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日

　　窦先生至今不到五十岁，七成头发乌黑，比黑曜石还黑，三成头发灰白，比炉灰还灰白，他是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唯一的秘书。校长十天有九天不在学校，所有事情都得他来处理。我在行政楼下面的花坛上往校长办公室张望的时候，每次都能看到窦先生立在窗户旁边，把窗户打开，窗帘也掀开，抽着苏烟，眼神深沉而忧郁。
　　我去办公室找窦先生的时候，他说：“我在南京上的大学，苏烟抽习惯了，别的烟抽不惯。”
　　他用中指轻弹两下香烟的身子，抖落尾巴上灰烬，看着我。我看到他的眼神，还是深沉而忧郁。
　　他说：“你是南京的吧？南京这两年变化大不？”
　　“不知道，我在郊区，最北的郊区，去安徽比去市区还近，我几乎不去市区。”我摇摇头。
　　窦先生的目光像只白鸟，穿过窗户上的玻璃，穿过高耸入云的电线杆，穿过高达三百的PM2.5，一直往南方飞去，我朝着他目光的方向看，眼睛看瞎了也看不到他的目光到底歇在了哪个角落，是在总统府屋顶的瓦片上，还是秦淮河的长船上，亦或是南京大学保安室的红色荧光灯上。
　　“窦先生，你怎么会到我们学校来的啊？”我问他。
　　窦先生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去了澳洲国立大学读了工商管理硕士，又在美国一所常青藤读了博士，二十七岁回国，意气风发，从骨子里透出一股青年才俊的气质。这么好的学历到哪儿不行？怎么流落到我们这学校来了？换做是我，不说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也至少得去高端大气的大公司。
　　“因为我喜欢做生意，喜欢看数字上下波动，一万两千五到三万九千八，每一次数字的涨落都能牵动我的心弦。”他说。
　　“这是学校，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啊。”我说。
　　“欧洲、美国的学校是完全做教育的，中国的学校是一半做教育，一半做生意。我们学校一年国家拨款几千万，一年开销上亿，每年都做大生意，有多少公司比得上呢？”窦先生说。
　　我似懂非懂，想了半天，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一点都没懂。

　　我认识窦老师是在大一的夏天。那天我和木槿去天塔玩，天塔在聂公桥南，水上公园对面，四百一十五米高，像拔地而起的大山，径直攀到云端。
　　木槿拉着我，说要去天塔，我问她去过没，她说没去过。
　　没去过就表示好不好玩，未知，好坏参半。我拗不过她，不得不被她牵着鼻子走。
　　我想，水上公园就在旁边，为什么不去水上公园，非要去一个毫无把握的天塔？哎，女生真是难懂啊。
　　天塔门票五十块，我以为我们可以从第一层开始攀爬，一直到到顶层，到塔尖，吹风，上青天，揽明月。
　　进去之后，前方有一个大电梯，能装二十个人，手机一到里面就没信号，网页刷不出来，电话打不进去。我牵着木槿，防止她走丢。
　　木槿天生没有方向感，丧失的方向感全长在了琴棋书画上，东南西北从来弄不清楚，好不容易弄清楚，转个身就忘了。

　　南京是所有古都里最难认清路线的，大胡同、小胡同、大巷子、小巷子一大堆，每一个小道里面都有有卖炸年糕的，炸串的、刨冰的、冰淇淋的、糖葫芦的。
　　我十岁的时候，每个星期有十块钱零花，木槿十二块钱。当时，一杯奶茶一块五，里面有黑珍珠、布丁、还有红豆，我从来不要黑珍珠，木槿不要布丁，于是我的奶茶里有两倍的布丁，木槿的奶茶里有两倍的黑珍珠。
　　下午四点钟，所有小学放学。那天木槿放学比我早，我让她在学校门口等我下课。我放学的时候到门口找她，她早没了踪影。我到她班里找她，没找到；到操场找，没找到；到学校对面的三个小巷口都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
　　我心想，这就走丢了？
　　十岁的我，身子瘦小，北风轻轻叹口气能把我从校门口吹到马路牙子。冬青树也禁不住风吹，叶子又薄又黄，透着死气，学校里的野猫眼里冒着绿光和蓝光，见了鬼一般，叫的像个泣子。
　　天要黑了，再找不到木槿就不妙了，我的脑袋像播映连环画一样，闪出各种暗色调的可能性，被绑架了，被拐卖了，被分尸了，或者，被外星人抓走了。
　　我寻思，中国最厉害的人是解放军，其次是警察，于是我打算打电话给110。
　　我怀揣三张皱巴巴的，红色的，印着几个我不认识的劳动人民头像的一块钱，往专诸巷的报亭狂奔过去。
　　等我跑到报亭的时候。
　　“哥？你怎么才来啊？”木槿坐在报亭旁边的刨冰摊上，吃着刨冰，又气又恼地问我。
　　“我不是让你在学校门口等我的吗？”
　　“我在学校门口等累了，想吃刨冰，就过来了。吃完不知道怎么走回去。”木槿说得理直气壮，“我就知道你能找到，但不知道你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你笨得跟猪一样。”
　　“走。回家去。”我说。
　　“等会儿，我吃了三碗刨冰，欠了两块钱。”

