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只在梦回中

　　姥姥家的院子整齐四方。
　　北面是“西，外，东”连三间的起脊通顶青黑瓦房。
　　房两头的垂脊，佛塔尖似的微微翘起。
　　脊子的下面，一侧为裸露的红砖墙，一侧是泥草混合的土墙。
　　房前檐下，由一排木格子嵌纸的窗户组成。
　　格子花样不一，大体构成几何图形。
　　那些图形全为镂空，上面按边框糊上薄薄的白色窗户纸。
　　冬季有风的夜晚，劲风吹的窗框“吱扭扭”的摇晃，窗纸刷拉刷拉响个不停。
　　那时候，睡觉就成了负担。
　　真怕一不留神，纸破风灌，窗框碎裂。
　　每每这个时候，我都要缩在被子里，紧张的听着动静，直到困的不能再挣扎才放弃。
　　第二天清晨，阳光将窗纸映成橙红色，才明白原来是我杞人忧天了！
　　待到仲夏月之夜，支起木窗，不用蒲扇，也能感受到凉风习习。
　　可我是个小夜猫，轻易睡不着。
　　眯着眼，半梦半醒间便能得见一床的月色。
　　树影在枕前婆娑，蝉虫在窗边低鸣。
　　偶尔刮来一丝凉风，鼻端飘过‘夜来香’似有若无的清芬味道，更觉精神振奋，不愿去睡。
　　但又不想一个人醒着，总想唠唠嗑。
　　就熬到姥姥起夜回来，问她：“睡了没？”
　　“嗯”姥姥迷迷糊糊答。
　　“睡了还能说话，到底睡了没？”我仍旧不死心。
　　“你不睡就眯着。”姥姥生气了，翻过身不再理我。
　　我只好耐着性子混到自然睡去。
　　可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有时还会挨到黎明。
　　无论怎样，清早起来都不容许赖炕。
　　因为东屋木窗下的玻璃窗户帘子，早已被姥爷摘了去。
　　没了帘子，透过东屋的窗玻璃，可以看见院墙外胡同口那里过往的行人。
　　我是个害羞的孩子，不想众目睽睽之下衣着单薄。
　　就会催着姥姥，把炕对面组合立柜脚下的十多盆花，赶紧搬上窗台来。
　　别看这花都是些室内盆景，可长势也是相当的喜人。
　　光绿叶子就足以遮挡住半个窗玻璃。
　　每当夜幕降临，它们会在东屋红砖铺的地上一字排开，等着姥姥拎着水舀子，挨个浇个水满。
　　喝饱的花们，心满意足的在地上睡一晚。
　　待到早上，再重回炕台的木头座里，吐露一室的芬芳。
　　炕台养花，在这里很流行。
　　不仅能为像姥姥家一样纸糊房顶墙壁，室内陈设简陋的老房子增添一丝生趣；还能为新盖了水泥瓦房的家庭带来温暖熟悉的气息。
　　不过这也不是毫无缺点。
　　比如盛夏的夜晚，从东屋炕根被褥垛上取被来铺时，总能在无意间，发现炕角缝隙里蹿着的潮虫！
　　每每这时，我都会跳脚大喊，找各种理由不愿躺下。
　　“不就是几个小虫子吗，看给你事多的！平时也没见你多好干净，到姥姥家却假装起来！”母亲不满的说。
　　小孩子词穷，只能瘪瘪嘴气鼓鼓蜷缩的躺着，一晚上也不敢伸脚。
　　关了灯，开始羡慕起头顶炕沿边上，绷绒的实心木头椅子来。
　　那椅子是姥爷会客坐的，干爽的厉害，不会有潮虫光顾。
　　要是能躺，我也不会拧巴的睡在炕上。
　　椅子一面挨床沿，一面靠着写字台，没有把手也能坐的稳当。
　　要书写时，只需微抬右手，便能在写字台的瓷画笔筒里拿出仅有的红绿两头铅笔。
　　接着左手拉开抽屉，拿出卷烟纸，刷刷写起来。
　　写完扔在桌上就好，不必担心找不到。
　　因为桌面摆放实在是太简单了：一个笔筒，两块鸽子牌手表（姥爷，姥姥各一块），还有一个圆盘：里面放了六只玻璃茶杯和姥爷喝茶用的“竹蔑织套”保温杯。
　　姥爷或许也觉察到它的单调，于是就在上方墙上，半米高处贴了一张《黄山迎客松》的印刷画。
　　再搭配上写字台尽头，方形凸出柜子上那钩针镂空花布罩着的黑白电视机；以及它右下边和绷绒椅子大小一致的绷布椅子。
　　坐在炕上歪头看，它们利落简朴，一点也不会显得寒酸。
　　即使站在外屋撩帘去望，东屋那擦拭锃亮的家具，也会让人看了心里舒爽。
　　可是与整洁的东屋相比，凌乱发黑的外屋就有些不尽如意了。
　　外屋有三扇门：东屋门、西屋门和正门。
　　东屋只有门框，上面垂着蓝花白底的布帘子。
