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叛逃协议

　　通过安检，进入主楼。大理石地面，高耸的穹顶，墙壁上挂着各国赠予的艺术品。工作人员引导他们走向第十七会议室，沿途遇到的其他与会者投来各种目光：好奇的，审视的，友好的，怀疑的。
　　会议室比想象中小一些，呈扇形布置，大约能容纳两百人。前方是主席台和发言席，后方是媒体专区和观察员席位。此刻已经坐满了七成，人们低声交谈，气氛凝重而专注。
　　他们的座位在前排右侧。坐下时，温叙礼注意到对面坐着几位穿着考究的中年人，正低声讨论着什么，面前的桌牌显示他们来自那几家签署声明的公司。
　　“右边第三位，灰色西装那位，就是莱克斯制药的CEO马丁·克劳斯。”谢婉研低声说，“他今天肯定会发言。”
　　温叙礼看过去。克劳斯大约五十岁，金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正微笑着和旁边的人交谈，神态轻松自信，仿佛今天是他的主场。
　　九点整，施耐德教授走上主席台，敲响木槌。
　　“女士们，先生们，国际科学伦理委员会特别会议现在开始。”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会场，“今天，我们将听取关于意识科学研究伦理框架的重要陈述，并开始讨论《意识科学研究伦理公约》的草案制定工作。”
　　他介绍了会议议程，然后直接进入正题：“首先，我们有请三位特别的陈述者：温叙礼先生、林景澜先生，以及谢婉研博士。他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亲身经历了意识科学技术的应用与滥用，他们的证词将为我们提供至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掌声响起。温叙礼深吸一口气，和林景澜对视一眼，两人同时起身，走向发言席。
　　发言席比座位区略高，正对全场。灯光聚焦，温叙礼能清楚地看到台下每一张面孔。他调整了一下麦克风，开口时，声音比自己想象的更平稳。
　　“各位好，我是温叙礼。三个月前，我以理科状元身份提前录入南大，同时，我也是零域组织的一名监听者，代号‘听澜’。”
　　他停顿了一下，让这个开场白被消化。会场里一片寂静。
　　“我的任务是监听一个人——我的继弟林景澜，代号‘槐安’。三年来，我记录了他的每一次心跳：晨起72，上课68，运动后132，误差不超过±2。这份完美本身就成为疑点，因为人类的心跳不可能如此规律。”
　　温叙礼操作电脑，投影屏上出现了一张图表——他三年前的监听日志节选。那些完美的数字排列成冰冷的行列。
　　“但我逐渐发现，这些完美数据里藏着密码。当我深夜路过他房门时，心率会从72变为73；当我参加家长会时，监听器里会响起稳定的71次心跳。这些微小的偏差，是他在完美伪装中故意留下的信号。”
　　他看向林景澜，“现在，我想请林景澜告诉大家，那些信号是什么意思。”
　　林景澜走上前，站在温叙礼身边。聚光灯下，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坚定。
　　“那些信号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在监听’，‘我看见你了’，以及……”他停顿了一下，“‘救救我’。”
　　会场里响起一阵低语。
　　“是的，我使用了药物来伪造心跳规律。”林景澜继续说，“那是S——也就是谢婉研博士——给我的任务的一部分：扮演完美的被监听者，获取听澜的信任。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背叛了双重任务：既背叛了S，也背叛了自己作为间谍的原则。因为我发现，在虚假心跳的掩护下，真实的情感正在生长。”
　　他讲述了雨夜坦白的过程，讲述了自己如何从手腕拔出注射器，脚下散落着三年来的药剂空瓶。讲述了自己如何说出真相：“S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让你爱上‘虚假的我’。但那个完美弟弟，那些规律心跳……全是假的。”
　　投影屏上出现了新的图像：林景澜在实验室治疗期间的心电图记录。那些曲线不再完美规律，而是有着自然的波动和变化。
　　“这是真实的心跳。”林景澜说，“有紧张，有放松，有喜悦，有悲伤。而这些变化，才证明我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可以被编程的机器。”
　　温叙礼接回话语权：“林景澜倒下后，我将他送往实验室。监测屏上，两条心跳曲线第一次以真实面貌显现——完全重叠的182次/分钟。那一刻我明白，我们之间形成的不是被操控的同步，而是自然的共鸣。”
　　他开始讲解神经同步的科学原理，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解释强制同步与自然共鸣的区别。他展示了谢婉研父亲和温婉早期研究的资料，说明自然共鸣理论其实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只是被零域和J扭曲利用了。
