自持而反居其上，并由此扭转劣势，转祸为福，这就明显有道家的痕迹了。
果然，数行之后，刘劭即引用《道德经》原文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其对老氏思想的看重可见一斑。
“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玄学为研究此“三玄”的学说，南朝以后还兼指佛学。
从东汉末年到魏朝正始年间，为了解决政治难题而开始关注老子学说的不只刘劭一人。如前文所提，名教过去选用人才的手段已招致非议，然而名教若被嗤为虚伪，自然率真要从何处寻找？曹操的名法之治若失于严苛，清静无为又是谁的主张？答案似乎十分明了。
老子。
在儒术确立独尊地位的数百年后，因其自身异化为使人侧目的统治工具，老庄之学的复兴成为了必然。而探讨道家与儒家、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自是玄学最关心的题目。
早期的玄学代表人物何晏（曹操养子）与王弼，并不至于鄙薄名教。作为在朝的玄学家，他们试图将名教与自然、儒家和道家的学说统一起来，实际上为当时问题百出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也指明了改进的方向——
要建立合乎自然的名教。
综上，魏晋士大夫之由儒入道，从名教与自然的绝然分野到打通一道玄门，起初应是为了满足政治上的需求。不过有人关心这种思想的实际应用，就有人偏好其理论价值。司马氏掌权之后，曹氏旧臣人人自危，不敢再讨论现实问题，只能在言谈间脱离人事，遂将此学说愈往玄远的方向推进。这既是环境所迫，也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
“谈论既久，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汤用彤）
·从“正名”到“无名”——名实之辨的深入
从汉代品鉴人物时的琐碎评议，到总结成一本系统化的理论专著《人物志》，这是学问演进的第一阶段，不难理解。但人力资源管理学专著《人物志》，又为什么具有进一步升级到玄理层面的潜力呢？
~人性复杂说
所谓大权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才性”的问题被讨论得越多，学者越发现，原来辨别品性的方法，难以尽善尽美地说清道明。要看透表象下的实质，绝不能依赖书中给出死板标准，而必须凭借圣人的灵活直觉。那过程实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重视“言”与“意”的区别，遂成为流行的论调，并将在之后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盖人物伪似者多，辨别极难。……圣人识鉴要在瞻外形而得其神理，视之而会于无形，听之而会于无音，然后评量人物，百无一失……可以意会，不能言宣。（汤用彤）
~名实矛盾说
要综核名实、使官员名副其实，就不能不弄清楚“名”与“实”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实”为本，“名”为末。“实”不必有“名”，“名”不能穷尽所有的“实”。名不尽实，犹言不尽意，由此再度引出“言意之辨”。
名家原理，在乎辨名形。然形名之检，以形为本，名由于形，而形不待名，言起于理，而理不俟言。（汤用彤）
~人君无名说
对人臣名实问题的探讨，又使人将目光投向了凌驾其上的人君之位。人君为何名、有何实呢？不，人君不在此评价体系之中。君德配天，上应天道，自与人臣之器用殊途。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理想的人君具备中庸至德，犹如无名无形的“道”，它能观照全体而无所偏失，通过选才任能，实现垂拱而治；人臣才是有名有形的“器”，他们各守其分，维护名教之治。至此，本介于儒家与法家之间的名实之辩，终于开始进入了道家领域。
“魏晋名家之用，本为品评人物，然辨名实之理，则引起言不尽意之说，而归宗于无名无形。夫综核名实，本属名家，而其推及无名，则通于道家。”（汤用彤）
·从“言不尽意”到“得意忘言”——阅读理解的创新
对“言意之辨”的认识，最有趣的影响，是引发了阅读理解上的创新。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语言像是一座造桥，它能帮你通达到“意”的彼岸。可有时这桥建得颇为力不从心。它只造了一半，只能让你模模糊糊地眺望对岸。你要想看个清楚，就得自己跳过去。如果你胶泥于一字一句的本义，而无法做思维上的跳跃，你就永远只能站在断桥的尽头，不能把握语言背后的精神实质。
换言之，若你自以为能把握精神实质，那你怎么解释文字都行。
魏晋人正是掌握了这一强大的思想工具，才开始天才地解读《论语》的。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汉人孔安国在此作注曰：“虽曰君子，犹未能备也。”他说孔子的意思是君子也不都是完美的。这样的注疏显得十分循规蹈矩。
王弼却说，这是“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辞。君子无不仁也。”
他认为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其本意并不是真的说君子有“不仁”，而只是为了反衬小人的“无仁”——“君子不仁”和“小人仁”都是不可能事件，就算我同时把他们的可能性放大，使“君子不仁”成为小概率事件，“小人仁”依然还是不可能。“小人仁”的可能性，比“君子不仁”的可能性还小。
这样解释有点绕，另举一个例子就很明白了：
地球上的男人死光了我也不会喜欢你。
（君子不仁小人也不可能仁。）
