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北越美

　　一二十年前，别家单位的工作人员，拿一两千元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媒体记者能拿到三四千一个月，优越感确实强。

　　可如今呢，一二十年过去了，眼看人家的行当，工资蹭蹭蹭往上涨，拿上万一个月轻轻松松。而媒体记者呢，人家形容是“吃得比猪少，干得比牛多，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而收入呢，照旧在每个月五六千、七八千之间徘徊。能拿到上万一个月的记者，可能那个月的稿子，已经写到要“吐血”了。以前的优越感，差不多消失殆尽了。

　　如今还留在这个行当里，能够继续坚持的，要么是真的热爱这个职业，要么是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也不想折腾了，要么真的是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只能写写稿子，其它的怕干不好，只好在这个行当里继续观望。

　　晓旭属于哪一类呢？晓旭目前，还不想把自己归于哪一类。

　　前段时间她看到一篇文章蛮有感触。

　　文章里提到，现在有些人唱衰广电。那么唱衰广电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90%是来自所谓的新媒体“新人”，还有一部分是离开广电到新媒体的“叛人”。还有一种人呢，来自于广电内部无作为、无能力、无方法的一部分“衰人”，另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学者专家“术人”。

　　对此，晓旭也赞同作者的一些观点，也想用先哲的话勉励自己：“识不足则多虑、威不足则多怒、信不足则多言”。

　　老话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人缘好，福缘自然来。

　　工作上虽然忙忙碌碌，但是晓旭目前为止还是乐在其中。上班的时候，只要一天不出去采访，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劳碌命”吧。

　　但是生活中呢，晓旭又是一个能安静下来的人。她在一段日记中写道：“如果让我选，我选择从前慢的生活。譬如南宋，很精致的一个时代。也许，那时候的爱情，可以精挑细选。不像现在一些小年轻，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不缺衣也不少食，可是唯独爱不起来。是一种现代病么？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了一种信任。从前，你的话我都信。而现在，你的话有几分真？所以我一直跟旁边一些，比较优秀的却一直没有合适男友的女生说，如果你不信任一个人，那么你终究无法获得爱情。当然，前提是，他值得你信任。可是，女孩说，要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男人，这个年代有点难。对此，我竟无言以对……”

　　最近新闻部，新来了一个副主任朱克，朱克是从一家主打房产节目的频道调过来的。

　　据小道消息说，此人事业心倒是蛮强，但是为人心胸狭小。反正你不可得罪他，万一得罪他，哪天给你穿小鞋也说不准。朱克来到新闻部的第一天，在部门例会上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姓朱，朱总司令的朱。克，就是克服的克。我爸妈给我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我有朱总司令的气魄，克服一切困难。所以呢，今后我希望在新闻部和大家一道同舟共济，让收视率能够提升一个新高度。我来之前呢，也对新闻部有所了解。据说你们之前上班，是从不打卡的，那么现在规矩要改一改了。从明天早上开始，新闻部实行签到制度。迟到一次扣除100元，希望大家都遵守。”

　　一听到朱克的发言，大家面面相觑，有的还私底下做了个鬼脸。这领导有点意思，让大家一大早上班要签到，那么下班晚了签到不？新闻部早上的上班时间是九点钟，一般记者都会提前到。如果路上遇到堵车，最多也就是迟到一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也不会耽误采访。有早采任务的，一般头天就知道，第二天必定早早到单位。凌晨四五点钟出发去采访，也不是没有过。记者的采访时间，如果新闻不是突发，本身就是按照采访对象的需求来调配，还是比较机动灵活的。记者的上班和下班时间，如果像一些机关单位一样，能够做到朝九晚五，那签到确实没啥问题。毕竟一家单位，有一家单位的规矩。如果你能保证记者的下班时间准时，那么早上签到无可厚非。问题是，很多记者晚上都要加班，回到家晚上八九点钟，也是常有的事。

　　要知道，之前的新闻部副主任，还是蛮体恤大家的。

　　因为记者的工作，忙起来真没个底，一个工作10个小时以上是常事。

　　人家一些单位，每到下班的准点时间，是一定能够走人的，但是记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手头上的事情不干完，是走不了的。晚上下班回到家，八点左右吃上晚饭是常事。那么，下班这么晚，算不算加班呢？从来没有的。

