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ent

　　我应该抱她的。

　　在喧沸的人声里，在蒸腾的雾气中，伴着轮承转动的嗡鸣，她说，抱一下吧。

　　不要。埋头在滚白的汤面上，我的眼睛似乎也被热气蒸红了，因此她最后的叹息声也被泪水落下的声音掩盖，好像她走得就像这一口气，悄无声息。

　　我已经有点忘了，我们初见是什么样的场景，关于她的所有记忆的伊始，是两辆围着川美夜驰的单车，擦身而过的风都是热的，在这座城市少有的平地里，我们也是这样的风。在忙碌到麻木的训练后如风飞驰，这种行为被我定义为一种逃离，王女士对此评价，拉倒吧，军训开始一周，你逃离了七天。我无所谓她的评价，她却立时笑了起来，比起这些，上下坡之间的穿梭，扑棱着翅膀的黑天鹅，热气未去的大地，这所有的一切都对我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从前压在我身上的那些东西，像穿越季节来到这暮夏的雨，麻利地升腾消弭。

　　她一直陪着我，在这些时刻，如同习以为常的空气。

　　一直到哪一天？还是忘记了，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从前坚信永不消磨的，都变成苦思冥想后的一声“咦”。但我记得，在远离人群的末尾，在所有的余光都到不了的地方，远远缀着的我低着头，无意识曲张着手指，逐渐抬不动的腿让我有些分不清是因为疲惫还是因为旧疾。逐渐爬满周身的凝滞让我只能立在原地，不断曲张的手指已经近乎于机械性，前方刚刚还在同我说笑的几人远远回头张望。她就这样蹲在逐渐蜷缩的我身边，挡住那些目光，轻轻伸手，以一种近似于拥抱的动作环住我，眼泪慌乱地从我眼中倾泻而下，我开始向她道歉，扶着她的手，一遍又一遍。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我好了，对不起……

　　没事的，她说。没事的，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说，在人群里。

　　我实在不算是个多好的人，我明晰那些大大小小的毛病像是竖在我身周的尖刺，往往刺向那些愿意靠近我的人。军训结束了，我们开始无甚区别的大学生活，大家各自投入不同的人群中，她还是一样，像那个圈起却未触及的拥抱，同每个人都亲密而游离，体贴的，柔和的。没时间吃早餐吗？没有组做作业吗？没有听到考试范围吗？没事的，我帮你吧，她对很多人说。

　　我嫉妒她。经过那条通往学院漫长而陡峭的斜坡，我坐在满载的摆渡车上，偏头靠着她的肩膀，第一次隐秘而清楚的感知到这种情感。她比我高出小半个头，将将够我侧身倚靠她的肩膀，学院旁沉寂的湖泊远远飘来死水独有的鱼腥气，我很讨厌。

　　长这么大，我也有着一些独属于我的庸俗的处世技巧，琐碎，且大多来源于我妈妈的言传身教，自然超脱了大家本该有的学生气。三不五时，她便能得我这微小的帮助，大不过如何以最低廉的价格谈下作业场地，小到餐桌上酒杯的高低，逐渐让她习惯向我求取这些琐事的处理建议。

　　咚、咚、咚，她敲响了我的床沿，我拉开帘子坐起身，看她站在我床边，仰起头，用一种欣喜的声音说，我想感谢师哥帮忙，我请他吃食堂的饭吧。我也已经忘了让她感谢的原因，我说了我记性很差，但我记得那时她的眼神，体贴的，柔和的。或许是物理高度给了我一种飘飘然，我看着她的眼睛，漫不经心、怨毒地回应她给出的答谢方案。我说，你家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多荒谬的回答啊，荒谬到房间里除了她之外的另外两个人都震惊地看向我。可看着她立时出现的赫然，莫名的自得和细密的快意充盈我的心底，看吧，我比你厉害得多，你算什么，这种小事而已也要倚靠我吗，还是依靠我吧。甚至就连她现在只是看着我却不反驳呵斥，也让我觉得不过如此。可她确实什么也没有再说，只是拉开门走出去。

　　对不起，写到这里，我也记不起有没有就此事向她表达歉意。应该是没有的，以前有很多人愤怒地对我说都是因为你，也有很多人怜悯说这不能怪你，我分不清那些事到底是不是我的错，最好的让我免于被这些情绪撕扯的方式就是戒掉道歉和愧疚，以及与其类似的大多数社交动作和情绪，包括示弱求和，包括后悔惋惜。

