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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夜探
民国四年六月初七，夜。
霞飞路在月色下静得像一座坟场。147号原是同兴当铺的仓库，三年前倒闭后一直荒废，墙皮剥落，木门歪斜，像一张缺了牙的嘴。
我提前半小时到了。躲在对面巷口的阴影里，看月光在破碎的窗玻璃上划出银色的裂痕。怀表在掌心滴答作响——九点四十五分。
司徒雁南还没来。
十点整。十点零五分。十点十分。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一个黑影从仓库后巷闪出，朝我招了招手。是他。
“抱歉，绕了点路。”他压低声音，黑色劲装几乎融进夜色，“有人跟踪。”
“谁？”
“不清楚。甩掉了。”他递给我一支手电筒，“跟紧我，别出声。”
仓库后门是一扇生锈的铁门，锁已经坏了。司徒雁南轻轻一推，门轴发出刺耳的呻吟，在寂静中格外瘆人。
里面一片漆黑。手电光束切开黑暗，照出堆积如山的破烂家具、废弃柜台、散落的账簿。灰尘在光束中飞舞，像细碎的磷火。
“林素心说，笔记藏在保险柜里。”司徒雁南带路，“当铺老板的私人保险柜，在二楼经理室。”
木质楼梯吱呀作响，每一声都让我心跳加速。二楼比一楼更破败，天花板漏了洞，月光从窟窿里漏进来，在地上投出惨白的光斑。
经理室的门虚掩着。
司徒雁南推开门，手电照进去——房间中央果然立着一个半人高的铁皮保险柜，墨绿色，上面贴着褪色的封条：“民国元年封”。
“就是它。”他蹲下身检查柜门，“密码锁，四位数。”
“你知道密码？”
“林素心给了提示。”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借着月光看，“‘火灾的日子’。”
1914年2月15日。
我心头一紧。那是圣约翰孤儿院起火的日子，也是白蝶和乔以婉命运转折的日子。
“0215。”司徒雁南转动密码盘。咔哒，咔哒，咔哒。每一声都像敲在心上。
最后一下。
保险柜发出沉闷的“咔”声，门弹开一条缝。
我们同时伸手去拉——就在这时，楼下传来脚步声。
很轻，但清晰。不止一个人。
司徒雁南脸色一变，迅速关上手电，拉着我躲到文件柜后。黑暗瞬间吞噬了一切，只剩下我们急促的呼吸声。
脚步声上楼了。两道，不，三道。沉稳，训练有素。
手电光在门外晃动，然后门被推开。光束扫过房间，停在那台开了一条缝的保险柜上。
“有人来过。”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沙哑。
“检查。”另一个声音。
脚步声在房间里移动。我屏住呼吸，能感觉到司徒雁南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腕，掌心全是汗。
光束扫过我们藏身的文件柜，停了一秒，又移开。
“保险柜开了。”第一个声音说，“东西还在吗？”
传来翻找的声音。纸张哗啦作响。
“空的。”第二个声音说，“我们来晚了。”
“不可能。白蝶说除了她妹妹，没人知道——”
“但确实空了。”第二个声音顿了顿，“除非……”
脚步声忽然朝文件柜走来。
我的心跳几乎停止。司徒雁南的手指在我手腕上敲了三下——暗号：跑。
就在手电光即将照到我们的瞬间，他猛地推开文件柜，抓起旁边的椅子砸向窗户！
“哗啦——”玻璃碎裂声划破寂静。
“那边！”
脚步声追向窗户。司徒雁南拉着我冲向门口，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下楼。身后传来追赶声，手电光乱晃。
“分头跑！”冲出仓库时，他把我推向左边巷子，“明天中午，老地方见！”
我头也不回地冲进黑暗。高跟鞋在石板路上敲出凌乱的节奏，裙摆被风鼓起，像受惊的鸟。
转过两个街角，我躲进一户人家的门洞里，背贴着冰冷的砖墙，大口喘气。胸口剧烈起伏，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
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追兵过去了。
我瘫坐在地，这才发现左手一直死死攥着东西——是一本硬皮笔记本，边角扎手。
什么时候拿到的？
在文件柜后，司徒雁南推我的瞬间，他把这本笔记塞进了我手里。
我借着门缝漏出的微光，翻开第一页。娟秀的英文，是乔以婉的笔迹：
“实验记录 No.1. 1913年9月12日。受试者：编号7，男，11岁。注射磺胺类化合物A-3，剂量0.1ml。观察期：72小时。”
后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体温、心率、皮疹情况、神经反应……最后一栏写着：
“结果：第60小时出现高热惊厥，第68小时呼吸衰竭死亡。结论：A-3毒性过高，需调整配方。”
冷意从指尖蔓延到全身。
我颤抖着往后翻。一页，又一页。二十七个孩子的记录，年龄从五岁到十三岁。死亡十一人，重度后遗症九人，其余“效果不明显”。
在最后几页，是资助者名单和资金流向记录。
我看到了司徒家的印章。
看到了宋世安的签名。
还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名字。
月光从门洞上方洒下来，刚好照亮那行字。我盯着它，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个笔画都刻进眼底。
然后我合上笔记，把它贴身藏好，站起身，整理好衣服和头发，走出门洞。
夜色温柔，远处传来黄包车的铃铛声，像这个城市平静的呼吸。
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一切都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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