　　签到制度执行两个月后，新闻部贴出了一张，因为迟到被扣除奖金的名单。

　　晓旭两个月来总共迟到了三次，一共被扣除了三百元。

　　被扣钱最多的是小范摄像，两个月被扣除了八百元。

　　小年轻每天下班晚，晚上又不是太早休息，早上有时候太困，多睡一会都是好的，自然做不到次次都准时来上班。

　　可怜小范摄像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赚了四五千元。八百元一扣除，确实是蛮心痛的。

　　而且在这张单子上，晓旭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新闻部的三个责编，居然没有一个是被扣钱的。可是晓旭明明记得，其中有两个责编，有几天不当班的日子，明明是不休息的，但是每次都是中午边，来新闻部转一下，转一下就不见人影了。难道，这也算上班到岗了？他们，怎么就不用签到了？

　　而且现在有一个怪圈，好像责编，成了一个了不起的领导岗位。

　　即使你记者人手不够，责编也是难得出门一趟去采访的。

　　新闻部对于记者和摄像夜采的规定是，头一天晚上值班到晚上10点钟，第二天早上可以10点钟签到。

　　可是责编呢，不用值夜班。有时候他们第二天不当班，照旧中午才看得到人影。难道新闻部的制度，只是针对记者和摄像而制定的？而对于新闻部其他人，却失去了约束力？

　　晓旭看到了症结所在，其实其他人也未必没看到。只不过心里愤愤不平，表面上却不敢提意见罢了。

　　晓旭这个人，有时候心里就是藏不住话，而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喜怒都写在了脸上。而且晓旭这个人，最恨不公平。你让我多干点活没关系，反正是多干活多赚钱。只要身体吃得消，能者多劳就多干点，也没什么不可以。

　　但是就新闻部签到这件事，明摆着一个部门，没把一碗水端平，制度倾斜得太厉害，晓旭就有想法了。

　　在一次新闻部门例会上，晓旭实在熬不住，说了自己的看法：“签到制度我不反对。但是我希望新闻部25个人，人人都遵守这一制度。制度面前，是要讲究人人平等的。你们说，是不是？”

　　听到晓旭发言，其他人暗暗松了一口气：终于有人说出我们的心声了。可是表面上，还是没有人敢当面站出来，附和晓旭。

　　朱克听到晓旭的话，不以为然：“请问是你晓旭一个人的意思呢，还是大伙儿的意思？”

　　晓旭不卑不亢：“人家的想法我不能妄加揣测。我只说出我自己想说的，希望部门领导酌情考虑。”

　　朱克看其他人都没什么反应，打起了哈哈：“这个……制度么……总是人人要遵守的。我不知道是谁在不遵守？晓旭没点名，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总之，晓旭意见提得好。我也希望人人都能遵守规章制度，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新闻部的同志们，应该能做到这一点吧。如果下次有人做得不到位的，你们把名字告诉我。如果是责编做不到，我一定照罚。”

　　朱克发言倒是滴水不漏，你抓不到他的错处。但是晓旭估计朱副主任，也就是说说而已。真要一碗水端平，他是做不到的。而且朱克还提出，让人家把名字告诉他，这明显是让我做恶人啊。

　　至此，晓旭在一些责编心目当中，就成了个刺头，人难弄。

　　其实，对于能力强的晓旭，有的人未必会欣赏。因为底下有人比自己能力强，有的人就怕你盯上他们的位置。

　　有的责编，找个选题都有点费劲，改个稿子更是胡乱改。原先做记者的时候，也不见得能写出获奖的稿子。可是偏偏这样的人，有时候就是能被提拔做责编，晓旭也是醉了。

　　晓旭这样的能人，怎么会服气呢？

　　外行领导内行，毕竟是让人头疼。

　　可是现在，晓旭还没有辞职的想法。所以目前，还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意见提也提了，人也得罪了。

　　下面的路要怎么走？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到了后来，新闻部的责编也要出去拉广告，能拉多少是多少，那再强求责编他们，和记者一样每天都要签到，确实也不现实。记者呢，只要做好稿子就行了，也没有广告任务。当然，如果你能拉来广告，确实也能给新闻部增收，也算是做了贡献了。

