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叛逃协议

　　清晨六点，日内瓦的天色还是铅灰的。
　　温叙礼在酒店床上醒来，比预定的闹钟早了十五分钟。他的身体还停留在北京时间，但意识已经强迫自己适应欧洲的早晨。窗外，日内瓦湖平静如镜，远处的勃朗峰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他坐起身，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胸针——母亲的遗物。冰凉的金属表面已经被他的体温焐热，银杏叶的纹路在指尖清晰可辨。三年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戴上这样的饰品；三年后，这枚胸针已成为他的一部分，如同那段重新拼凑起来的过去。
　　隔壁房间传来轻微的水声。林景澜也醒了。
　　温叙礼起身洗漱，换上谢婉研提前准备好的服装——深灰色西装，白色衬衫，没有领带。她说：“你们不需要用正式来证明严肃，你们的经历本身就是最严肃的证明。”
　　敲门声响起。温叙礼打开门，林景澜站在门外，穿着相似的西装，但选择了浅蓝色的衬衫。他的头发还有些湿，显然刚洗过澡。
　　“睡不着？”温叙礼问。
　　“睡了三小时，够了。”林景澜走进房间，“比在零域的时候睡得多。”
　　这句话里有些苦笑的意味。在零域，监听者和被监听者都需要随时保持警觉，睡眠是奢侈品。而现在，他们可以在酒店房间里安心入睡，门外有安保，身边有信任的人。
　　但新的压力已经取代了旧的压力。
　　“早餐七点送到房间。”温叙礼看了眼手表，“施耐德教授七点半来接我们去万国宫。会议九点开始，但需要提前到场准备。”
　　林景澜点点头，走到窗边。湖对岸，万国宫的建筑群已经开始亮灯，为今天的重要会议做准备。那座建筑见证过无数历史性时刻，而今天，他们将加入那个名单。
　　“我在想J现在在做什么。”林景澜突然说。
　　温叙礼愣了一下。J——零域的实际控制者，谢婉研曾经的合作伙伴，也是将他们拖入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三个月前的听证会后，J被正式逮捕，目前关押在南城某处的特殊监狱，等待正式审判。
　　“在监狱里计算刑期吧。”温叙礼说，“或者还在试图联系他的残余势力。”
　　“我有种感觉，”林景澜转过身，“他不会这么轻易认输。他的网络太深了，零域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南城。”
　　温叙礼知道林景澜是对的。过去三个月，谢婉研和专案组确实清除了零域的大部分据点，逮捕了数十名核心成员，但总有一些线索指向更深的阴影——海外账户，跨国联系，尚未查明的“合作伙伴”。
　　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科学伦理委员会的会议如此重要。如果能够促成《意识科学研究伦理公约》的制定，就等于在全球层面建立防线，让类似零域的组织难以在其他国家复制。
　　敲门声再次响起，这次是谢婉研。她已经穿戴整齐，手里拿着平板电脑。
　　“早。”她走进来，神色严肃，“两件事。第一，昨晚收到了新的情报。”她把平板递给温叙礼，“看看这个。”
　　屏幕上是一份扫描文件，德文，但配有英文翻译。标题是《关于意识科学研究商业化应用的联合声明》，签署方包括三家跨国制药公司和一家神经科技企业，日期是三天前。
　　“他们在抢跑。”谢婉研解释，“这些公司知道公约即将制定，试图提前建立‘行业自律框架’，实质上是为了规避更严格的国际监管。声明里用了很多模糊的术语，‘伦理指导原则’、‘渐进式监管’、‘创新友好环境’——都是在为商业利益铺路。”
　　温叙礼快速浏览文件。声明中多次提到“个体自主选择权”和“科学研究自由”，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表述都偏向于弱化外部监管，强调企业自我监督。
　　“他们会在今天的会议上提出这个声明吗？”林景澜问。
　　“几乎肯定。”谢婉研说，“其中一家公司的CEO是委员会的观察员，有发言权。所以第二件事：我们需要调整策略。原计划是先陈述我们的经历，再提出公约草案。但现在，我们可能需要更直接地回应这些商业企图。”
