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帝王资料（一）

　　人物生平
　　汉文帝刘恒[1]公元前197年封为代王，建都晋阳。惠帝崩，吕后分立刘恭、刘弘为帝。吕后死，齐王兄弟兴兵伐吕，周勃、陈平见势亦响应，夷灭吕氏一族，史称“荡涤诸吕”。功臣派畏齐王势壮，贪代王势孤，拥立之。公元前180年登基为帝，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在位23年，享年46岁。葬于霸陵（在今陕西长安区东）。其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也是《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

　　登基
　　汉文帝刘恒，以德政治天下，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治世”是治平之世，也就是太平盛世。
　　初封代王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庶妻薄姬所生。薄姬是吴（今江苏苏州市）人，秦末，魏豹自立为魏王，纳薄姬为妾。楚汉战争初期，魏王豹被韩信、曹参打败，她也成了俘虏，后被送入织室织布。刘邦见薄姬有些姿色，就纳入后宫。秦二世元年（前213年），她便生下了刘恒。刘邦专宠戚夫人时，薄姬基本上就没有被宠幸过，在后宫争宠中属于中立派，为人谦和，谁知这正是她没有遭到吕后暗算的一个原因。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带兵平定了代地陈豨的叛乱，就立18岁的刘恒为代王，都于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
　　代王即位公元前180年，高后吕雉病死，遵照吕雉的嘱咐，吕产、吕禄各自住在北军和南军不敢离开，他们聚兵长安，妄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刘姓宗室集团和功臣集团结成联盟，共同诛灭诸吕。齐王刘襄发难于外，周勃夺取北军于内，杀尽诸吕的所有男女成员，史称“周勃安刘”。
　　诸吕被灭以后，有人提议立齐王刘襄为皇帝，他不仅是高祖刘邦的长孙，又有首先起兵反诸吕之功。但因为齐王的母舅家族势力比较强大，大臣们害怕再来一个吕氏专权，所以被否决了。淮南王刘长也因“家母恶”被否决。
　　周勃和陈平主张立代王刘恒，“代王方今高祖亲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固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这是众人能接受的惟一方案，得到了赞同，于是派人去请代王。
　　代王刘恒见到迎请的使者后，颇为犹豫，又请母亲薄太后给拿主意。薄氏不肯轻易让儿子去冒险。母子决定先让薄氏的兄弟薄昭到长安去见太尉周勃。周勃向薄昭讲明大臣们立刘恒为皇帝的真意后，刘恒这才启程进京。
　　刘恒至京，丞相陈平等拜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当奉宗庙。大王，高祖长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刘恒再三推让之后，于高后八年（前180年）九月三十日，遂即天子位，时年24岁。刘章的弟弟东牟侯刘兴居提出清除宫内的奸佞小人，于是和太仆夏侯婴进宫，用车将后少帝载出，然后拥护着法驾去迎接皇帝，当晚，刘恒进入未央宫。
　　从上述史实可见，文帝登基既是偶然，也是必然。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主观方面看：汉文帝并不是高祖得宠之子，母亲薄姬也不是宫中得势之人，这却使文帝从小就无荒淫之举、骄矜之态，素有“仁孝宽厚”的美誉。更何况刘邦在世的儿子仅剩两名，他又年长于淮南王刘长。他的自身条件，使他成为最佳人选。
　　从客观方面看：文帝即位，实际是刘姓宗室集团与功臣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精心谋划的结果，是最高统治集团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是皇权体制的重新组合。在汉初，皇权的核心部分主要由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构成。三大集团既有共同利益，又各有特殊利益，而每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诛除诸吕就是这种冲突和斗争的结果。因为文帝母族“薄氏谨良”，即软弱谨慎，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构不成威胁，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
　　皇权这种结构关系，使文帝不可能推动积极有为的政策。刘恒之“势”天生不足，必须掩饰自己的权欲，必须实行妥协的政策，以免刺激宗室、功臣集团出现过敏反映，诱发不测事件。

