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诺伊.莱斯自传[综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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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夏天，父亲开车将我送到了普林斯顿。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父女旅行。我受邀参加一个特殊的新生培训项目，为期三周，它的目的是弥合“准备上的差距”，让某些即将入学的新生有更多时间适应大学生活。我不太清楚我们被选中的原因，不知道我们的申请文件中的哪个部分使学校认为我们可能会从这个项目中受益。
　　但是它似乎是个机会，所以我把行李收拾好，和母亲告别，然后上车出发。离别时，我和母亲都没有掉眼泪或者很伤感。
　　我离家心切的一个原因是，在那之前几个月，我一直在纽约市区的一家小型装订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操作着一把工业用胶枪，每天工作八小时，一周五天。工作乏味得让人想自杀。不过这也让我更加觉得上大学是个好主意。那时候网络没有现在那么快捷，娱乐方式并没有那么多。
　　我在那里不认识任何人，孤零零地站在最角落里的操作台上，拿着胶枪做工作。我对这份工作算不上投入，只是想攒点上大学的生活费。我反正很快就要离开，也不打算再回到这家装订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离开了，我的心已经飞往了普林斯顿的方向。
　　所以，在那个8月初的傍晚，当父亲和我一行二人驶入通往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那条宽敞的林荫大道时，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活的充分准备。我准备好了把两个行李箱拖入培训期住的宿舍；准备好了和一起参加培训的同学（主要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还有几个运动员）交朋友；准备好了吃食堂的饭菜，记住校园地图，政府他们给我的任何一个教学大纲。我到了那里，我上船了。
　　我的生活启航了。

　　我发现，原来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我都不了解，最起码对21世纪初普林斯顿的校园生活不了解。作为暑期培训生的几周过的忙碌而充实，周围十几个孩子都是好相处而且让我觉得熟悉的类型。接着，秋季学期正式拉开了帷幕，学校迎来了大批的学生。我把东西搬到了新宿舍，那是派恩楼的一个三人间。我从宿舍三楼看到有几千名学生拥入校园。有很大一部分的学生坐着豪华轿车来的，一个女孩甚至有两辆加长的车载着她的行李。
　　普林斯顿的男生占绝对优势，这一点无法回避。学校里男生的数量几乎是女生的两倍。虽然大部分的学生家庭条件并不差，可能会比我要好上一些。但是我并不觉得很难过，因为耶茜的名气已经突破了纽约，在全美风靡起来。有许多人见到我都会问：“你是耶茜.莱斯的妹妹吗？”但是他们并不狂热，这里没有人会担心犯罪问题。
　　学生房间的门经常不锁，自行车随意地停在楼外，女生们昂贵的耳环和尾戒就扔在宿舍的洗手池上。他们似乎对这个世界有无限的信任，他们在这世间大踏步前行似乎完全由保障。而对我来说，这需要适应。几年来，我在往返埃德蒙的公交车上，一直默默地看管着自己的东西。晚上回家走在大道上时我手里会拿着家中的钥匙，钥匙尖冲外，随时准备保护自己。
　　在普林斯顿，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情就是学业。周围的一切都是为服务于学生而设计的。食堂有五种不同种类的早餐。我们可以坐在亭亭如盖的大橡树下或者在开放的草坪上扔飞盘减压。学校的主图书馆建得像一座老式得教堂，有高高的天花板和光亮得硬木桌子。在这里我们受到保护，就像裹着一层茧衣，各种需求都会得到满足。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学生从小到大一直都处在这样得环境中，不知道还有其他不同的生活。
　　与这些相伴而来得是一个新词汇表，是我需要学习的。什么是“导修课”①？什么是“复习日”②？没人跟我解释学校行李单列表上的“超长”床单是什么意思，导致我买的床单太短。附近商场里的床单都被大学的学生们买空，我只能将放在裸露的塑料床垫上。在运动项目上，需要学习的就更多了。我从前较为熟悉的只有壁球、棒球。而现在我需要接受“长曲棍球”、“草地曲棍球”，还有同学的“你加入赛艇队了吗？”
　　我只有一个优势，它在前文中反复出现：我是耶茜.莱斯的妹妹。她总有办法解决我所面对的问题。她的经纪人为我找到熟识礼仪的人，在她陈设考究的家里，坐在餐桌前，眼前的东西让我大为惊讶，那是一个长满刺的绿色洋蓟，摆在一个白色瓷盘上，它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很多东西一样，都需要礼仪培训才知道。

