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纪

　　我天天在人才市场转悠，越发体会到了“眼镜”那句话的份量。但我没有他那么消沉，我像一个嗅觉灵敏的猎人，在深圳的丛林不断地寻找机会。
　　我发现“十元店”里找工的人，哪一个都没我这么勤快，他们天天不是喝酒就是聊天，还有就是睡大觉。我忍不住对一位自称是浙大的学生发话了，这位仁弟前天还在跟我吹嘘，说像他这个层次的大学生，至少得年薪十万，才对得住他那张文凭。
　　“喂，老弟！怎么不出去找工啊？光睡觉，能睡出个月薪八千来？”
　　答话的却是个川大的：“这位老哥，我看你毕业也有好些年了吧。”川大才子扔掉正剪着趾甲的小剪子，接着说：“我来深圳四个月了，鞋跟跑掉了三双，工作硬是连个影都没啊。”
　　“大叔，你脑子进水了吧？你为什么要辞职读研呢？你是存心和老婆孩子过不去啊？”浙大才子终于答话了，却像是在给我上政治课。
　　浙大生满脸色痣，像公园里的野草，我疑心他雄性激素分泌过旺，忙岔开了话题：
　　“兄弟，得先找个地方吃饭啊，只有吃饱了饭才有力气说理想啊。”
　　“你是说让我去做普工？那不是浪费人才吗？”浙大生嗓门越来越大，好象少了他，祖国绝对建不成“四化”。
　　“就是做普工人家也不要我们啊。我们一没经验，二没技术的，做普工，职专生才吃香哩。”躲在角落里的一个武大生总算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天哪！原来我闯入了文科集中营！
　　早上醒来，天还没亮，我收拾行李。两个河南酒徒，又在一阵海喝，边喝边唱：
　　“人在江湖飘啊
　　哪能不挨刀啊
　　五刀砍三刀啊
　　三刀砍两刀啊
　　……”
　　我现在的位置是家乐福对面的广场上，手里提着一个大麻袋。不是我要故意提个与这城市氛围极不相称的玩意，而是我的证件实在太多，普通的塑料袋根本就装不少。麻袋里装着一切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两本专著，一部长篇，三十首长诗，十篇论文，还有一摞两尺多厚的荣誉证。我要去赶一场面试。在人才市场的后面，左边的第九幢，有一座小小的阁楼，在那阁楼上，有一个东洋人办了个文化传播公司，听说公司规模很大，办培训搞网络做杂志讲相声，还弄了个很大的场子做影视，这个公司要招一个小小的文秘。
　　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衣冠楚楚的帅哥从门口出来，顺手把花花绿绿的简历扔进垃圾筒。想到自己年龄比他们多出一大截，行头也没有他们笔挺，登时就打起了退堂鼓，但一想到一大早辛辛苦苦地从十元店赶来，怎么也得对得起那二十块的士费啊，就硬着头皮进了电梯。
　　经理像条肥猪似地半躺在宽大的沙发上，拿眼角的余光瞟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品了一口茶，拿起了桌上的一张报纸，半晌才确定他面前还站着一个大活人，往烟灰缸里戳了一下烟蒂，有些恼怒地对我扬了扬手：
　　“对不起，保洁员已招满了，如果你没有其它的事，你可以走了！”
　　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把一麻袋证件“怦”地往他面前一扔：
　　“先生，请问保洁员也要硕士吗，贵单位是不是世界五百强啊？”
　　胖猪经理这才微微欠起身，用粗大的熊掌不停地拔弄着那一堆证件，从里面抽出一张最大的，正好是那张硕士证。“胖猪”把证件端详了半天，这才把目光转向我，猛然发问：你要什么职位？
　　“文秘啊！你们不是在招聘广告上写得清清楚楚吗？”
