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风吹过的夏天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我大学刚毕业，在晚报跑社会新闻。有一天总编让我追踪采访一桩“瘾君子虐童案”，说那小孩儿在二院住院，我阿姨正好是二院胸外科的大夫，于是当天下午，我就赶了过去。
　　阿姨把我介绍给小孩儿的主治医生，大夫姓徐，是个四十多岁斯文的中年人。他坦言，现在事情不好办，孩子是公安局送过来的，但没有家属来认，医药费成问题。
　　“孩子没说家长的联系方法？”
　　“小孩儿身上什么证件没有，送来的时候是昏迷的，醒了一句话也没说过。”
　　因为熟人的关系，徐大夫把孩子的验伤报告大概给我看了一下，身上虐待的烫伤鞭伤数不胜数，双腿分别有不同时期骨裂的情况，大概是逃跑的时候给抓回去被打的，最丧心病狂的是，这小孩被人长期□□过。
　　这帮吸毒的真他妈的操蛋，都送去枪毙就对了！我心里顿时怒火翻天。徐大夫带我到了小孩儿的病房，是个六人合住的大病房，床铺都住满了。他睡在靠门的一张床上，浑身都缠着绷带，插着管。头发给剃了，显得小脑袋那么小，左脑和嘴角都有外伤，贴着药膏。旁边一床的家长对我做了个“安静”的手势，小声地说：
　　“刚刚换了药，疼得死去活来的，好不容易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点滴的液体顺着橡胶管，流进他细瘦如干柴的手臂，他睡得不太安稳，眼珠似乎一直在转，长而浓密的睫毛象扇子样在深陷的眼窝投下浓重的阴影。
　　“没人来看过他？”我把声音压到最低，问那家长。
　　那人摇摇头，问：“你是公安局的？”
　　“我是晚报的记者。”我把记者证给那人看了看。她指了指门外，于是我跟她走了出去，在走廊里她说：
　　“这么下去可不行，他一身伤，虽然医院没有不管，可也不会给他用什么好药！我的孩子也跟他差不多大，看得我都心疼。你们记者能不能把这事情曝光，呼吁些社会捐款什么的，我看他八成是给人拐骗过来的，家人在哪儿都不好说呢！”
　　“他一句话都没说？”
　　“没说，换药的时候疼成那样，连吭都没吭一声。”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心中似乎给压了块巨大的石，心中的正义感忽然跟氢汽球一样膨胀起来，几乎立刻把帮助这个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当成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如何，我不能看他在这里举目无亲孤身寡人。回到病房的时候他还没醒，我立刻赶回报社，跟主编简单汇报了一下，并主动请缨，希望负责整件事情的全程报道。

　　之后的两个星期，我推掉其他的采访工作，专心跟踪这个案子，每天奔波在公安局，二院和民政局之间。公安局那里已经有了头绪，几个吸毒的供认不诲，他们说小孩的继母也是吸毒的，三年前为了点粉，把孩子卖给他们的，当时孩子是十岁，叫方岩。吸毒的人在毒瘾上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是几乎丧失理智，极度狂乱残忍的。这个圈子里大概有十几个人折磨过这孩子，却没人承认□□过他。我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歹徒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只希望将他们绳之于法，加以重裁。根据公安局那里提供的线索，利用记者的身份终于在民政局的档案里找到方岩的资料，他的亲生母亲多年前就出国，父亲带着他续娶，不到两年就死于车祸。公公外婆都在海外，根本联系不到，唯一的亲人，孩子的奶奶，也在前年去世了。也就是说，这个叫方岩的孩子，在这世界上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忽然想起他睁开眼睛，注视着我的目光里，那浓重的不属于同龄人的，恐慌和绝望。天地之间若真有神明，又怎会舍得把这样一个孩子扔在狼群之间，任其嘶咬？每想到此，我的心都如同经历撕扯，疼痛难当。
　　好在消息见报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好心人自发捐款，支付方岩的医疗费，也有人送来生活的必需品，书本，礼物。而这其中最积极的，要属我母亲了。