　　所以新闻部签到制度实行半年后，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实行不下去了。

　　年前，江汉市委宣传部的领导，领着市里一位分管宣传的副书记，到江汉电视台新闻部来慰问大家。

　　领导们走之后的第二天，朱克临时给大家开了个会。会上，朱克说自己写了一首诗，要给大家念念，因为这首诗是昨天领导慰问后有感而发：“此刻，雷鸣般的掌声，正淹没汉江路如潮的车辆。今天，我们终于零距离，见到了书记您亲切的脸庞。书记啊，您像大哥一般的语重心长，我们都会记在心上。放心吧，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我们新闻部，会始终追随您的脚步，向着那个新闻理想，奋进奋进再出发。”

　　诗歌念完，一片死寂后真的是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晓旭也把手掌拍红了，拼命忍住没有笑出声。

　　没想到第二天一进新闻部大门，晓旭就看见有人，正指着新闻部墙上贴的一张纸，指指点点。

　　晓旭凑过去一看，发现还是一首诗，题目是“一位记者的心里话”：

　　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小心这些肉麻的赞扬

　　媒体的岗位需要创造力执行力，并不是哄您高兴就算实现理想

　　书记，请您告诉他们，实现新闻理想的大道上，不需要作秀不需要哄骗

　　请您告诉记者们，出发，去了解百姓的苦难与忧伤

　　虽然晓旭不知道是哪位记者的大作，但是晓旭还是暗暗给那个记者点了个赞。

　　看样子，这位记者也跟她一样，看到了新闻部门的一些症结所在。苦于不敢当面提，才针对昨天朱可的“诗”来反驳。

　　果然，朱克知道以后气得不行。看了墙上贴的纸条以后，说要去查监控，查一查昨晚到底是哪一个最晚离开？或者今天早上谁是最早一个到办公室的？只要查得出，那这两类人就是嫌疑人了。

　　可是老天挺帮忙。消控中心的监控，居然啥也看不清，是一片马赛克一样的画面。朱克只好从监控室，扫兴而归。

　　回来后，朱克又召集新闻部人员开会：“最近新闻部谣言很多。我希望大家，都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不要背后搞小动作涣散人心。”

　　从会议室一出来，小唐就跟晓旭抱怨：“最近新闻部会议，可真是有点多。领导们如果把开会的精力，都放在新闻业务学习上，岂不是更好？”

　　晓旭点了点小唐的脑门：“你呀，真是跟我一样不学好，也不知道如何当一名领导。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发号施令的，然后你下面去执行。不开会经常表示表示，怎么能体现他，当领导的权威呢，你说是不是？”

　　“晓旭姐，你说得都对。接下来，我也要学好，争取多上进，以后争取能当一名发号施令的领导。晓旭姐，下次我们都要少抱怨，省得领导看我们，把我们当成眼中钉。”小唐提醒晓旭。

　　晓旭点点头：“最近我是要管好我自己的嘴巴，最近说话是有点多了。因为有些事情，实在是看不惯。还好有你，能够理解我，站在我一边。就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是吃过苦头的。吃苦不记苦，我也是要反省反省了。可是有时候我又想啊，如果对于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作为我们记者都能闭上嘴巴。那么，你还指望我们采访中，能为老百姓争取权益吗？”

　　小唐的表情看上去，也有点迷惑：“晓旭姐，有时候我跟你的想法也一样矛盾。你说这个年头，说个真话就会得罪人，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实在是不好开口啊。”

　　晓旭安慰小唐：“实在不高兴的话，就沉下心来多看看书吧。最近你没看相关媒体的报道吗？就是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那一篇。这篇文章提到：我们媒体记者，要提高业务能力，勤学习多锻炼，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这可比我们某些媒体负责人说的话，有内涵有价值多了。我们以后，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好吧，晓旭姐，我们共同努力，争取多采写一些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说着说着，小唐情绪又高涨了。

