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野疗养院

　　我认为自己问了一个十分不快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终结。我手足无措地看着他，舒尔茨却继续说了下去，“我和法伊特是在学校里认识的。我是在一个小型古典乐俱乐部里第一次注意到他，他太耀眼了，金色的短发，宝石一样的蓝眼睛，像活着的希腊神祗雕塑。他向我走来，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去附近的咖啡厅坐坐。我怎么能拒绝他？”

　　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特征，正是纳粹所希望的未来。我想道，但没有打断舒尔茨，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种异样的神采，仿佛点亮了他死灰般的监狱生活。对面的□□对我吹口哨，嘴里叨咕着什么“只有相公才能臭味相投”之类的话。我没理他们，反而凑得离舒尔茨更近了。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那时形势已经很严峻了，我们时常偷着约会，我没有对父亲坦白，却将他介绍给母亲。得到她的首肯，我们终于无所顾忌地在一起了。我们决定逃到英国去，我母亲的一位远房亲戚在那边，可以照顾我们。”

　　“你的母亲真开明。”我感叹道，“我的养母听说我是同性恋，将我赶了出来。”

　　“养母？”

　　“我是英国人，从小在伦敦长大，是被法国人收养的。”我耸耸肩，“那不重要，你继续说吧。”

　　“我一直在等待我们的入境许可。但两周前，盖世太保突然闯进我家。意识到事态不妙，离开前我深深地拥抱了我的母亲。”舒尔茨的声音渐渐哽咽起来，“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拥抱她了。”

　　我抓住他的手使劲攥了攥，“别这么说，你们还会见面的。一定会的。”

　　“他们将我扭送进车里，递给我一封信，不是我朝思暮想的许可证，而是一张逮捕令。上面清楚地写着我触犯了‘175条例’，是个同性恋罪犯。我不被允许提出异议，他们用冷峻的目光看着我。”舒尔茨深深吸了口气，像是把积压了许久的感情吐出去一样大口呼吸着，“我早该知道他们证据充分。在车里他们出示了我送给法伊特的相片，是我弹琴时母亲为我拍摄的。盖世太保不屑地打量着我，几乎将照片揉碎，说我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但我故作镇定心怀侥幸，摇头表示不知情。恼羞成怒的他们把背面翻过来，上面是我写的祝福语，随后一沓信件被甩在我的脸上，都是我写给法伊特的，通过字迹辨认就能定我的罪。我深知百口莫辩，就认了罪。他们把我投入监狱，一周前我被要求转到法国，以便远离法伊特。”

　　“法伊特的父亲……是个纳粹高官？”

　　“是的，他在奥地利当差。”舒尔茨苦笑道，“我父亲也是。”

　　我深感吃惊，“你的父亲也是高官为什么不救你出去？”

　　随后我闭了嘴，这其中一定有难言之隐，我却仿佛在伤口上撒盐。

　　舒尔茨似乎并未在意：“他试过与他们沟通，但遭到了拒绝。我真是天真，他们在我逃离奥地利前逮捕我，一定是法伊特的父亲通风报信。一旦我到达了英国，那些暧昧的信件也会被发现，法伊特他也会……呃，我该怎么称呼你？”

　　“叫我伯努瓦就行。”我说。

　　“伯努瓦，你不明白，纳粹对同性恋有多么恨之入骨，他们恨不得我们全死掉……虽然我父亲身居高职，但依旧无法改变我的现状。法伊特被保护得很好，而我必须忍受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他们会为此把我关在这里一辈子的。”

　　但经历后来发生的种种，我宁可一辈子关在这里。

　　舒尔茨在监狱里一天天消瘦下去，他时常发烧、咳嗽，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他，在监狱里慢慢消耗着他的生命。我不知道那个名叫法伊特的青年是否也这样思念着舒尔茨，在我看来，舒尔茨非常可怜，而那位所谓高官的儿子却毫无作为。

