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纪

　　我又回到了深圳。
　　现在的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一颗无所畏惧的心。我要用我全部的智慧、激情和愤怒，去征服这座城市，去实现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清。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梦想。或许，这就是我失败的原因。这些年，我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在痛苦中徘徊，我付出了周身的热血，却看不到一丝的光亮。但我一直没有停下脚步，我一直在探索，在奋斗。
　　我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是因为我有太多的梦想，当面临的选择太多的时候，就等于没有选择，我必须从众多的梦想中破茧而出，找到我真正需要的东西。
　　梦想这东西，也是与时俱进的。童年和少年不同，少年和青年不同，青年和中年不同，今天和明天不同，这一刻和下一刻又不同。比如我童年时想当科学家，结果数学不及格；少年时想当警察，视力又不好；青年时想当作家，结果请假条都写不顺；中年时想当商界巨子，结果买个梨子都亏本。我的梦想没有一个能如愿。后来分析来分析去，还是梦想过大。这时代，识时务者为俊杰，量力而行方是王道。现在的我，脑袋里装着数不清的知识，口袋里却只有喝稀饭的钱，这就是现实。我要用这喝稀饭的钱变成吃米饭的钱，就是我此刻的梦想。至于明天？明天再说吧。未来遥不可及，不说也罢。我说的太低你会喷饭，太高，你会笑话。如今世道，瞬息万变，未来的事，谁能预料？只要一步一个脚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回首走过的路，没有太多的后悔，这就是成功。
　　上次来深圳，是在硕士刚毕业的时候，浮光掠影，呆的时间也不长，才几个月。深圳是个魅力四射而又高深莫测的城市，是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体验的。从现在起，我就准备在深圳大干一场了！
　　怎么干呢？我一没钱二没技术，有的只是脑袋里装了一肚子霉书，这玩意儿在深圳四毛钱一斤，卖一仓库都不来钱。我忽然想起刘欢的一首歌《从头再头》，刘欢在歌里这样安慰下岗职工：“心若在，梦就在”。现在这世界，谁都有人安慰，就是没人来安慰我。其实我的处境，比下岗职工还要惨。他们虽然下岗了，有政府的关怀，有领导的重视，逢年过节，还能领点慰问金，顺便瞻仰一下领导的尊容。“下岗职工”这个称号，在某些方面还有着许多看得见的实惠，比如就业，比如创业，政府和有关部门都会予以照顾。下岗的时候还可以领取一笔较为可观的补贴。我们就不同了，属于主动辞职，连回家的路费都不会给，自掏腰包买的“五险一金”也随即作废，可见自动离职在我们的国家有多么的罪不可赦。在就业问题上，政府鼓励“从一而终”，如果坐这山望那山高，就要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对遍地开花的野鸳鸯婚外情却睁只眼闭只眼，可见改革开放只是开放了婚姻和性，而对就业思想一点也没放开。其实，我们根本就算不了“主动辞职”，叫“被动辞职”还差不多：不辞职不给你调档案，不调档案入不了学，入不了学就毕不了业，毕不了业就没前途。可见在中国，是不能有理想的，有理想，就让你付出代价。而事实上，“坐这山望那山高”，也完全是一种托词：我们这些大龄士，毕业即失业，前途在哪？根本就不存在这一说，可他还是要惩罚你。
　　当然，牢骚值不了半毛钱。你大放厥词，别人只会以为你没本事。是的，我们这个群体，没有任何权力可以依靠，可以任何资源可以供利用，喝杯水都要靠自己去挣，不然就会渴死。干好同样一件事，我们比有些人要难得多，我们确实是没有本事的一类群体。我们只能靠自己。
　　下了车，我小心地把老母亲交给我的一千块钱装在上衣口袋里，这就是我来深圳闯荡的全部家当！
　　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我的眼皮都快挣不开了。出了检票口，见到了久违的阳光。
　　整整一夜没合眼了！我是担心身上的一千块钱，那是老母亲含辛茹苦给人家打零工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凝结着母亲的血和泪！如果万一让扒手光顾了，我就只有到深圳喝西北风了。包里的硕士证、英语六级证是用不着担心的，那东西基本上是废纸一堆，迄今为止，除了我自己以外，还没有第二个人看过。我挤过数十场招聘会，居然没有一家单位要我出示那玩意的。
　　我揉了揉火辣辣胀痛的眼睛，正午时分的阳光射进眼底，就像吹进了一粒硕大的砂子。我把包放下，呆在原地静立了三分钟，像是在给谁默哀。然后就近要了一碗汤粉，居然要十元！我随即想到那一千块，在这个城市会如何迅速地化为乌有。