　　“强制同步是基于外部刺激的强迫对齐，”温叙礼说，“它压制个体差异，追求统一性。而自然共鸣是基于相互理解和情感连接的有机协调，它尊重差异，在差异中寻找和谐。”
　　他展示了最后一张图表：叛逃之夜，两人戴着同一副监听耳机穿越南城时记录的心跳数据。紧张时的180次，保护他人时的65次，安静时的60次——两条曲线不再完美重叠，而是在动态中相互呼应，像二重奏。
　　“这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温叙礼说，“没有药物，没有电击，没有威胁。只有两个人，在危机中信任彼此，然后心跳自然找到了共同的节奏。”
　　他的部分结束了。四十分钟的陈述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
　　林景澜再次上前：“我想分享最后一点：强制同步对我的影响。在零域的训练中，我学会了控制每一块肌肉，每一个表情，每一次心跳。我成为了完美的演员，但代价是失去了感受真实的能力。”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坚持继续说：“药物戒断的过程很痛苦，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我需要重新学习什么是‘自然’的反应，什么是‘真实’的感受。有时候，我仍然会下意识地控制呼吸和心跳，需要温叙礼提醒我：‘放松，你不需要完美。’”
　　会场里异常安静。温叙礼看到，几位年长的科学家摘下眼镜，擦拭眼角。
　　“科学应该解放人类，而不是束缚人类。”林景澜总结，“意识科学研究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帮助治疗精神疾病，增强沟通能力，深化人际关系。但这种研究必须建立在伦理基础上，必须保护个体的自主权和尊严。否则，它就会变成零域那样，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可以编程的机器。”
　　他退回一步，示意谢婉研上前。
　　谢婉研站到发言席中央，她打开自己的资料：“基于他们的经历，以及我父亲和温婉女士的早期研究，我起草了一份《意识科学研究伦理公约》草案。核心原则包括：第一，研究必须基于知情同意；第二，禁止任何形式的强制神经同步；第三，研究成果的商业应用必须受到独立监管；第四，建立国际监督机制，防止类似零域的组织再次出现。”
　　她详细解释了每一条原则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机制。与那份企业声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草案强调外部监督和强制执行，而非行业自律。
　　“科学自由很重要，”谢婉研说，“但当自由威胁到人的基本尊严时，就需要界限。这些界限不是枷锁，而是护栏——防止科学坠入伦理的深渊。”
　　陈述结束。温叙礼看了一眼时间：三十八分钟，几乎完美。
　　掌声响起，起初零星，然后蔓延成全场。持续时间超过一分钟。
　　施耐德教授重新上台：“感谢三位深刻的陈述。现在开始问答环节。请提问者先自我介绍，问题尽量简洁。”
　　第一个举手的是声响起，起初零星，然后蔓延成全场。持续时间超过一分钟。
　　施耐德教授重新上台：“感谢三位深刻的陈述。现在开始问答环节。请提问者先自我介绍，问题尽量简洁。”
　　第一个举手的是《自然》杂志的记者：“温叙礼先生，您提到自然共鸣和强制同步的区别。但从神经机制上看，两者是否涉及相同的大脑区域和神经通路？如果是，我们如何在技术上区分‘好’的共鸣和‘坏’的同步？”
　　一个专业而尖锐的问题。温叙礼思考了几秒：“从机制上看，确实涉及重叠的脑区，如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和镜像神经元系统。但关键区别在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强制同步是外部刺激强行对齐神经活动，压制了自下而上的个体差异信号。而自然共鸣是双方通过共情和理解，自然调整到协调状态，这个过程保留了个体差异，是一种动态平衡。”
　　他顿了顿，补充道：“技术上，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神经活动的变异性来区分。强制同步会导致神经信号变异性显著降低，而自然共鸣会保持甚至增强变异性——因为协调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寻找和谐。”
　　记者点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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