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诺伊.莱斯自传[综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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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在我的感觉中越来越远，几乎像是想象中的一个地方。在大学期间，我跟高中的几个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特别是克里斯蒂娜，她后来去了纽约大学。我找了个周末去那里看她，我们像以前那样，在一起大笑，深入地聊天。
　　我学的专业是社会学，成绩优良。我开始和一个橄榄球远动员诺兰约会，他聪明，做事常常心血来潮。娜塔莉娅从宿舍里搬了出去，换来了一个黑人女生，叫做桑迪塔，来自华盛顿。她瘦小而结实，说话语速很快，思维敏捷。她在读物理专业。
　　我和她相处的很好。不单单因为她说话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而是她非常地自律，她的房间要比我的整齐的多。我常怀疑她究竟有没有在那个床上躺过。

　　有一件事，像大多数回忆一样，我记得不那么清晰，可能还有主观加工的成分。它就像很久之前在沙滩上捡到的一块鹅卵石，滑入一个温暖的口袋，被不断地摩擦，变得圆润光滑。那是我上大二的时候，我和男朋友诺兰在一起。
　　诺兰来自俄亥俄州，他身材高挑，性格温和，堪称完美。他是学校老虎队的中卫球员，奔跑速度快，擒抱摔倒时无所畏惧。他同时还在修医学预科课程。他比我高两级，很快就要毕业。他笑起来嘴巴微微张开，蓝眼睛会弯曲，我觉得很可爱很特别。我们两个都很忙，朋友圈子也不同，但我们喜欢在一起。
　　“咱们去兜风吧。”一天，诺兰说。我记不清他是在电话里说得，还是我俩在一起时他突然冒出这个主意的。不管怎样，我们很快就上了他的车，那是一辆红色的小汽车。我们驾车穿越校园，经过学校一个偏僻的未开发的角落，驶上一条近乎隐藏的土路。当时，新泽西正值春天，天气温暖晴朗，我们头上是一片开阔的天空。
　　我们当时聊天了吗？拉手了吗？我不记得了，但那天的感觉是悠闲和轻快的，过了一会儿，诺兰踩下刹车，我们慢慢停了下来。车停在一片广阔的田野旁。经过了一个寒冬，高高的草不再生长，像干稻草一样，中间夹杂着一些小小的早开的野花。诺兰下了车。
　　“来呀。”他示意我跟他一起下去。
　　“我们要做什么？”
　　他看着我，好像事情不言自明。“我们要在这块田野上奔跑啊。”
　　是的，我们要在这块田野上奔跑。我们从田野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像孩子一样挥舞着双臂，不时快乐地呼喊，打破了这里的沉寂。我们费力地穿过高高的枯草，跳过那些野花。也许开始我不太明白，但后来明白了。我们要在这块田野上奔跑！这还用说吗？
　　最后我们回到车里，扑通一下坐到座位上，因为刚才做的傻事，诺兰和我都气喘吁吁，兴奋的有些头晕。
　　整件事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微不足道、没什么意义的瞬间。我今天依然记得，不为别的，就为我们当时的傻气，因为它让我从每天要做的严肃的事情里短暂地抽身。虽然我是个喜欢社交的学生，会和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在学生中心的舞池里也会尽情地跳舞，但私下里我一直是一个受目标驱动的人。
　　在悠闲放松的外表下，我这个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就像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公司首席执行官。我默默地、坚定不移地达成一个个目标，下决心在每一个框里都打上“√”。代办事项清单一直存在于我的脑子里，随时随地跟着我。我评估我的目标，分析我的成绩，计算我取得胜利的次数。如果前方有一个挑战要迎接，我一定会迎头而上。证明自己一次之后还有下一次。这就是一个女孩的生活，她总在不停地问自己：“我是否足够优秀？”
　　相反，诺兰是那种会开小差的人，他喜欢时不时地改变方向。在我大二结束时，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我原以为诺兰会直接上医学院，但是他突然转向，决定推迟学业，去争取扮演一个球队的吉祥物。
　　是的，你没听错。他的目标是参加克利夫兰布朗橄榄球队的选拔，不是球员选拔，而是要竞争扮演球队那个1大眼睛的微笑动物玩偶冲普斯。那是他渴望做的事，是他的一个梦，就像要去另一块田野上奔跑。为什么不呢？
　　那年夏天，诺兰还从他位于克利夫兰郊区的家来到纽约，说是来看我，但是很快他又说，因为纽约这样的城市比较容易扎到合适的毛绒玩偶服装，帮他赢得即将到来的吉祥物选拔赛。我们花了一个下午，一起在各个商店里寻找服装，讨论衣服是否够宽松，方便翻跟头。我不记得诺兰那天是否找到了完美的毛绒玩偶服装，我也不确定他最后是否得到了扮演球队吉祥物的工作。不过最后他还是成了一名医生，而且是很好的医生，并和我们的一位普林斯顿校友结了婚。
　　在当时，甚至是现在，我都因为他的开小差而对他颇有微词，我知道这样对他不公平。但是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接受了普林斯顿昂贵的教育，不立即把它转化成在世上进阶的资本，这不正是这个学位的价值所在吗？为什么当你可以进医学院时，却愿意去扮演一只翻跟头的狗？
　　但这就是我。就像我说过的，我是一个习惯于打“√”的人，我的行进节奏就是付出努力，得到回报，再付出努力，再得到回报。如果我家里没有人曾经走过这条路，我会坚定地沿着固定的道路走。我在对未来的考虑上没有太多的想象力，换句话说，我当时已经在考虑法学院了。
　　在大二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的亲人开始有人离世。是婶婶莫里娜——我那位严苛的歌唱老师。母亲悲伤极了，我也很难过。莫里娜虽然对我并不像普遍意义上的婶婶那样和蔼，但在我们互相对峙的冰层下又无疑满是爱。她和母亲只差了两岁，但她却因脑血管疾病突发而去世——我和姐姐耶茜拉上玛莎去医院做了一套完完全全的检查。
　　我很后悔没有关注婶婶的身体状况，在一个星期前我们还在电话里聊天（我觉得还算愉快）。回到布鲁克林那栋小房子时，我只感到温暖的往事涌上心头，有完美的也有瑕疵的，但是它们是充满暖意的，却令我感到一种失去的悲伤。对习惯了大学里的与世隔绝和生机勃勃的我来说，这些都让人感觉不舒服。那是一种比我在学校里能感知到的东西更深沉的情感，代际关系在慢慢发生变化。
　　我小时候的表亲和堂亲都已长大，我的上一辈已然变老。新人在喜结连理，新的孩子在出生。每个人都很难过，但是时间推着我们一路向前。

