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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着是美丽的
布店开在清河坊，两开间的门面，老板年近三十，更像个文人，清秀儒雅，眼中有着淡淡的忧郁，满脸的温柔。
我的心瞬间醉了。
死皮赖脸也要留在这里，少付点工资也没关系，谁让我的花痴又犯了呢!
老板和善的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也不知道自己答了些啥，反正笑得合不拢嘴。我知道自己的样子一定很白痴，可没办法，花痴是一种病。
最后听到老板问我啥时能上工，我脱口而出，“现在！”
这份工包吃包住，每月一两银子一天休息。虽然严重违反劳动法，但这年头经济不景气，找份工作不容易，还是份文职。当然对我来说最大的福利是天天能和帅哥共处。
中午我就把所有行李都搬来了，老板给了我一个单间，就在商铺后面，六平方左右，一床一桌一椅，床尾还有个小箱子，用来归置衣服。小了点，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住，我现在是吴先生，需要有个隐私空间。当男人不复杂，我都不用扮，反正来这儿后就没人当我是女的，最多认为我是个娘娘腔的男人。
傍晚时经过一下午辛苦的八卦，我已经搞清楚这儿的基本情况。我的新boss姓杜名峰，今年二十八，父亲过世母亲在堂。当然这些资料在面试时他说过一些，只是我当时忙着咽口水没留意。杜帅哥秀才出身，京考时名列前茅，但名次被某高官子弟替代，结果名落孙山。从此灰了从仕的心，守着这祖传的铺子过日子。曾有过一个老板娘，三年前去世了，有过两个孩子夭折了。
天妒蓝颜，惨绝人寰啊！我及其同情，当然更多的感觉是幸灾乐祸。美好的事物就应该是公共资源。想独占？没门。
这布店也传了四代了，前三代都做得红红火火，最兴旺时在杭州城里开了三家店铺，圈子里有点小名气。只是现任老板做了七年商人还保持文人本色，生意远远不如从前。烂船还有三寸钉，靠着以前的名头还能维持，可是风光不再，只剩一处店铺两个伙计。杜帅哥和杜老太太住在三十米外的一处宅子，家里还剩两个老家人，三餐都由他们做好送来。原来的账房嫌薪水低走人了。
一个月后我就是个很尽职的账房先生了。我的工作极简单，要是上厕所那会儿带个计算器会更好。幸好在我小学时还教过算盘，一加到一百不成问题。
现在的我基本也算个办公室白领，虽然我的领地只有一张桌子，虽然这张桌子一日还要充当三次餐桌。生意很清淡，所以我的工作很轻松，更多的时候我趴在桌上发花痴，瞧着端坐在柜台后面手捧《中庸》念念有词的帅哥老板猛流口水。伙计阿旺和阿甲开始还很诧异，以为我面瘫，后来发现是馋的，极为同情。
阿旺感慨万分的说：“吴先生，你来的太晚了。当年老掌柜在时我们天天三菜一汤，隔个十天半个月还有点鸡鸭鱼肉等荤腥；夫人在世时我们一菜一汤，偶尔会有一碗猪油葱花拌饭。哪像现在餐餐白菜汤，难得逢年过节有点油渣。那么多伙计只剩我和阿甲两个，要不是念着老掌柜的恩情我们早就走了。别说你馋，我们也馋。”
阿甲更是好奇，“吴先生，你瞧见什么好吃的馋成那样？说给我们听听。”
我白了他一眼，继续托着腮帮流口水。懒得搭理他二人，什么老掌柜的恩情，纯属狗屁！阿旺是个酒鬼，月银都用来买酒了，赊得全城已没有酒店肯给他酒了。整日醉醺醺的，十句里有八句是梦话。四十多岁的老光棍，要不是帅哥收留他，估计天天露宿街头。阿甲是个赌鬼，有天深夜我见他光着膀子露着大腿偷偷溜进店里，第二天穿着身与体型不相称的衣服，后来知道是帅哥给的。阿甲有过老婆，被他赌输给东街卖草鞋的张阿二。有时阿甲脚上会有双新草鞋，据说是他前妻偷偷塞给他的，不过穿不了十二个时辰，第二天一早准没了。
店里平时门可罗雀，难得来个顾客还是赊账的。于是月末揣着帐本讨债成了我的主要工作。要搁在现代一封律师函就GAME OVER了，可是古代就不行。我天天走街串巷笑脸相迎，经常被家养的看门狗，路边的流浪狗围攻。某个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我怀揣着一把菜刀偷偷砍了后街酒店门口挂酒旗的竹竿，那根杆子不错，粗细均匀、笔直圆润，我跑遍了方圆五里的酒店，那根是最好的。回家后我截了其中最完美的一段，向有业务往来的染布坊讨了些绿色的染料，一根碧绿的打狗棒正式完工。店里财务周转有点问题，进货靠的是赊，现金基本为零，这种办公用品就由我自己解决吧！
古人也会躲帐赖帐，我曾跟着一个老赖从他七大姑家直到八大姨家，终于他在跨进九姨太房门前悻悻然清完所有的欠账，一共二十八两四钱三分，从三年零七个月前累计至今。我曾想问他要逾期付款利息，结果帅哥说：“刘老板也不容易，我们要体谅他，本金收回已是难得，不要逼人太甚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本家之外有八处外宅，养九个老婆确实不容易。我家帅哥就是心地善良，宽容待人，实乃真君子。
对付极品老赖要用现代方法。我把酒旗剪了两个洞，稍加修剪缝纫做了件褂子，正面写上“欠债”，反面标明“还钱”，每天穿着它拿着帐本在老赖门口静站。这种客户撕破脸算了，以为我们这里是仓库？想拿就拿！经过多日的风吹日晒，我把六年前的旧帐都讨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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