　　“胖猪”笑个没完没了，脸上的肥肉一阵乱颤：“老哥，文秘早招好啦，你身后的两位不就是？”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然后转过身，果然在“胖猪”对面的沙发上，还坐着两个第二性征特别夸张的雌性动物，脸涂得像猴子的屁股，粉起码擦了有两公斤，那些粉一个劲地往下掉。
　　“她们两个，初中还没念完，但我，还是要她们，你嘛，硕士毕业，我，还是不要！”胖猪一字一顿地跟我打着哈哈。
　　两个雌性动物只是格格地笑。我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地质问胖猪为何不在招聘广告上注明职位的性别。
　　“胖猪”火了，冷冰冰地掷过来一句话：
　　“这是我的自由！”
　　我愤然离开，跑到一楼的大厅，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不一会，“胖猪”在两位雌性动物的族拥下，趾高气扬地下来了，那神态，活像个凯旋而归的皇军。
　　我不想见到他，赶紧逃离金色大厅。
　　慌乱中，不小心踩到了“胖猪”的脚。“胖猪”贼亮贼亮的皮鞋上，登时印上了一弯淡淡的月牙。
　　两位雌性动物顿时花容失色，迟疑了片刻，“胖猪”左边的“瓜子脸”立即从随身携带的绅包里掏出抹布，一边擦着一边对着前台一阵乱嚷：
　　“怎么做保安的？弄一收废品的进来，我们的文件要是丢了，咋办？”
　　骂完了保安，“胖猪”右边的“苹果脸”又对着我一阵狂喷：
　　“没长眼睛啊，怎么走路的？小心让我再看到你！”
　　望着那两张充满奴性的脸，我真想冲上去痛揍她们一顿。但我害怕“胖猪”让我赔鞋，如果他的鞋是个天文数字，那可就惨了。
　　我顾不上与两位女奴理会，瞅了个机会，赶紧溜了出去。
　　二十分钟后，我又出现在一个肥头大耳的潮州仔面前。这个比胖猪更肥，身高不过一米六，体重差不多有三百斤！这个，不会比胖猪更难对付吧？
　　“刚到深圳吧？”肥仔望着我上衣口袋上的一个破洞，幸灾乐祸地试探道。
　　“刚下的飞机！我冷冰冰地回答。
　　肥仔用胖乎乎的前腿掩着嘴巴，整个猪头埋在桌子底下没完没了地笑，脸上的肥肉一阵阵乱颤。
　　许久，才抬起头来，露出一对狗眼。
　　这时，我发现了一个破绽，我真想给他一顿臭骂，骂他目不识丁！因为我发现他把“有限公司”写成了“有线公司”，我以为是有线电视台，才跑来应聘的。
　　肥仔瞟了瞟我的简历，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窃喜。
　　“你做过教师？我们这里刚好要人。说吧，你要多少？”肥仔摆弄着手中的MP3，摘下了耳塞，像黑猩猩一样打了个呵欠。
　　这突然的变化把我吓了一大跳！果然不是电视台！而是招家庭教师！但我马上反应了过来。
　　“三千吧。”我边说边拉了拉皱巴巴的衣角，正襟危坐，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像个教师。
　　其实简历上的“教师”是我临时编的，我其实根本就没在教师的岗位上混过。在人才大市场转了一圈后，我发现“教师”两个字很管用：跑销售的会缠住你，因为你会说；接电话的会盯上你，因为你会逗；小报小刊的会注意你，因为你会写；跑业务的会看上你，因为你有工作经验。总之，除了夜总会的妈咪懒得去理你，在人才大市场，“教师”的职业差不多就是就业的“万金油”。
　　我随身有着几十种不同的简历，所谓“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嘛，但就是没有教师这一行。一个小时前，我花了两元钱，在打印店里临时加了一种。居然派上用场了！
　　“三千吧。”我又高声地重复了一遍，一个“刚下飞机”的人怎么也得有点层次。其实，到这份上，哪怕是一千，只要除去吃住以外不是一个负数，我也得干了，因为我口袋里只剩下了两百块。