　　二十个人挤在狭小的电梯里，汗水味、香烟味、口臭味、狐臭味、口水味混在一块儿，往我鼻子里钻。
　　“根本没有楼梯啊，只能坐电梯，要是发生火灾，这天塔的工作人员全都得死啊。”
　　“可不是吗，二十二楼，除了一楼就只能到二十二楼。发生火灾，除了一楼的，全都得烧死。”
　　“哎，这设计不科学。”
　　我听三个中年男人说话，心想不好，只能到二十二楼，这五十块钱打水漂了。我看向木槿，她戴着耳机，聚精会神地盯着电梯门看，她不关心这些。
　　二十二楼是卖纪念品的地方，乾隆通宝二十块钱一个，天塔纪念币三十块钱一个，天塔邮票五块钱一张，怎么贵怎么卖。
　　我让木槿别乱跑，她不理我，但始终寸步不离。
　　“能帮我们拍一张照吗？”一个黑白头发的男人没等我答话就把他的单反相机递给我。
　　单反相机啊，这种高档的玩意儿，我从来没用过。在我眼中，单反相机，数码相机，手机相机，都一样，按下快门，“咔”一下就拍好了。黑白男人和一个身材臃肿的女人亲密地搂在一起，被我印在了三十几MB的照片里。
　　“谢谢啊。”男人说，“你们是学生吧？”
　　“是啊。”
　　“那个学校的？”
　　“中医药的。”
　　“真巧，我也是。不过我不是学生，那学校没有我这么老的学生。”男人眼里放着光，光里有欣喜，再往里看，瞳孔深处是深沉和忧郁，“我校长办公室秘书，唯一一个秘书。”
　　我和木槿看着他，搭不上话，只好看向旁边的女人。
　　“这是我老婆，人民艺术家，一手漂亮的字，一手漂亮的画。”男人冒着介绍。
　　我们听他说着，还是接不上话，呆呆地看着。
　　女人胖，肚子上的肉比胸上的肉还多，比屁股上的肉还多，脸上雀斑从鼻梁长到颧骨，咖啡色的，估计比咖啡还苦。
　　“这是我的名片，有时间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我请你们喝茶。”名片四四方方，上面写着：窦先生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
　　TEL 152xxxxxxxx
　　“我没跟你们说客气话，有时间真的要来找我，我真的请你们喝茶，我这人直来直往，不喜欢那些虚的。”窦先生又说。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天塔美啊，想得美啊，一层楼，一百多平米的地方逛一圈就要五十块钱，真是想得太美。
　　我站在窗户旁边，往四百米以下的天津望去，小白楼、五大道、意式风情街、津湾广场，尽收眼底，游轮在海河上被懒散的浪推着向前，鱼儿像吸了大麻一样，跟着游轮伸入水中的布带左摇右摆。
　　“真是无聊啊。”木槿说。
　　“是无聊啊。”
　　“你知道无聊还不劝阻我？”
　　“我劝阻你，你就不来了？”
　　“不劝阻是你的错，不听你的劝阻是我的错。所以现在是你的错。”木槿说。
　　“我的错，我的错，行了吧。”我说。
　　“呐，窗户外面风景不错，跟我拍个合照。”
　　“你不是嫌我丑吗？”
　　“这样才能反衬我漂亮。”木槿说，“别墨迹了，你一个当哥的像个娘们儿一样，快，跟我拗个造型。”
　　“行，行。”
　　木槿的手机像素极高，“咔”一下，把我脸上三个青春痘拍的清清楚楚。
　　“哈哈，你真丑。”木槿右手拿着手机，左手挽着我，笑得相当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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