　　那年她刚退休，于是从家乡赶到Ｄ市照顾我的生活。她退休前在街道工作，天生就是个热心肠，知道方岩的遭遇以后，几乎每天都呆在医院自愿照顾他。她厨艺特别好，每天晚上都在厨房里研究给方岩煮些什么好吃的，又能补身体，又不太油腻。方岩虽然跟别人仍不怎么说话，跟我妈却很亲，我想任何一个孩子，对母爱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吧？我看着他跟我妈说话儿时候微笑的眼睛，竟不止一次地迷惑着，这个孩子，本来可以象所有其他的小孩一样，在父母面前撒娇任性，而他被关在个黑暗的小屋子里被暴徒蹂躏三年之久，那一千个日日夜夜，是什么让他有意志活下来，是什么让他还能这么灿烂地笑出来？
　　方岩事件是那年夏天最轰动的一条社会新闻，报社对我的表现也非常满意，按理说我的工作完成了，可心里却有种隐约的感觉，我对方岩的责任，才刚刚开始。果然不久，问题出来了。

　　方岩的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虽然得到无数的帮助跟关怀，却没人提出领养，他还是一个孤儿。那段时间，我感到了母亲的思想斗争，终于一天晚上，她从医院回来决定跟我好好谈一谈：
　　“我想收养方岩。”她的直截了当总是让我佩服，“那孩子也怪可怜的，你说下周出院就得去孤儿院。他都十三了，哪有人能收养他啊？”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心里反复寻思很久了，可现实中的确是有困难。我们对他了解不多，他能否跟人和谐相处，在封闭三年之后是否能再次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里去……还有，他被人□□的事，因为没人承认，我也没有把那事情公开报道，毕竟那个年代人的接受能力有限，他还是个孩子，一旦公开，以后的路要怎么走，要怎么面对外面陌生的世界，都不好说。于是，我隐瞒了，连我妈也没跟她说。可我自己心里却没底，我对同性恋了解不多，对恋童癖更知之甚少，那样的经历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心理阴影，会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的成长，都是未知数。谁也不想留个不定时的炸弹在身边，况且，方岩的身体虽然恢复了，却仍旧不是个健康的孩子，频繁地入院治疗，对任何一个家庭的财政都是个不小的挑战……基于这些考虑，我并没有鼓励母亲去收养方言。母亲是个俠义心肠特重的人，平时就爱管闲事，这跟她街道工作培养出来的习惯有关。这次在方岩身上更是倾心倾意：
　　“你们三个淘小子我都带大了，还差他一个？再说，方岩是个乖孩子，肯定比你们哥仨儿好带多了，至于医疗，咱也得动员动员医院。”
　　我以为她就是随口说说，没想到她真的找二院负责人谈去了，当然她拿我当谈判条件，我事前并不知情。反正最后，医院同意了方岩成年前的医疗需要，二院会负责。当然母亲说，这么慷慨解囊的行为，是要在报纸上表扬表扬的。

　　一九九一年秋，母亲正式收养方岩。他出院以后，就跟母亲和我，住在我解放路的两室一厅的单身宿舍。上户口的时候，母亲问他：
　　“你愿意要个新名字么？”
　　她是想，任何人在这种经历以后，都想和恶梦一样的旧生活彻底撇清关系吧！那不如就从一个崭新的身份重新开始！果然方岩一口答应。母亲几乎不加思索地说：
　　“跟我家的姓，姓杜，就叫晓风吧！”
　　晓风本来是我最小的弟弟，五岁的时候生病不治。可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孩子是永远活在她心里的吧？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她终于把失去的晓风找回来了。
　　“我叫杜长夏，从今天开始，就是你哥哥。”我摸着他新长出来的柔软的黑发说。他忽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不确定地问：
　　“能不能再说一次？我叫什么？”
　　“你叫杜晓风。”
　　“杜晓风？杜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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