对儒教经典进行玄学化的解读，不只能疏通儒教经典中固有的滞塞文句，还可以将儒道经籍中的抵牾之处化于无形。
如何操作呢？简单，第一步，就是否认这些文字的字面意义，强调它们所表达的并不是先哲的“本意”。哪怕激烈如《庄子》中对孔丘的贬斥，西晋的郭象为其作注时，也能硬拗说庄子与孔门不相违背，只要“忘言得意”，就能体会到庄子并不是真的想要诋毁孔子的本心。
第二步，请继续往下看。
·从言意之辨到体用之别——思维方式的突破
从“言”与“意”的辨析中，人们发现了一种矛盾关系。语言是枝叶、是形式、是工具，意义是根基、是本质、是目的。它们既相互依存，又有一定程度的分离，有时候需要深挖一层，才能发现它们内在的统一。
这世间很多事物不都是如此么？
道家推崇自然，主张无为。儒家看重人伦，欲建礼制。这两套政治主张有根本上的冲突。但若把对言意之辨的理解，迁移到儒道学说的调和上，将“儒”与“道”也视作末与本、用与体、工具与目的的关系，则使儒道兼容似乎也并不困难。
首先，道家的圣人将世间万象视作一种整体的存在，因为这种“存在”包含了万有，但又不等同于任何一种实实在在的“有”，所以名之曰“无”。“无”的运行有其绝对规律，“万有”无不在其支配之下。这样的见解虽高，但似乎不能直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还是不得不把目光下放，去审视“万有”，并承认名教不失为一种治国安民的可行之法。何况名教建立的那套规则，或许正是包含在天理运行之中，是宇宙演化的必然，而非为人意志左右的“妄然”呢？
其次，孔子曾说“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见儒家并不否认自然的运行有其必然之理，只是对之不加议论。孔子立言，乃是搁置了玄远，卷起袖子去处理近前的问题。既如此，儒道当然就可以是“一体”的了，不过一在下，一在上而已。
“圣人（指孔子）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世说新语》
总之，如果毁弃名教而放任自然，彻底地反儒尊道，便是有体无用，蔽于天而不知人；若你站在名教的立场上反对自然之道，就是不知孔子本有“体无”的高见，是舍本逐末，蔽于人而不知天。
·从得意忘言，到得意忘形——学术风格的流变
这种“得意忘言”的思路，不只应用在了政治领域，还影响到了学术（南学VS北学）、艺术（写意VS写实）、相术（五官VS神韵）等方方面面。
汉朝儒学以训诂为主，也就是考证经籍中每字每句的意义。经魏晋玄学的思想解放之后，沉闷枯燥的学界开始流淌自由活泼的空气，继承这种学风的南朝读士人，即表现出偏重义解而不执着于字句的特点。北朝学风则仍与汉时相类。
南学的清通简要，对比北学的渊博深芜，使人联想到佛教有顿悟与渐修的分流，宋明理学有陆九渊与朱熹的分流。一者不拘一格，直达彼岸但少了一些原则或根基，如得意忘言，如见性成佛，如“吾心即是宇宙”；一者则是渊综广博，踏实但缺乏理论高度，如钻研字义，如念经拜佛，如向外穷究一事一物之理。两者各有其优点，但若过于偏执的话，也各有各的魔性。
回到之前遇水填桥的比喻，前者鼓励人跟着感觉走，瞎跳碰运气；后者弯腰捡石头，欲发挥累土至山的精神铺出一条路。其实选择不同的路径向下探索，未必能殊途同归地契会真理，但至少可在沿途收获更多元的风景。
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身上显然缺少谨饬的汉学之风，但这不妨碍他做诗人。《晋书·阮籍传》曰“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则是这种学术思想在文人生活态度上的体现。何必那么严肃？对有些人来说，精神上与自然合一的东西，比落在故纸中的陈墨、或外界强加的社会规范重要得多。在死板与变通之间，严谨与活泼之间，魏晋名士大抵选择了后者。不过具有这两种对立风格的头脑和心灵想来都古已有之，并非始于魏晋，也不止于今朝。
·从古到今——国民性格的养成
中国古话中有很多看似表面矛盾的句子。如“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何之谓？隐于林者，还在看重隐居的形式，境界较为低下。而隐于市者，虽处喧嚣之中，但心不为所扰，此为得隐逸之“意”，道行自然更高。
往近了说，你大概记得《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教张无忌“忘记”剑法的桥段。若太过执着于一招一式的规范，则太极剑也不过普通的剑谱，发挥不出变化万端的威力。这是把目光局限于形式的危险。
这样的思维方式显得极为聪明，但这样的“聪明”当然也有坏处。试想一下，中国人看到现代社会的明文规定时，是不是总是能迅速领会到法规的“言外之意”，以不违背其内涵为底线，而不想老老实实地遵循每一道字面上的规程呢？
美国规定，买酒需出示身份证明，国人立刻就领会到——我懂嘛，就是未成年人不准买酒的意思，你看我这满脸沧桑，还有必要用护照来证明自己的年龄吗？又比如，红灯亮时不能过马路——我知道，这规定是防止我被车撞，然而现在不是没车吗？我当然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我已经得“意”而忘“言”了。
是啊，玄学精神的流传，不必赖于书本。后世国人也许大多未曾读过半本玄学著作，但忽视明文和相信变通的思路却无人无之，这大概就叫做文化基因。
本文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魏晋玄学史》（余敦康）的读后感，但愿你能从我蹩脚的语言叙述中，剔除我错解的部分，领会到大师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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