　　执政
　　文帝刘恒入京，仅带宋昌、张武等六人。汉文帝下定决心要尽快整合皇权体制，以恢复和加强国家政权的运转能力。巩固皇权军权是最大的权，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有司衙门分别诛杀少后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皇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封赏功臣、宗室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文帝前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随刘恒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第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刘恒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三月，立窦氏为皇后。
　　镇压诸侯王叛乱由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文帝即位后就开始激化了。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献策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与诸侯王公开对抗。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齐国的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治世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文景时期又逐渐趋于表面化。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怎样才能求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安民为本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在“安民”方针指导下，归纳起来，文帝采取的措施有：
　　减省租赋 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文帝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用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减轻徭役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令列侯归国文帝即位之初，列侯多居长安，远离所属食邑，造成“吏卒给输费苦”，给人民增加了一项新的转输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年），即诏令列侯回归封邑，做官吏的及有诏令特许的，要将太子送归封邑，其他任何人不许留居长安，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弛山泽之禁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即通过关卡的符信（凭证），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文帝取消出入关的“传”，从而有利用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入粟拜爵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文帝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是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躬修节俭文帝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文帝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

　　第一个治世
　　由于文帝采取了上述的方针和措施，就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帝和景帝时期，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治世。
　　源于文帝时期的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原因是多方面的：
　　1、统治者认识的改变
　　汉初统治者从秦亡的教训中，第一次看到了“民”的力量，认识到这个力量虽在平时不显现，然而绝不能忽视它。如果过分侵犯了“民”维持生存的起码权利，“民”就不是原来的被动状态，而要以暴力的行动显示出它不仅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力量。所以统治者就要对“民”让步，就要顺“民”心。
　　2、统治者大力推行黄老政治汉初统治者，尤其是文帝和景帝，坚持“清静无为”“躬修节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结果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浪费，解决了秦过分剥削农民、破坏合理的权利和界限的根本问题，这样，就造成一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3、文帝个人的励精图治刘恒即位不久，就废止了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异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谦让宽容，以礼相待，便自然形成一种比较清明的政治空气，正因为如此，汉文帝的政绩不但得到了后人的赞誉，也得到了西汉末年赤眉军的尊崇，他们攻占长安后，西汉皇陵均被破坏，唯有汉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护。

　　司法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文帝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改革刑制。改革的起因是缇萦救父。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当受刑。汉代的肉刑主要由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去鼻子）和斩左右趾（砍去左足或右足）。淳于公因为做过官，所以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公幼女缇萦非常悲痛，便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说：“臣妾愿意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罪。”文帝怜悯她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公的肉刑，令其携女归家，并且下诏废除肉刑，改革刑制。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后世有许多评说，大多是认为出于“悲怜”缇萦，体现了文帝的“德政”。这一刑制的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这一改革，为刑制向新“五刑”（笞、杖、徙、流、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边疆政策
　　汉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终于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匈奴自白登之围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文帝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此外，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南越在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尉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文帝即位，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名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汉文帝生年考
　　于汉文帝寿命的唯一记载为《史记》注《集解徐广》曰：年五十八。古人算虚岁，汉文帝享年为57周岁，崩于公元前157年，因此可得出：汉文帝生于公元前213年。《史记》亦载：魏豹已死，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岁馀不得幸。魏豹死于公元前215年，岁馀不得幸，可得：前214年，刘邦幸薄姬，十个月后，大约为前213年，汉文帝诞生。

　　文帝驾崩
　　汉文帝后七年（前157年）夏六月，汉文帝驾崩，享年46岁，葬于霸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死后，人们给了他最美好的谥号“孝文皇帝”。所谓“文”，代表着“经天纬地”“道德博闻”“学勤好文”“慈惠爱民”“愍民惠礼”等丰富含义，这都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汉文帝的政绩。
　　文帝驾崩后，太子刘启即皇帝位，是为汉景帝。

　　后妃子女
　　皇后
　　代王王后，刘恒还是代王时便已过世，所生的四个儿子均为窦太后所杀
　　窦姬，儿子刘启被立为太子后成为皇后，称孝文窦皇后，现在多称窦太后
　　妃嫔
　　慎夫人
　　尹姬
　　子
　　汉景帝刘启（窦皇后之子）
　　梁孝王刘武（窦皇后之子）
　　代孝王刘参
　　梁怀王刘揖
　　女
　　绛侯公主史书未留名，嫁给周勃之子，绛侯（食邑8180户）周胜之，按西汉惯例，称为：绛侯公主
　　馆陶公主刘嫖（窦皇后之女），嫁给堂邑侯（食邑1800户）陈午，所以又称堂邑公主，武帝时称窦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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