　　“中专六百，专科八百……”肥仔开始背菜谱。
　　“不过……你是硕士啊，又有十年的教龄，给你一千二，包吃包住，你看怎么样？潮州仔怕我溜走，赶紧加码。
　　我说：“你干嘛骗我？原来你不是电视台的啊？”我指了指展示架上的那个错字，大声地斥责他。
　　潮州仔莫名其妙地望着我，并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咬了咬牙，把价格提到了一千五。
　　“不能再高啦，以后看业绩啦，到时再给你加点啦！”一连三个“啦”之后，潮州仔边提起我的包就往外走，然后往一辆红色夏利车里塞。
　　车里早就被他塞了三个活物！不用说，都是此人一天的战利品，人才市场上的廉价货。
　　十分钟车程后，在一栋三十层高的房间停住了。肥仔把我们带到九楼，擦了擦汗，然后像救世主一样，一落座就招呼我们吃饭。
　　饭毕，救世主给我们布置任务了。按他的布置，我们一天之中大约有半个小时可以吃饭，有六个小时可以睡觉。
　　话音未落，当时就走了三个。
　　肥仔毫不气馁，拉过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阿叔，先在这干着吧，现在找工不容易啊。我刚来深圳的时候，足足饿了三天三夜哩。”
　　“阿叔？我有这么老吗？”我心想。我正要问他为什么不叫我“阿爹”，一个童话王国里的袖珍女郎出来了，此女小巧得要用高倍放大镜才能看清楚！人小也就罢了，还夸张地小屁股一扭一扭，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此女身材绝对不会比小学二年级的女娃高，但脚上的鞋根却足足有十公分！我疑心她每走一步都会随时跌倒！
　　“阿叔，今天你值日。”袖珍女郎人小嗓音却并不小，像一面憋足了劲的铜锣。
　　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小学课堂。
　　“值日的内容是什么？”我问道。
　　“打扫卫生啦，擦擦黑板啦，洗洗碗筷啦，抹抹桌子啦，接送孩子上下课啦，还有……啦。”
　　我正要起身取行李，行李却不知什么时候长着翅膀飞走了。
　　“阿叔，东西我已帮你提到十九楼了。今晚你就住那里。”肥仔说。
　　“那是间单人房啦，有空调啦，有电视啦，特意为你准备的啦。”袖珍女还在“啦”个不停。
　　我无可奈何地坐了下来，眼睛却骨碌碌地察看地形，准备随时突围。
　　“阿叔，你现在去把碗洗一下啦。”袖珍女给我分配任务了！
　　“洗一个碗多少钱？”我大声地问。
　　正等回答，咦，袖珍女怎么不见了？我四处寻找，半天才在一张课桌的后面找到她。原来袖珍女擦桌子去了！
　　袖珍女刚要搭话，被潮州仔阻止了，潮州仔满脸堆笑地把袖珍女“提”到了桌子前，说：“去去去，人家是硕士呢，以后值日的事就免了。”潮州仔用指尖轻轻地触了触袖珍女。
　　袖珍女马上向我宣布：“阿叔，十分钟后上课。”
　　我正疑惑两百多斤的肥仔与袖珍女晚上是怎么做功课的哩，任务又来了！
　　正疑惑间，袖珍女已把一大摞花花绿绿的书纸扔到了我的面前。
　　在那十分钟的时间里，我迅速地知道了自己马上要扮演的角色:家庭教师。在这间两个老师上课的教室里，墙上却挂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公司名称:环亚教育公司！
　　其实整个公司的办公地点就是潮州仔的租住房,后来，我听怒潮说，肥仔因为炒股亏得差点跳了楼,才动起了住房的主意。潮州仔从人才大市场用绳子“捆”回几个大学生，然后夫妻齐上阵，“环亚”就开业了。
　　晚餐的时候，餐桌上多了一个人，肥仔介绍，此人是公司的“元老”，比我足足早来一个月！此“元老”21岁，是东南大学的高材生，是潮州仔用八百块一月的“高薪”诱来的。高材生名叫陈怒潮，名字叫得比张飞还阳刚，性格却比李清照还温柔，说话的声音小得像蚊子，一米之外耳朵再好的人也绝难听见。怒潮教小六的数学和小一的拼音，为此，我很为小一的娃娃们忧虑。
