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叛逃协议

　　窗外，日内瓦渐渐入睡。而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克劳斯的酒店套房里，灯光依然明亮。几个人围坐在会议桌旁，屏幕上显示着公约草案的要点，旁边是对应的“替代方案”条款。
　　“他们的弱点在于过分强调风险，忽视了收益。”克劳斯说，“我们要把讨论拉回平衡点——风险和收益的平衡，监管和创新的平衡。”
　　一位顾问建议：“可以从患者角度切入。那些患有严重社交障碍的人，那些无法与他人建立连接的人，他们需要这些技术。如果我们能找来几位这样的患者或家属，讲述他们的困境和希望……”
　　“好主意。”克劳斯点头，“联系欧洲的神经疾病患者协会，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合作。记住，叙事很重要——他们的故事是‘希望’，零域的故事是‘恐惧’。我们要让公众看到希望的一面。”
　　会议持续到深夜。而在南城，在陈静仪的银杏餐馆里，工人们已经下班，她独自一人打扫着刚刚粉刷过的墙壁。手机里播放着今天发布会的新闻片段，虽然听不懂，但她看着屏幕里两个孩子从容应答的样子，脸上露出微笑。
　　在更远的地方，在监狱的单人牢房里，J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昨天的《南城日报》，头版是关于零域案件进展的报道。他的表情平静，但眼神深处有一种未熄灭的光。
　　历史确实由无数选择构成。而此刻，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们正在做出选择。有的选择公开，有的选择隐秘；有的选择光明，有的选择阴影。
　　但这些选择终将汇聚，碰撞，产生回音。
　　而在日内瓦的夜色中，两个年轻人的心跳正以各自真实的节奏跳动着，不再完美规律，但充满生命力。
　　第二天即将到来，带来新的挑战，新的选择，新的回音。
　　*
　　早晨八点，日内瓦的天空是冰冷的铅灰色，像一块巨大的金属板压在城市上空。温叙礼站在酒店窗前，看着雨滴斜打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短暂的水痕。湖对岸的万国宫在雨幕中显得朦胧而遥远。
　　昨晚的平静被清晨的邮件打破。施耐德教授发来了紧急通知：今天合并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框架联合会议将有一批“特别观察员”出席——来自欧洲神经疾病患者协会的代表，以及几位医学伦理学家。邮件末尾附有一份简短的背景说明：“克劳斯方面安排的患者代表将在会议上发言，强调神经科技对治疗严重疾病的潜力。我们需要准备回应。”
　　敲门声响起。林景澜走进来，手里拿着平板电脑，表情严肃。
　　“看到邮件了？”温叙礼问。
　　“看到了。”林景澜把平板放在桌上，屏幕上是患者协会的资料页面，“欧洲神经疾病患者协会，成立于2005年，代表超过五万名患者及家属。主席是索菲亚·莫里森，她的儿子患有严重自闭症谱系障碍，几乎无法与人进行眼神接触。”
　　他调出另一份资料：“克劳斯昨晚和他们举行了视频会议。今天，索菲亚将亲自到场，讲述她儿子的故事，并呼吁‘在严格监管和患者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温叙礼沉默地看着那些资料。照片上，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搂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男孩的眼神飘向镜头外，表情空洞。配文写道：“马克斯，14岁，重度自闭症，已尝试十七种治疗方法，均无效。”
　　“这是个难题。”温叙礼说，“如果简单地强调风险，会被批评为‘漠视患者痛苦’。但如果让步太多，监管框架就会失去意义。”
　　林景澜点点头：“我昨晚想了很久。我们需要一个既能保护人们不被滥用，又不阻碍真正医疗应用的方案。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九点整，他们抵达万国宫。今天的会议室更大，能容纳五十人，椭圆形长桌，中央是投影设备。他们到得比较早，会议室里只有几位工作人员在做最后准备。
　　温叙礼注意到，今天的座位安排有了微妙变化：主席台正对面预留了一整排座位，桌牌上写着“患者代表及家属”。而在他们这一侧，谢婉研的座位被调整到了更中心的位置——显然，今天她将是主要发言人。