　　每年春天，很多公司都会驻进普林斯顿校园，目标是招聘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如果你看到某个同学，平时穿破洞牛仔裤和露肩T恤衫，也从不把衬衫塞进裤子里，某天忽然身着细条纹西装出现在校园里，你就知道他或她要去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里上班了。
　　事情发生的很快，每个人都有了职业归属，未来的银行家、律师、医生和管理者很快地转移到了他们下一个“发射台”，或者是研究生院，或者是某个轻松安逸的《财富》杂志500强公司的管理培训生职位。我确信我们中的某些人会追随自己的心，进入教育、艺术、非营利组织，参加和平对①，或者参军，但是这样的人极少。我自己也忙于攀登成功的阶梯，它是坚定、实际而且目标明确的。
　　如果我当时停下来思考一下，可能会意识到在学校忙于上课、写论文、考试已经把我的能量耗尽了，也许做点其他的事情会让我更受益。但是，我参加了LAST考试，写了毕业论文，老老实实地往上一级台阶爬去（或许并不，我着急地提前了一年），申请了全美最好的法学院。我认为自己聪明、善于分析、雄心勃勃。我从小就在饭桌上和父母辩论，并因从未在争论中认输而引以为傲。这不正是律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吗？我认为是的。
　　现在我可以承认，我不光是受上述逻辑驱动，也是希望获得别人的肯定。小时候，每当我跟老师、邻居或者莫里娜在教堂合唱团的朋友说“我将来要做一名医生”时，他们的表情都好像在说：“天哪，可真了不得！”这种肯定让我洋洋得意。多年后，事情并无多少不同。教授、亲戚还有我遇到的某些人问我下一步的计划时，我都提到我要去法学院，而且是哈佛法学院。此时得到的那种肯定时是让人无法拒绝的。
　　也许，根本问题在于我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它可以把你放在既定的道路上，那条“天哪，可真了不得！”的道路，让你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它可能会阻止你开小差，甚至让你根本没有开小差的想法，因为那样你就会冒着失去别人崇拜的风险，这代价对你来说太高。可能会让你在马萨诸塞州待上三年，学习宪法，讨论反垄断案件中排他性纵向协议的相对优势。有些人可能确实对这些感兴趣，但你不是。
　　你对它无感但不讨厌它。可能在这三年中，你交到一些你热爱和尊敬的朋友，他们似乎是受到召唤才研究那些没有温度、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款，但你不是。你没有太高的热情，但也绝不会表现不佳。你像一直以来那样，遵从“付出努力，得到回报”的法则，不断地取得成绩，直到你认为你弄清了所有问题的答案，包括最重要的那个问题：“我是否足够优秀？”是的，我确实很优秀。
　　接下来，你得到了真实的回报。你又往上爬了一级阶梯，这次你得到了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在一家名叫盛华的高端律师事务所的纽约办公室。你回到了你出发的地方，回到了你出生的城市，只是这次你是去曼哈顿一座大楼的四十七层上班。你加入了精英群体，你才二十二岁，已经有了助理。你挣的钱比你父母这辈子挣得钱都多，你和你的姐姐早已成为了父母最大的骄傲。你的同是都彬彬有礼，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你穿着阿玛尼套装，享受着葡萄酒定制服务。
　　有什么需要质疑的吗？似乎被并没有。你已经是一名律师了。你接受了所有别人给予你的东西——父母的爱、姐姐的关心、老师的器重和莫里娜的音乐，然后把它们转化成当下的生活。你已经爬上了一座大山。你的工作仅仅是为大公司分析抽象的知识产权，和维护它们。
　　一位高级合伙人问你是否可以到斯塔克工业，成为他们律师团的一位顾问。回答很简洁：当然可以。你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回答蕴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改变的力量。公司与他们协商好，确认了我的抉择。
　　你不知道你人生中某个深埋的、隐形的脆弱地带开始震荡，之前受掌控的东西开始失去控制。你的名字旁边会出现一个更加闪耀，更加璀璨的名字。而现在，你只是在为一家与之前负责的军火公司相似的高精尖科技公司的访问而做准备。

　　①和平队：美国政府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其外交政策而组建的组织，由具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组成。志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大学生，他们要接受10~14周的训练，特别是外语训练，然后到某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服务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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