　　她打开另一个文件，“我整理了几个关键点。第一，强调零域案例不是孤例，而是商业化滥用风险的预演。第二，指出自我监管的局限性——如果企业能自我监管，零域根本不会出现。第三，提出具体的监管机制建议，不只是原则性条款。”
　　温叙礼仔细阅读着。谢婉研的准备很充分，每一点都有数据支撑，有案例佐证。但他注意到一个问题。
　　“这些内容需要更多时间陈述。”他说，“原定的二十分钟发言时间不够。”
　　“我知道。”谢婉研深吸一口气，“所以我请求施耐德教授调整了议程。你们的陈述时间延长到四十分钟，之后是四十分钟的问答环节。但这也意味着压力更大——更长的陈述需要更强的说服力，更长的问答可能遇到更尖锐的质疑。”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窗外，天色渐渐亮起，湖面泛起金色的波光。
　　“我们可以做到。”林景澜先开口，声音平稳，“四十分钟，足够把故事讲完整。从监听开始，到发现密码，到雨夜坦白，到实验室治疗，再到听证会和现在。如果连这个故事都无法打动他们，那么再多的数据也没用。”
　　温叙礼看向他。林景澜的眼睛在晨光中清澈坚定，没有三个月前的那种刻意控制，也没有最初相识时的完美伪装。这是一种经历过真相洗礼后的坦然。
　　“他说的对。”温叙礼对谢婉研说，“我们的优势不在于理论深度，而在于亲身经历。用故事带出理论，用情感支撑逻辑。”
　　谢婉研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笑了。“你们真的长大了。好，就这么办。把你们的个人故事作为主线，把我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作为补充。我们分工合作：温叙礼负责开头和科学原理部分，林景澜负责个人体验和伦理反思部分，我负责总结和政策建议部分。”
　　她看了看时间，“还有一小时。再练习一遍，重点是自然过渡，不要像背稿子。”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他们在房间里进行了最后一次模拟练习。温叙礼发现自己越来越放松——不是不紧张，而是紧张转化为专注的能量。林景澜也是，他不再刻意控制语速和停顿，而是让讲述随着记忆自然流淌。
　　七点，早餐送到。简单的欧式早餐：咖啡、面包、水果、酸奶。他们边吃边讨论最后的细节。
　　七点二十五分，施耐德教授准时到来。他今天穿着正式的深蓝色西装，胸前别着委员会的金质徽章。
　　“早安，各位。”他的表情比昨天更严肃，“有些情况需要告知你们。首先，媒体关注度超出预期。”他递过一份打印的名单，“今天到场的有全球主要科学媒体，还有几家主流电视台的新闻团队。会议厅设置了媒体专区，有现场直播。”
　　温叙礼扫了一眼名单：《自然》、《科学》、《柳叶刀》、BBC、CNN、《纽约时报》……这些名字他只在学术期刊和新闻里见过。
　　“第二，”施耐德教授继续说，“一些反对声音也开始组织。今早我收到三封抗议信，来自不同的‘科研自由倡导组织’，指责公约是‘对科学探索的扼杀’。虽然这些组织背后很可能有商业利益，但他们的言论会影响公众舆论。”
　　他顿了顿，看着三个年轻人，“所以今天，你们不仅是在向委员会陈述，也是在向全世界陈述。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分析，传播。这既是压力，也是机会——如果今天能成功，公约的推进将顺利得多。”
　　谢婉研点点头，“我们准备好了。”
　　“好。”施耐德教授露出一个鼓励的微笑，“那么，出发吧。”
　　车队已经在酒店门口等候。三辆车，前后是安保车辆，中间是他们和施耐德教授。驶向万国宫的途中，温叙礼看着窗外的城市渐渐苏醒。晨跑的人群，骑车上班的人，咖啡馆门口排队的顾客——一个普通的日内瓦早晨，除了他们要去的地方不普通。
　　万国宫到了。这座始建于1929年的建筑群庄严肃穆，主楼前的广场上矗立着那把著名的断椅雕塑——纪念地雷受害者的巨型木椅，一条椅腿断裂，象征着残缺与抗争。
　　温叙礼看着那把椅子，突然觉得它很像他们此刻的处境：不完美，有残缺，但依然站立，依然要坚持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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