　　记者一般都有这个毛病，牢骚发过就算数。热情和干劲呢，也是说来就来，毫不含糊。

　　工作中的晓旭风风火火，要干劲有干劲，要激情有激情，要速度有速度。

　　生活中，晓旭还是一个偏向于安静的姑娘。

　　休息天喜欢待在家里做做家务，搞搞卫生。把家里弄得清清爽爽，是晓旭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做家务的同时，晓旭还喜欢听听音乐。边听音乐边做家务，身心都无比愉悦。

　　等家务活干得差不多了，窝在洒满阳光的沙发上看一本好书，那休息天就很完美了。

　　可是有时候，好好的休息天，偏偏被计划外的采访所打乱，这也是让人无可奈何的一件事。

　　像今天大连电视台联系一个采访的事情，老编钱康康说让晓旭也跟着一起去。因为其他正常上班的人员，手上的事情都没有忙完，钱康康说下次再给晓旭换休。

　　晓旭这个人脸皮薄，人家一说好话心就软。再加上也不好推辞，只好放弃休息天，叫上摄像和司机一道出发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妈妈蛮狠心的，说是为了找一个大连人，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扔在大连，管自己回江汉了。那么大连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特意为了这个事情，赶到了江汉。

　　晓旭了解到，距离那个妈妈，也就是杨女士8月31号、9月4号先后两次，在大连遗弃自己的儿子，已经过去差不多整整一个月了。杨女士回到江汉，也已经半个月了。但是，杨女士13岁的儿子，现在仍旧留在了大连救助站。

　　这一次，大连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也跟大连电视台的记者赶到了江汉，主要是想劝说杨女士，能够到大连，领回自己的儿子。

　　大连救助管理站副站长王辉告诉晓旭：“实际上杨女士这种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她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扔到大连以后，我们公安部门、救助部门、电视台都高度重视。她这个行为，非常不可取。你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办理孩子的户口。以要挟政府的名义来做这件事，也是不可取。我们想和她谈一谈，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大连电视台《法治新天地》的记者张英，也接受了晓旭的采访：“对孩子进行采访的时候，孩子是特别成熟的一个孩子。孩子也透露了一些，他妈妈为什么把他留在大连的一个原因。孩子的说法是，就是为了一个户口。但是她妈妈，为了一个户口，把孩子扔在人生地不熟的大连，我们其实也无法理解，我们也特别同情孩子。”

　　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虽然13岁的男孩子，现在在大连救助站里生活，吃的用的包括学习上都有保证。但是亲生妈妈扔了他不管，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据说13岁的男孩子，白天看上去还开朗的。但是到了晚上，经常会说想妈妈，睡眠也不是很好。

　　晓旭在采访中，把了解到的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杨女士，想看看杨女士会不会回心转意？

　　杨女士向晓旭诉苦：“我养他根本不亏待他的。但是就是因为小孩上不了户口，搞得我没有办法。我作为一个母亲，十三年来，我对得起我小孩。”

　　说着说着，杨女士就刹不住车了，开始怨天尤人，埋怨江汉、大连的相关部门，当初没帮她找那个，能够证明她前男友溺水死亡时，她确实不在男友身边，而是身在杭州的那个大连人。

　　所以杨女士现在把孩子扔在大连，还是想让江汉、大连的相关部门，能够帮她找十三年前的证人，并帮她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

　　至于回不回大连领回自己的孩子?到晓旭发稿时，杨女士也没有给出一个说法，而是继续强调自己的理由：“我当初为什么要叫政府帮忙找呢？我想你江汉市有几个大连人，是不是啊，我就是带着这样的诉求过来的。可是有关部门跟我说，你都不知道那个大连人的名字，我们怎么帮你找？如果不是这个大连人，我一辈子会背这个黑锅么？我不要背着黑锅的。”

　　原来，当初杨女士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正在杭州。而身在外地的男朋友，此时溺水死亡。

　　杨女士的准婆婆不认孙子，说杨女士害死了她儿子。

　　当时唯一能够证明杨女士身在杭州的那个大连人，却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么孩子的户口，就一直上不了。

　　这么些年来，杨女士为了孩子上户口的事，有些走火入魔也是情理之中。

　　节目在江汉、大连两地播出以后，杨女士孩子上户口的事，也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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