　　所以很久以后再一次深夜中被这些情绪纠缠时，我惊叫一声从梦中醒来，清醒时压抑的情绪在梦中爆发带来的心悸如同眼角的泪水一样止不住。我睁着眼试图调整呼吸，粗重的喘息中响起她用气声发出的问询，你在说梦话吗？语气中仿佛还带着笑意。我哽住，也用沉闷的气声回她，没有，我醒着。其实长久的封闭和隔绝已经让我不太能分辨是睡着还是醒着，我在梦中被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和精怪困住，醒来又被这有形的门窗和无形的禁令困住。可她太聪敏了，那让我讨厌又嫉妒的聪敏，她的声音更低了，像是在向我告密，问我，你在哭吗？我哑然，庆幸现在是夜晚，宿舍楼下那家被人投诉多次的老年酒馆适时传来驻唱幽幽的歌声，差点盖住她那晚最后一句话。

　　睡吧，没事的，她说。没事的，像是一句咒语，这是她第二次对我说，在黑夜中。

　　那天太阳升起后，我开始像个影子一样跟着她，彼时她有一起行动的朋友，与我迥异的专业课程，更明晰的未来规划带来的充实行程。但是没关系，我那时最多的就是时间，早早结课不用考试的课程让我可以最大程度跟随她。午餐时，在她的注视下，我尽力地咽下食物，她同朋友说着课业，转头看我似乎原封不动的餐盘，什么也没说。临睡前，她自然地掀起我的床帘，我把盯着床顶放空的视线转向她，长久的昏睡让我伊始有些模糊，她笑着说，好了，该睡了，晚安。其实我已经睡了一整天了，看着她掀开的那条缝隙，半晌，还是闭上了眼睛。

　　时间过得好快，伴着禁令的松动，大家又各自奔向自己的生活，房间里渐渐只剩下我和她。其他人有的偶尔回来，在我从校医院回来瘫在躺椅上晒太阳时推门进来拿东西，同无所事事的我寒暄两句，又匆匆离开，仿佛途径任务补给点的玩家；有的早已奔赴他乡，更多时候出现在社媒群组中，同我们诅咒那座气候干燥节奏紧促的城市，就连我也慢慢有了自己的事务：暑假的课程结束不久，更加紧张的集训课程就开始了。而她，则仍是那不变且充实的日程安排。

　　我就是在这时接到她的电话的，窗外的天色在我下课回来不久后已经黑透了，房间里还有那位久违留宿的补给点玩家。电话响起时我还在准备第二天的课程，电话里她的声音有气无力：你有空吗？我抓起手机校卡向外狂奔，另一个人此时也划开了群组消息，看着那条分享出来的地址，问我一个人可以吗。我来不及回答她，一路冲出楼门，然后是校门，校门外的马路还是一如往常的堵，我沿着街边跑边看，终于在快到下一个公交站时拦下一辆车，上车关门时气还没喘匀。

　　去旁边的医院，我说，麻烦快点，师傅。

　　下车时我人还是很懵，医院的门口是全副武装的医护，拦住闷头往里冲的我，指了指面前台子上的口罩盒子。我耐着性子扫码买下一副口罩，进门直冲急诊室，推开门就看到她意识模糊地躺在病床上。我扯着旁边的留值医生问她怎么样了，医生平静得可怕，说结合患者自述和症状来看应该是严重缺钾，不过还得等患者做完核酸才能安排检查和住院治疗。

　　那就快做啊！她都晕过去了。我靠着她的病床几乎是吼出来的这句话，她的缺钾症是老毛病，但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我不知道这平时只是让她觉得疲惫的病症为什么变得这样可怕，她静静地躺在那里，脆弱得像一张落入我口中就会融化的糯米纸。医生好像皱了下眉头，良好的防护让我看不太清她的表情，说话的声音半点没变，还是让人生气的平静：做核酸得排队。

　　我脑子嗡得一下炸开了，扶着她病床护栏怒视着医生，还没开口就被人扯了下袖子，低头看到的是她努力睁开的眼睛。她的嘴唇翕动，我只能尽力贴近才能听到她的声音。没事的，她说。我油然生出一阵委屈，红着眼眶反驳她的话刚出口：可是你……
　　没事的，她反复念这一句。没事的，这是她第三次对我说，在病床上。

