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叛逃协议

　　媒体中心位于万国宫附属建筑的一楼，比昨天的会议室更大更现代化。当温叙礼他们走进后台时，能听到前厅传来的嘈杂人声——记者们互相交谈，调试设备，等待着发布会的开始。
　　十点整，工作人员引导他们上台。长条桌，五个座位：施耐德教授居中，谢婉研在右，温叙礼和林景澜在左。面前是密密麻麻的麦克风，后方是媒体的长枪短炮。
　　闪光灯亮起时，温叙礼下意识地眯了下眼睛。林景澜放在桌下的手微微握紧，但表情保持平静。
　　施耐德教授做了简短开场，介绍了发布会的背景和目的，然后直接进入问答环节。
　　第一个提问的是CNN的记者，一位干练的中年女性：“谢婉研博士，您父亲谢明哲教授目前情况如何？他是否知道今天这场影响深远的会议？”
　　问题很聪明，从个人故事切入，既有人情味，又能引出更深的背景。
　　谢婉研调整了一下麦克风：“感谢关心。我父亲目前在南城，身体正在恢复中。他知道这次会议，实际上，他提供了很多早期研究的原始资料，帮助我们构建自然共鸣的理论基础。昨晚我和他通了电话，他说——”她停顿了一下，声音有些波动，“他说，这是他二十年来最开心的一天，因为真相终于被听见了。”
　　现场有轻微的骚动，相机快门声密集响起。
　　第二个问题来自BBC，指向温叙礼：“温先生，您曾经是监听者，现在成为伦理倡导者。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让您决定反抗您所属的组织？”
　　温叙礼思考了几秒：“转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的。当我发现监听日志里的密码，当我意识到那些完美心跳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求救，科学的客观数据就变成了无法忽视的伦理问题。至于反抗……”他看向林景澜，“当你发现你监听的对象，其实和你一样被困在系统里，一样在寻找出路时，合作就成为了唯一的选项。”
　　“《叛逃协议》。”记者接话，“那是你们使用的条款。能解释一下那是什么吗？”
　　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详细讨论叛逃协议。温叙礼简要解释了条款内容——允许监听者与被监听者在确认彼此为唯一可信对象后联手脱离组织。
　　“百年无人成功，直到你们。”记者总结，“那么关键是什么？是什么让你们的叛逃成功了？”
　　这次是林景澜回答：“关键是我们选择信任的不是协议本身，而是彼此。协议只是提供了一个框架，真正的动力是——”他寻找着词汇，“是确认了对方也是真实的人，也有真实的感受，也在寻找真实的生活。”
　　问答继续。问题确实如施耐德教授预料的，涵盖了各个方面。有的记者聚焦技术细节，询问神经同步的具体机制和风险；有的关注政策层面，询问公约的执行力和国际协调；还有的关注个人故事，询问他们在零域的具体经历和后续治疗过程。
　　他们都一一作答，配合默契。温叙礼负责技术性问题，谢婉研负责政策部分，林景澜负责个人体验。遇到交叉领域的问题，他们会自然地互相补充。
　　发布会进行到半小时时，一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举手——正是早上刊登克劳斯采访的那家媒体。
　　“马丁·克劳斯先生今早表示，过度监管可能让欧洲在神经科技竞赛中落后。你们如何回应这种担忧？如何在保护个体权利和促进科学创新之间找到平衡？”
　　问题抛出，现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今天发布会的关键交锋点。
　　谢婉研准备回答，但林景澜轻轻碰了碰她的手，示意自己想说。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林景澜看向施耐德教授，教授点头。
　　“关于‘竞赛’这个词，”林景澜开口，声音平静，“我在零域的训练中听过很多次。J常说，我们是在和世界赛跑，必须抢先掌握核心技术，为此可以‘暂时搁置’某些伦理考量。”
　　他直视那位记者：“但我想问，科学应该是竞赛吗？如果是，终点是什么？是第一个发表论文？是第一个推出产品？还是第一个控制更多人的思想？”
　　问题尖锐，记者愣了一下。
　　“如果科学变成竞赛，那么伦理就会成为需要被绕过的障碍，而不是需要遵循的原则。”林景澜继续说，“克劳斯先生担心欧洲会落后，我担心的是另一种落后——在保护人的尊严方面落后，在确保技术服务于人而非控制人方面落后。”
　　他停顿，整理思绪：“至于平衡，我认为不存在完美的平衡。任何决定都会有代价。但当我们必须在‘创新速度’和‘人的尊严’之间选择时，我选择尊严。因为技术可以追赶，可以改进，但被伤害的人的尊严，一旦失去，很难挽回。”