　　九点十五分，与会者陆续到达。除了熟悉的专家面孔，温叙礼看到了几位新面孔：坐轮椅的老人，搀扶着伴侣的中年夫妇，还有几位神情疲惫但眼神坚定的普通人。索菲亚·莫里森也在其中，她穿着一身深蓝色套装，金发整齐地束在脑后，正在和一位委员会工作人员低声交谈。
　　克劳斯是最后一批到达的。他今天看起来格外自信，与几位患者代表握手寒暄，态度亲切而庄重。经过温叙礼他们身边时，他微微点头示意，笑容无可挑剔。
　　九点半，会议开始。施耐德教授今天没有过多寒暄，直接进入主题：“各位，今天我们合并讨论技术标准与法律框架，因为这两者密不可分。同时，我们很荣幸邀请了患者代表作为特别观察员参与讨论。他们的视角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
　　他看向索菲亚：“莫里森女士，您是否愿意先发言？”
　　索菲亚站起来。她没有走向发言席，而是就站在自己的座位旁，手里没有稿子。
　　“感谢施耐德教授，感谢委员会给我这个机会。”她的英语带着法国口音，柔和但清晰，“我是索菲亚·莫里森，但我今天不是作为患者协会主席发言，而是作为一个母亲——马克斯的母亲。”
　　她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我的儿子马克斯今年十四岁。从三岁确诊自闭症以来，我和丈夫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法：行为疗法、语言疗法、音乐疗法、动物辅助疗法……甚至一些还在实验阶段的方法。但马克斯依然生活在他的世界里，一个我们无法进入的世界。”
　　会议室里异常安静。温叙礼看到，几位专家低下了头，不忍直视索菲亚眼中的痛苦。
　　“马克斯不会眼神接触，不会语言交流，甚至不会表达基本的疼痛或饥饿。他大部分时间在重复刻板动作，或者静静地盯着某个角落，一盯就是几个小时。”索菲亚的声音开始颤抖，但她控制住了，“作为母亲，最痛苦的不是劳累，不是经济压力，而是无法连接——你深爱的孩子就在那里，但你永远无法真正触达他。”
　　她深吸一口气：“所以当我听说神经同步技术时，我看到了希望。如果这种技术能帮助马克斯建立最基本的人际连接，哪怕只是一瞬间的眼神接触，一声‘妈妈’，我愿意冒任何风险。因为对我和马克斯来说，现状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了。”
　　索菲亚坐下，用手帕轻轻擦拭眼角。克劳斯适时地递过一瓶水。
　　沉默持续了十几秒，然后施耐德教授轻声说：“谢谢您的分享，莫里森女士。我们深切理解患者和家属的困境，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找到一种方式，既能让有需要的患者获得帮助，又能防止技术被滥用。”
　　谢婉研举手请求发言。获得同意后，她站起来，先向索菲亚的方向微微鞠躬。
　　“莫里森女士，首先请允许我表达对您和所有患者家庭的敬意。你们的勇气和坚持，是我们这些研究者必须牢记的责任。”她的声音温和而坚定，“我也是一名科学家的女儿，我父亲的研究初衷，正是帮助像马克斯这样的患者。二十年前，他和温婉女士提出自然共鸣理论时，想象的第一个应用场景就是帮助有沟通障碍的人建立连接。”
　　她调出投影，屏幕上出现了谢明哲和温婉早期的研究草图：“但关键区别在于，他们设想的是基于自愿和尊重的自然共鸣，而不是强制同步。前者是帮助患者打开一扇门，让他们自己走出来；后者是强行把患者从他们的世界里拖出来，不管他们是否愿意。”
　　“我理解您愿意冒任何风险的心情。”谢婉研继续说，“但作为研究者和伦理学家，我们的责任是评估风险，并确保风险不会完全由最脆弱的人群承担。在零域，我们看到的是强制同步如何被用于控制健康人的思想。如果这种技术被广泛应用，而没有严格监管，那么首先受害的很可能就是患者群体——因为他们最脆弱，最需要帮助，也最难表达反对意见。”
　　一位患者代表举手发言：“但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患者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现状是确定的痛苦，而技术至少提供了改善的可能性。”
　　问题抛回到了原点：如何在未知风险和确定痛苦之间选择？
　　温叙礼感到林景澜在桌子下轻轻碰了碰他的手。他转头，看到林景澜用眼神示意他想发言。
　　施耐德教授也注意到了：“林景澜先生？”
　　林景澜站起来，动作有些犹豫，但眼神坚定：“我想从一个曾经‘患者’的角度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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