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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联系了一家郊区的孤儿院,周末去做义工。
师兄笑我动机不纯。是的,我动机不纯。这个世界太多痛苦,与其自怜,不如怜人。我要没入这万丈红尘,深深的,直到再也不记得自己是谁。
还我一身洁白,生命中最初的色彩。
师兄要陪我一起,被我以孤儿院中都是女性,不方便为由,拒绝了。
当然,这只是借口。事实上,我不想太依赖他。我的心灵雷达已经发出红色警报。午夜梦回,我渴望他温暖的怀抱,他纯真如孩童的笑。厌倦了自己的沉默悲哀,我开始迷恋他对待生活的那种简单和热切。
我知道,他现在很愧疚,想补偿。只要我开口,他立刻便是我的。
但那是不对的。要维持一种长远的关系,两个人必须能彼此给予幸福,因而必须是平等的。
在时间的洪流中,愧疚仿佛倒进去的一桶染料,最初也许铺天盖地,触目惊心,但很快就被时光稀释冲淡,直到再也找不到一丝颜色。
人们本能地渴望幸福。良心敌不过本能。
与其等他厌倦时我狼狈离去,不如一开始时就主动避开。
这样,至少还可以有友谊,有尊严。
当然,他也许对我仍然有爱。可是,不恰当的时机,足以毁灭最深厚的爱意。
真正的爱,不是照顾,不是妥协。它是两个平等的灵魂,对彼此的需要和付出。
现在的我,满身伤痕。因为不能给予,我不能接受。
不过,我也不是骗他。孤儿院的工作人员,除了烧锅炉的大叔和看门的老爷爷,都是女性。连收养的孤儿,除了几个有残疾的,也都是女孩。
这是一个女性的世界,包容着她们的苦难和不幸,也见证着她们的温柔和爱心。
在这个不为人知的世界里,因为性别和残疾而被遗弃的婴孩,默默成长,学会坚忍,努力,爱与希望。
我们受伤,而后,我们自己治愈。
院长是一位四十余岁的中年妇女,精明能干,见到我很高兴,安排我教学龄前的孩子们英语和数学。她说,现在幼儿园都开了外语课。我们的孩子,虽然不能上幼儿园,但是将来是要上学的。她们没有父母,已经很可怜了,我们不能让她们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人家。
因为经济原因,孤儿院建在山脚,远离人间的繁华和喧嚣。我每周六早上九点出发,坐近两个小时的汽车,给孩子们上一个半小时的英语,分成两节,每节三十五分钟,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数学课在下午。
除了教大一点的孩子,我有时也帮忙照顾一下婴幼儿。有一个兔唇的女孩,只有七个月大,特别喜欢我,我一抱她,她就会高兴地笑。
遗弃她的父母,也许觉得她丑陋如妖魔。可是,在我眼中,那奇特的笑容,美过最光艳的明星。
孩子们午睡的时候,我便独个儿去爬后面的荒山。躺在山顶的草丛里,晒着初冬的太阳,心中清静寥廓,悠然而忘机。
师兄仍然关照着我,陪我看录像,陪我跑步,陪我打羽毛球,晚上会送我回家,逗留很久才走。不过,说笑之间,渐渐恢复了常态,不再小心翼翼,仿佛我是一碰就碎的玻璃娃娃。他给我买了一个手机,在遭到我坚定的拒绝之后,只好自己用,每次打电话,都偷偷摸摸,生怕人家看到他粉红色小巧可爱的机身。
老板从澳洲归来,带回一堆实验器材和药品,也带回要和国际同行齐头并进的豪气和干劲。我们受了感染,每周一次的进度报告,都做得慷慨激昂。
老板新招了一个研究生,叫秦小茗,女孩,比我大一岁,来自东北,已经读完硕士。因为喜欢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方向,转到我们这里继续读博士。大概是我的资历不足,老板特地指派师兄带她。
秦小铭极端勤奋,每天第一个到实验室,最后一个才走。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一定扯住师兄刨根问底,直到彻底明白才罢休。案头总是堆积着厚厚的英文文献,实验的间歇便埋头啃读。师兄感动于她的好学,指导起来也益发殷勤,曾偷偷嘲笑我:“你被比下去了。”
我微笑回讽:“我才不担心呢。最懒的那个,好像是你吧?”
师兄耸肩:“我甘心做绿叶,衬托你们这两朵红花。”
我的实验进展顺利,第一篇论文已被国内某著名学术杂志接受。师兄的课题已经接近完成。他不经意地提起,他妈妈已经在家乡为他找到了工作单位,是全国著名的某大型生物科技企业。不过,老板还是希望他能做满五年,整天找他谈论开发新的课题。
妈妈身体恢复得很好。已经可以不用拐杖行走,只是精细动作还不太灵便。打电话的时候,妈妈向我抱怨爸爸做的菜有多难吃,爸爸则嘲笑妈妈走路像鸭子。不过,希望师兄能再去家里,则是两人共同的愿望。
渐渐地,不再被噩梦打扰,不再在午夜,哭泣着醒来。
生活简明洁净。我几乎听得到自己伤口愈合的声音。
忘却一切苦痛和悲哀,让我们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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