　　真相如何我已无从得知。不久之后，我不记得是多久，在监狱里的日子永远浑浑噩噩，看不见日出，也看不见日落，我们迎来了最后的结局——所有同性恋者将被送往距离斯特拉斯堡三十五公里的希尔梅克集中营。

　　这是我们最后的命运，进入集中营的人无一例外都会死亡，我从其他同伴口中知晓，许多同性恋者被当做最底层的劳动力，做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或者被送进实验室，往身体里注射不知名的激素，这些人第二天就会消失。

　　我开始感到害怕，这和我以前经历的完全不同。

　　天一亮，我们就被狱警推搡着离开了囚室。冬天的风阴冷干燥，我只穿了一件衬衣，毛衣给舒尔茨御寒了。狱警在后面催促我们快走，几个穿着党卫军军服的人站在囚车旁开始清点人数，所有人都低着头，阳光不刺眼，但谁也不愿意去看。舒尔茨站在我前面，双颊因为低烧而微微发红。

　　突然，穿军服的人叫住了舒尔茨并塞给他一张纸条。舒尔茨愣了愣，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快速将纸条塞进口袋里，上了囚车。

　　等我们全都挤上了拥挤的囚车，舒尔茨才小心翼翼地将手伸到口袋里，谨慎地取出纸条，快速看了一眼就又放回口袋里。他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整个人都站立不稳，仿佛下一秒就要倒下，他抓着我的胳膊，眼里的泪水在打转。

　　“我的父亲，被革职了。他们说他自杀了。”

　　我也吃了一惊，之前只是听说他父亲为了给他求情四处奔波，和交好的纳粹高官左右斡旋，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故。舒尔茨在拥挤的人群中蹲了下来，头埋在双臂之间，不停地颤抖。

　　“上帝啊……”他痛苦地捂着头，几乎将手里的纸揉成一团，“上面说他死前遭受了同行的辱骂，他们说他同我一样恶心，是个失败的父亲……不……他不是的！我无法面对母亲和所有人……是我……我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我也蹲下来，拍着他的后背，“听着，冷静下来，这不是你的错……会过去的，你会回到家里的。信是谁寄来的？”

　　“我的管家，他说我母亲在父亲自杀后生了大病，他必须要告诉我。”舒尔茨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

　　信是一个党卫队队员交给他的，如果不是有关系的话是送不进来的——也就是说，这个队员很可能是受他的情人法伊特的委托。但我不知道如何与舒尔茨解释，这样会使他更伤心吗？

　　“你要好好活着。”我对舒尔茨说，“你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你的母亲还在家里等着你，她需要你。”

　　他抱着我，头埋进我的胸口默默流泪。

　　这样的变故我完全体会不到，我没有亲人，我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得知我的性取向之后将我赶出了家门，没有人关心我，我整日整夜游荡在阿尔萨斯街头，有时喝得烂醉如泥，被路过的男人带回去过夜，也曾为了生计做过一段时间的男妓。

　　唯一令我牵挂的亲人卡尔在我离开巴黎之后也没有了音讯。在这样的环境下，卡尔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次数越来越多，是安慰我的启明星，仅有的光明。我还没见过长大的卡尔，不知道他还是不是像小时候一样，淌着鼻涕跟在我身后，喊着“艾拉，艾拉，等等我”。

　　艾拉。我真怀念这个称呼，那才是我的本名。我讨厌“伯努瓦”这个法国味十足的名字，但我从不和养父母说。我需要他们供养我，反抗他们，引起他们的不快实在是太愚蠢了。

　　到达目的地的那天，是个傍晚。我们依旧被粗暴地推下囚车，接着被带进了衣帽物品存放室。架子上制服、衬衣、靴子等堆放得满满当当。我看到那两位□□先被叫了出去，负责分发衣服的也是这里的囚犯，只不过他们的待遇比我们好很多，从他们散发着红光的脸就可以看出。

　　他拿了一双旧靴子给囚犯，但是又问了一句：“是□□？”

　　“是的。”