　　我在普林斯顿申请的助学金计划要求我找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我最终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被学生中心聘为主任助理。不上课的时候，我就到那里帮忙，一周大约工作十个小时。我坐在中心的全职秘书旁边，把备忘录敲进电脑、接听电话、导引前来咨询如何退课和报名参加合作社的学生。
　　办公室位于楼前的一角，阳光充足，摆放着一些风格混搭的家具。看起来更像一个家而不是一个机构。我喜欢待在那里，喜欢做办公室工作。每次完成一项小的组织任务，我就会由一种小小的成就感。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喜欢我的老板——奎妮.布苏尔。
　　奎妮是个拉丁裔，聪明美丽，年仅三十。她来自费城，做事干练，精力充沛。她穿着小西装，但又喜欢喇叭牛仔裤，脑子里总能同时冒出四五个主意。和她共事是种令人兴奋的体验，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位热爱工作的独立女性。此外，他还是个单亲妈妈，有一个可爱且早熟的儿子，名叫史蒂夫，我经常帮忙照顾他。
　　奎妮在我身上看到了某种潜质，尽管我当时并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她把我视为成年人，在我向她汇报学生反应的各种管理纠纷时，她会问我的看法，并认真聆听。她似乎决定唤醒我内心更多的勇气。问我很多问题的句型都是“你做过…吗？”大多数时候，我的回答都千篇一律，但是一旦她提了问题，我会立即产生兴趣。

　　我每时每刻都在学习，在学术上日益精进，在课堂上表现良好，课业基本上都在学生中心一个安静的房间或者图书馆的小单间里完成。我学习如何有效地写作、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大一时，我无意间选了一门300③级别的神学课。我在最后时刻使出了浑身解数写期末论文，翻遍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参考书目，最后通过了。分数还算漂亮，这令我深受鼓舞，这证明我可以凭着努力爬出几乎任何一个坑。
　　我是从一所私立高中走出来的，我相信我本身的差距与人并不大。只要我付出更多的时间，在需要时寻求帮助，学着调整自己的节奏而不是犯拖延症，我就能迎头赶上，甚至快人一步。
　　慢慢地，我开始了解学校实行了多种配额制。一些少数族裔是最显眼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配额，对象是形形色色的分数和表现达不到录取标准的学生。学校并非严格实行精英管理制。比如，运动员有名额；如果有人的父亲或祖父、外祖父曾是学校的运动员，或者他们的家族资助学校修建了一栋宿舍楼或者一个图书馆，那么他们也许也有名额。
　　我还发现，财富并不能保护你于失败。在我周围，我看到许多学生遭遇失败，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有穷人也有富人。一些是因为受到晚上啤酒派对的引诱，一些是在努力追求某个学术理想中被压力击垮，另一些则纯粹是因为为懒惰或者因为感觉格格不入而需要逃离。在我看来，我要做的就是保持稳定，争取最好的分数，顺利完成学业。
　　大二的时候，我和一个漂亮女孩娜塔莉娅一起搬进了一个双人间。娜塔莉娅有一头漂亮的卷曲金发，还有一对湛蓝色的眼眸。她从芝加哥来，虽然之前我没怎么见过她。
　　我已经逐步适应了环境，习惯了坐在人满为患的教室里。当课堂发言被男生主导时（这是一贯的情况），我试着不让自己感到紧张。听了他们的发言，我意识到他们并不比我们这些人聪明。他们只是胆子大而已，是古已有之的优越感支撑着他们的自信，历史也从未告诉他们不一样的事情。
　　我慢慢发现，看起来很精明的娜塔莉娅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我给她起外号叫“娜塔傻莉亚”，因为她每天过得不切实际，随心所欲。她做大多数决定，比如跟谁约会、上什么课，都是基于那件事好不好玩。如果事情不好玩，她会很快改变方向。当我几乎每天泡在学生中心里时，娜塔莉娅不知道在干什么，我猜想她在轻量级的橄榄球俱乐部中。
　　我们的宿舍就像一个两种思想观念交锋的战场，娜塔莉娅那边到处是乱扔的衣服和散落的纸张，而我这边的东西则收拾的井井有条。
　　每次娜塔莉娅回来，脱下被汉水浸透的运动服扔在地板上，直接跑去淋浴时，我就会说：“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因为她那身脏衣服会跟干净衣服还有没有做完的作业混在一起，一直到下一周。
　　“做什么？”她会问，脸上带着健康阳光的笑容。
　　我有时必须屏蔽娜塔莉娅留下的一片狼藉才能静下心来思考。我有时想要冲她吼叫。但我没那么做。娜塔莉娅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不会改变。如果我实在忍不下去，就会把她的那堆“垃圾”抱起来放在她床上，什么话也不多说。
　　现在我认识到，她当时那样激怒我，对我来说是有益处的，即让我认识到并非每个人都会给文件夹贴标签和按字母排序，有些人压根儿就没有文件。多年后，我照顾一位超大龄儿童，他和娜塔莉娅一样，从不觉得规规矩矩有必要。但是我能够接受这些，这要感谢娜塔莉娅。这是一个控制狂在大学这个小社会的生活中学到的一点，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

　　①导修课：指大学为学生提供的课外小组讨论活动。
　　②复习日：通常为美国大学提供给学生的十天左右的复习期，用于期末备考。
　　③300为美国大学通用课程序号，通常从10x~3xx，难度依次递增，300级别通常为高年级学生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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