　　回答结束。几秒钟的寂静后，掌声从记者席的几个角落响起，然后蔓延开来。不是昨天学术会议那种克制的掌声，而是更热烈、更直接的认同。
　　温叙礼看到，那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也在记录，表情若有所思。
　　后续的问题相对温和了。似乎林景澜的那段回应改变了讨论的基调——从“要不要监管”转向了“如何更好地监管”。
　　发布会原定一小时，最终延长到七十五分钟。结束时，几位记者还想继续提问，但施耐德教授适时宣布结束。
　　退到后台时，温叙礼感到一种奇异的轻松——最公开、最大规模的考验通过了。
　　“表现很好。”施耐德教授难得地露出笑容，“特别是最后那段关于‘竞赛’的回应，会成为今天很多报道的标题。”
　　谢婉研拍拍林景澜的肩膀：“你成长得比我想象的还快。”
　　林景澜只是笑了笑，但温叙礼看到他眼中的释然。
　　午餐时间，他们在媒体中心的餐厅简单用餐。透过玻璃墙，能看到前厅的记者们也在用餐，三三两两地讨论着早上的发布会。
　　“下午有什么安排？”温叙礼问。
　　“公约起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谢婉研查看日程，“分三个工作组：技术标准组、法律框架组、实施机制组。我们主要参加技术标准组的讨论，那里最需要我们的亲身经验。”
　　正说着，一位年轻女性走了过来，大约三十岁，亚裔面孔，穿着得体的职业装。
　　“打扰了，我是美联社的记者，陈雅琳。”她出示记者证，“刚才的发布会非常精彩。我有个不情之请——能否做个独家专访？不涉及敏感信息，主要是想深入了解你们的个人故事和背后的伦理思考。”
　　她语速很快，但态度诚恳：“我知道你们很忙，只需要一小时，时间地点你们定。美联社的报道会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有助于公约理念的普及。”
　　温叙礼看向谢婉研。她思考了几秒，问：“您的主要报道方向是？”
　　“科技与社会，特别是技术伦理方面。”陈雅琳说，“我关注神经科技领域五年了，报道过脑机接口的突破，也报道过相关伦理争议。我认为你们的故事正是这个领域需要的深度案例。”
　　谢婉研看了看温叙礼和林景澜，用眼神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可以。”林景澜先说。
　　“我也可以。”温叙礼点头。
　　“那么今晚七点，在酒店的小会议室，如何？”谢婉研提议，“但我们需要施耐德教授的批准，以及专案组的确认。”
　　“当然，我理解。”陈雅琳递上名片，“我会通过正式渠道申请。无论结果如何，感谢你们的考虑。”
　　她离开后，施耐德教授走了过来，显然看到了刚才的对话。
　　“陈记者信誉很好，她的报道专业且平衡。”他说，“如果专案组同意，我认为可以做。但需要提醒你们——专访会更深入个人层面，问题可能触及一些敏感区域，比如你们家庭关系的细节，治疗过程中的困难等。”
　　“我们准备好了。”温叙礼说。确实，经历了这么多，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刻意隐藏的了。
　　午餐后，他们前往技术标准组的会议室。这个小组由十五位专家组成，主要是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工程师，任务是制定意识科学研究的具体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
　　会议主持人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名叫汉斯·米勒，以严谨著称。
　　“欢迎。”米勒教授开门见山，“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从技术层面定义什么是‘可接受’的意识科学研究，什么是‘不可接受’的。这需要非常具体的标准，不能停留在原则层面。”
　　他打开投影：“比如，关于知情同意。在传统医学研究中，知情同意意味着参与者理解研究目的、风险和收益。但在意识科学研究中，问题更复杂——当技术可能影响参与者的思维过程时，他们真的能‘理解’风险吗？如何确保同意是真正自主的，而不是被技术本身影响的？”
　　一位英国专家补充：“还有数据隐私问题。神经数据比基因数据更敏感，因为它直接反映思维和情感。如何保护这些数据不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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