　　那人把靴子放回去，又从架子上挑了一双最好的递过去，“这个给你。”

　　我不明白，同为囚犯为什么我要在他后面拿衣物，并且分到了最差的一双鞋和最破的一件衬衣。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集中营里的规矩，我们这些在衣物上佩戴“粉红三角”的同性恋者，是最低等的囚犯，待遇当然比不上“红色三角”的□□们。

　　等级观念要深入人心才行，多年后我在一些论著里看到这样的观点。

　　集中营里管理囚犯的人都是从囚犯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有权力，并且经常滥用。这是后来的我渐渐领悟到的。

　　领完衣物，已经接近傍晚，我们被安排集体吃晚饭。非常简陋，根本填不饱肚子，干硬的面包块和凉水。我对面的一位来自波兰的少年有一碗菜汤，上面还冒着热气。他长得很漂亮，也很年轻，虽然我知道他在这里应该待了很久，但他形容并不像其他囚犯那样枯槁。

　　我想问问他怎样得到一碗菜汤或者碟子里怎样才能多拥有一块肉。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叫住他，集合的命令就到了。我不得不迅速离开饭桌，而那位波兰少年不紧不慢地擦擦嘴向厨房走去。路过那里时，我透过虚掩的门，看到一个厨师正在脱他的裤子，他没有反抗，像个顺从的孩子一样。

　　我的眼前一阵眩晕。

　　一碗菜汤，一块肉或者一些软一点的面包。

　　晚饭后，秘书处的人带来一份有囚犯编号的名单，由监工大声念给我们听。我听到身边很多人都倒吸了口冷气，念到编号的人全都站了出去，秘书处的人带着他们离开。

　　站在我旁边的人舒了一口气，“今天没有我。”

　　“那是什么名单？”我问他。

　　“死亡名单。”他说，“去了的人都没有回来的。秘书处每天都会公布。”

　　“他们被送往哪里？”

　　“实验室或者医疗所。”他说，“都一样的，回不来的。”

　　“我看到秘书处的人身上带着红色三角……”

　　“他们是从□□中选出来的，如果他们当差，送死的基本都是我们粉红三角。”

　　让囚犯决定囚犯的生死。□□居高临下地审判同性恋者。纳粹没有做直接的迫害，但他们有效地制定了一套规则，这套严格的等级制度足以让囚犯们自相残杀。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根本不能团结起来反抗，一团散沙一样互相猜忌着的受害者，毫无力量。

　　晚上我们来到住处。因为清理了不少囚犯，又空出了许多“床位”，高于地面的台子上放着被子，每人一套。我们钻进去，他们不熄灯，一位党卫队队员要求我们把手放在上面。舒尔茨为我翻译着，自己却把手塞到被子下面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位队员快速走过来，将舒尔茨拖出了被子，他脚下一软，几乎摔倒。党卫军让舒尔茨站好，从地上拎起一桶凉水，从他头顶猛地浇了下去。

　　此时是冬天，舒尔茨只穿了一件衬衣和一条单裤。

　　接着是第二桶水，但他一句话都没说，甚至是叫喊或呻吟也没有。

　　第三桶的时候，舒尔茨开始颤抖摇晃，然后倒了下去。

　　“不要把手放在被子下面，你们这些鸡|奸者！”党卫队队员将水桶踢到一边，漆黑锃亮的靴子踩在地上发出令人战栗的声响。

　　他离开了。

　　我爬出被子扶起昏倒在地的舒尔茨，他本来就在发烧，三桶凉水足以让他的病情恶化。那些人不会让我们更换衣服，我只好先把他的身体擦干，然后脱下自己的干燥衣物给他换上。舒尔茨迷迷糊糊地对我说“谢谢”，牙齿还在打颤。

　　“老天，你自己听得懂德语，为什么还要把手放在下面！”我将他的被子盖好，诧异道。

　　他微微一笑，让我把手悄悄伸到他被子下面。

　　是他的乐谱。

该作者现在暂无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