　　后来，在潮州仔的咆哮下，怒潮的声音才稍微大了些，因为怒潮的声音太小，潮州仔每次听他说话都很费神，有一次还差点挥了熊掌！此后我也因此而知晓了他的身世：怒潮的老家在四川绵阳，属汶川地震的重灾区，家里至今还窝在草棚里。我说政府不是给你们安排了过渡房么？怒潮说板房住了不到两个月就被政府收回去了，每次上级来检查的时候，板房就成了降落伞，从一个村飘到另一个村，现在村里人还是大都住自己搭的简易棚。怒潮家更穷，只能搭草棚。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为怒潮抱不平，向潮州仔提出给怒潮加薪，我说怒潮如果不能寄钱回去，他父母会饿死的，潮州仔用象鼻子哼了一声，说让我打个报告，让政府给他加，然后“啪”地点上一根软中华开始吞云吐雾。光那盒烟，就足够怒潮父母吃上一星期了！
　　晚上，我到我的“贵宾室”看了看，又黑又暗，挤下一张单人床后，只能容一个人侧着过，木床吱吱呀呀地随时会断，床上倒是有一部10寸的小电视，一打开雪花扑面而来，看不到任何图像，也听不到声音。我向潮州仔提出换房间，潮州仔怕我走人，惜才心切，这才让我搬过来和怒潮一起住。
　　怒潮的房间比“贵宾室”还要破旧，只是空间略大些。墙上的石灰一吹气就会哗哗往下掉。听怒潮说，最多的时候里面竟住了四个人。
　　熄灯时分，我为怒潮鸣不平，工地上搬石头的民工一天都可以挣800，我问他何不去别的什么地方看看。谁知怒潮一脸幸福地说：“差不多啦，包了吃住啦，800块，我能每个月寄750回去啦。”
　　我顿时说不出话来，心里隐隐作痛。
　　潮州仔差不多每天都去人才市场抓人，抓来一个跑一个。见教师队伍不稳定，便开始对我和怒潮进行重点扶植。
　　那天，肥仔乐巅巅地说要给我俩奖励：“大哥，公司新来了两个高中生，晚上烦你再补两个小时的课行不行？下班后我每天晚上请你吃夜宵。”
　　我脑袋里快速掠过一串数字：一个高中生一个课时（两小时）280块，两个学生560块。我问他吃夜宵是去四星级的还是五星级的，他指了指说：“噢，就在楼下，比五星级的还好吃！”
　　吃完六块钱一碗的“六星级”凉皮夜宵，已是晚上十一点。我回到宿舍，怒气冲冲，寻找一切可以砸的东西。电视太显眼，砸坏了潮州仔立马就能发觉，我先是砸了一个电热杯，然后又砸了一个微波炉。
　　怒潮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电视，听到巨响吓得面如土色：“林哥，要是老板知道了，我那八百块还会有吗？”
　　我说：“你没有嘴啊？你不会说是我砸的吗？”
　　第二天早上潮州仔来巡视的时候，一不小心还是发现了我的杰作。我说不小心弄坏的，潮州仔也不含糊，说电热杯50，微波炉400，从我工资里扣。
　　又过了七天，潮州仔提出又要给我加学生，但工资却是原封地踏步。我再也忍不住了，找到潮州仔，对他说：“阿肥，我找到了新的工作啦。”
　　潮州仔抓耳挠腮地问我找到了什么工作。我大声地告诉他：“报社啊，《南方都市报》啊，你听说过吗？”，我边说边挥舞着一张花花绿绿的名片——那是几天前在人才大市场，一个发传单的非洲卷毛青年塞给我的。
　　潮州仔知道我是个硕士，在“环亚”明显属于低就，做个记者也在情理之中，竟然信以为真。他知道记者的厉害，要是我真做了记者还不把他无证无照的“环亚”端掉？
　　潮州仔挪动象腿，进了厨房和正站在小凳上洗碗的袖珍女耳语了一阵，随后从口袋里拽出几张钞票，也顾不得砸坏的电热杯和微波炉了，小鸡啄米一样地，连连说祝我好运。
　　950块，19天的时间，这就是我来深圳后的第一笔工资！

该作者现在暂无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