　　我的眼泪还是太过轻贱，那晚我流着泪一路替她挂号缴费，直到她终于治疗完，躺在病房里恢复了意识，我的泪才将将止住。我们挤在一张狭小的病床上，在左右两边争相响起的呼噜声里，聊起她的梦想，她的目标。末了，她同我轻声说了句谢谢，我没说话，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我在她醒来前离开了医院，去跟那一屋子昏昏欲睡的孩子互相折磨。这种与他们相看两相恨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1月底，12月刚到，送他们奔赴考场后，我搭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她早在入院的第二天就被赶来的家人接走，中年女人温和的致谢透过电话传到我耳朵里，是往常我老拿腔拿调模仿的音声。还好是隔着电话，她看不见我熏红的眼睛。

　　再次看到她，已经翻过了年。我生平第一次在异地他乡度过除夕，跟王女士一起。为了迎合节日的氛围，她那时的异地男友替我们外卖来一条活鱼，我俩上蹿下跳地杀鱼片鱼——主要是我开着视频在对面难得聚在一处的父母教导下一步步操作。王女士觉得新奇，在一旁迭声夸奖我，声声热闹中，对这座陌生城市的恐惧渐渐消弭。

　　这种热闹一直持续到王女士扔下我回重庆去探班男友，那阵子北京刮起十年最强的沙尘暴，上下班坐在车后座望出去时，我想起小时候常玩的沙漏：现在轮到天上的沙往下漏，等它们落完，世界颠倒过来，我们就被倒回天上去。

　　多遗憾，我没等来倒置的世界，空气中的砂砾消失时，她跟着王女士一起来到了北京，是来参加研究生复试的，那个她在黑夜里对我讲过的学校。我们像从前一样，趴在王女士的床上斗地主。在王女士输得气急败坏后，我带着她回到我家，躺在床上向她控诉王女士对我的抛弃、干燥气候对我鼻子的摧残、食物口味对我的限制……以及某天醒来，猝不及防把我踢走的毕创群。

　　她一直笑——即便四下一片黑暗，我们各自平躺在床上，望着空荡的天花板，并看不见彼此的脸，但我知道她在笑。只在我说到最后一件时，她难得陷入沉默。在她的沉默时，笑的人变成我了，我说我是谁啊我当时就给那比一顿骂，转头立马找了个新组，那比失去我是他的损失，他亏大啦哈哈哈。

　　我没说的是，许多个日夜，我从待到头昏脑涨的会议室中出来、从深夜独自一人乘坐的出租车上下来、从长篇大论的分析报告中抬起头来，趁着片刻空隙拿起手机，与他事无巨细地敲定每一个细节。大段大段的文字出现在我们的聊天界面里是常态，难得出现的一个短句子，是他最后给我发的那句：对不起，XX。

　　但这些所有抓挠着我胸腔，在它的空洞中肆意穿梭流动的东西，现下都无言地流到她那里。她抱了一下我——或者没抱？记不得了。记得的只有她混在洗手间传来的室友的洗漱声中的宽慰：这又不是你的错，这种事情，怎么能怪你呢？

　　不要想了，没事的，她说。没事的，这是她最后一次对我说，在群租房。

　　她的考试已经结束，第二天的安排是游览故宫和返程，我把大门和房间钥匙交给她，告诉她回来拿完东西后就把钥匙放在门口的消防柜里，说完带她去坐公车。她要在一个地铁站下，换乘地铁前往故宫，我则要到这趟车的终点上班。下车前，她隔着车里拥挤的人群，在车门处向我招手，说：再见啦。我没动作，木然地从喉咙里挤出声：嗯。

　　那天我又是晚上十点才到家，从消防柜掏出钥匙开了门，看到她留在我那张单人桌上的东西——两包饼干，中间夹着张比便利贴还小的纸条。就着窗外的路灯光亮，我看到纸条上让我把大的那包饼干分成两份，送一份给楼下的王女士，小的就自己留着。末了提一行，没有署名，只有四个字：加油！再见。

　　我拿着纸条，在黑暗的房间里放声大哭，耳畔再听不到室友洗漱的流水声。我模糊地意识到，生命的某个部分就要这样仓皇且不容拒绝地与我再见了，而我别无选择。

　　后来，我按部就班地实习、毕业，在毕业典礼结束时挂着笑容与若干人拍一张也没留下的合影；接着搬寝室、扔东西、散伙饭，在她离开前拒绝她提出的拥抱，没说再见。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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