　　我不敢稍作停留，直奔人才大市场。
　　招聘会上的人，比深圳的妓女还要多！
　　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白皙如雪的小姐歪着头问我硕士是什么，会不会比她们的主管大？待我向她解释清楚后，小姐像是被什么东西烫着了，果断地挥了挥手：“走走走！我们不要硕士，只要普工！”
　　很快，我又被人流卷到了另一个摊位前。
　　考官看上去比我侄子还要年轻，他看到我满脸的络缌胡子，象见到了外星人，眯起一双斗鸡眼把我从头扫到脚：
　　“多大了？”
　　“三十六。”
　　“下一个！”
　　多干脆！
　　我还在原地发愣，一个小“眼镜”将我推了一下，我的位置迅速被后来者侵占了。
　　我提着包，跟在一个推着破自行车的老伯后面，九曲十八弯后，老伯指着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对我说：“到了！”
　　一间不到30平米的房间内横七竖八地摊着20来个地铺。房子黑得吓人，老伯却不让开灯，说是消防天天在查。
　　我将自己重重地摔在地板上，四肢一摊，竟睡着了。
　　迷蒙中听到有人在说话。声音很小，但我还是醒了。
　　墙上的挂钟显示是凌晨一点半，但从挂钟破旧的长相来看，实际时间可能远远不止。
　　墙角边，一个上了年纪的“眼镜”，一边对着酒瓶吹喇叭，一边望着电视上扭腰肢的小姐发呆。后来我才知道，那眼镜也是个硕士，年初摔破了铁饭碗，来深圳掘金，谁知金没掘着，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
　　我睡眠本来就浅，这下再也无法入睡了，于是掏出手机，试探性地拔通郑艳丽的电话。
　　喂……我吓了一大跳，没想到郑艳丽居然还没睡！
　　我汲上拖鞋，想堵住耳朵到外面听她的牢骚。正要开门，门“怦”地一声被踢开了。
　　进来了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两个酒鬼。酒鬼一进来就“啪”地拉亮了灯，大声地叫嚷，把门口的桶子凳子弄得劈拍作响。
　　这场面我见得多了。“十元店”人多货杂，什么类型的人都有。我也不理会，一声不响地跑到过道上接电话。
　　又一个酒徒甩着酒瓶从我身边飘过，酒瓶在空中翻飞，我怕他的酒瓶不长眼睛会砸了我，挂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人才市场，在三楼的专场招聘会领了一张表格，交了五块钱，除了领略到一大堆从没听说过的职业名称，一无所获。
　　走出门口的时候，又折了回去，我问民工专场什么时候开。小姐格格地笑了起来，说天天开，在大街上开。
　　三天后，我和“十元店”里的每一个人都混熟了，连老板娘有几条内裤，都了如指掌。
　　很快我就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简单，这些学生模样的人，不是浙大的就是复旦的，人大的川大的湖大的，数不胜数。看来，大学扩招的速度是何等的壮烈！在这个小小的20平米里，我这个重点大学的硕士，居然放不出半点光彩！
　　河南民工仍在没完没了的喝酒，“眼镜”硕士对着剥落的土墙叹气，大学生因无用武之地而悲痛欲绝，空气中弥漫着低沉的气氛。
　　我向“眼镜”扔了根“白沙”过去，“眼镜”熟练地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上。
　　“百无一用是书生啊！”眼镜一声长叹，瞟了瞟我，象是终于觅到了知音。
　　我笑着说：“老兄你也说得太绝对了啊。让你去建筑工地打混凝土，你去吗？”
　　“我怎么会去打混凝土呢？”“眼镜”激动起来，声调步步上扬，似乎祖国缺了他这根栋梁，GDP至少会下滑好几个百分点。
　　“是啊，你是不会去的”，我望了他一眼，接着说：“就因为你口袋里有一张硕士文凭，是吗？”
　　“眼镜”不置可否，当他知道我也是个硕士时，又重重地叹了口气，一副悲天悯人的菩萨情怀：“安得广厦千万间……”，之后，就开始跟我讲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我才不想知道苏格拉底的下巴有几根胡须哩！我告诉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彼时自古华山一条路，现时条条道路通罗马，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一份工作。
　　我还想跟他说，河南民工的酒瓶把桌子撞得山响：“发神经啊！还让不让人喝酒啊！”
　　我赶紧打住。眼镜转过身去，捧起一本**的时尚杂志，兀自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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