　　西屋的木头门常年用弹簧拴在西屋墙上，被红山楂图案的粉底帘子遮着。
　　不仔细看，以为和东屋只有门框似的。
　　唯一没有帘子的就属正门了。
　　它由两道门构成：第一道是紧挨着石头台阶，可以通向院子，由两片嵌着半块玻璃的原木色，薄三合板组成的门。
　　从外面看去：房檐瓦片结实，外墙红砖紧密，木门和玻璃窗相互衬托，整座房子显得方正敞亮。
　　可这第二道门，就是靠近里边，与三合板相隔不过十厘米的厚糟木头门。
　　之所以会被我认为糟了，是因为整块门板都被黑油似的东西厚厚的黏着。
　　上面沟壑纵深，随手一抠，就能抠下来一块，并且手还是黑的。
　　白天，它们一扇靠灶台，一扇紧挨鼓风机和泔水桶，与熏的发黑的窗台和墙壁融为一体，难以分辨。
　　只有到了夜晚，用插销把两扇门别住，才是真正显露它们看门的本领了。
　　倘若需要接小手，就从东屋黑着灯摸墙走出来（外屋有灯绳，小孩儿个矮够不着），向右一路摸过放暖壶的矮宽写字台。
　　这里一定要注意脚下，不要踢到姥爷洗脸专用的“搪瓷天蓝漆”洗脸盆。
　　它不似别人家用的铁丝高架，而是大舅用木头做的一个可以随时翻转角度的圆形底座。
　　把盆扣在里面，放在哪里也不会碍事。
　　可洗脸时却要蹲下身子，还要堤防盆子有没有挪移，别提多费劲了！
　　过了它，接下来就是叠放碗碟的碗橱了。
　　这里本没什么新奇，除了几只“景德镇青花玲珑描金碗”和一瓶罐头。
　　先说那碗，小巧玲珑，最妙的是碗体有许多米粒样的透明不镂空花纹。
　　我这个小孩子从来没见过还会透亮的碗。
　　拿在手里，轻盈别致，顿时心生喜欢。
　　因而只要得到空子，就会用它来盛饭（姥姥总是用来腌辣椒，很少空闲）。
　　不过很可惜，除了我以外似乎没有人更珍爱这些碗。
　　在每个鸡零狗碎的日子里，它们在不经意间打碎的没剩几只了。
　　眼见着快要没有，最终激发了我想要据为己有的念头。
　　可因为时间空间等种种缘由阻隔，最终也没有实现。
　　要说遗憾，那是真有，但这第二件新奇就使我望而生畏了。
　　那不是好吃的蜜桃罐头，甚至连平常吃的罐头都算不上。
　　因为那是一罐子“荸荠”。
　　这事怨姥姥，把一罐子没有贴标签，乳白色的半圆形水泡“桃子”放在碗橱里，被我这个眼尖的吃货发现。
　　于是趁着夏虫聒噪的晌午，大家午睡时，悄悄摸下炕。
　　壕着腰把罐子抱到院墙根打开，迫不及待的塞嘴里一块儿。
　　又咸又涩的味道像是在吃鼻涕，难怪“荸荠”和“鼻涕”音调这么相近呢。
　　简直恶心的午饭都要吐出来了。
　　这一尝，打碎了我对它所有的幻想。
　　以致多年以后在湖北看同学津津有味的吃着“荸荠”，胃里还不舒服呢。
　　摸过碗橱，贴着水缸，就到了西屋门框边了。
　　有月光的夜晚，我还会顺便去里面溜达一圈。
　　拴住的门旁，是三个一米高两米宽的“大红漆”木地柜。
　　这样的地柜，在农村人家很常见。
　　可它出现在□□家庭，让我却感到有些不协调起来。
　　姥姥总说这是她结婚时娘家给打的，不是姥爷后来找人做的。
　　幸好有了它们，不然那些东西往哪里去放呢？
　　母亲也说地柜很实用，她在乡根工作那几年，关系好的邻居把柜盖上的东西一胡撸，蹭蹭擀了面条给她吃。
　　“恶心！”我吐吐舌头说。
　　“那有什么，周围人家都这样干，你还别说，擀的面条很劲道呢。”母亲不以为然。
　　我摇摇头，认为它不是用来做吃的，而是用来装吃的。
　　姥姥家的红地柜空间大，很能装。
　　柜身和柜盖由凹槽连接，要开柜，就要把柜盖平着向外拉一小块，然后“倏”地一掀。一手扶着盖，一手在柜里翻东西。
　　这里面除了必备的米面油，就属姥爷的“稻花香”点心和青红丝果干多了。
　　这些零食都是我的最爱，因而总要缠着姥姥开柜找给我吃。
　　可有时候她忙着，我又馋虫勾心，只好自己去开。
　　我这个小孩，个头也不比地柜高多少。
　　小手去掀厚木盖，得咬牙使着大劲才能掀开。
　　本以为成功了，只听“邦邦”两声，柜盖脱离凹槽，斜翻了过去。
　　干了坏事，零食也不敢再吃。
　　躲哪里最后也少不得挨姥姥一顿数落。
　　或许地柜开关起来的确不方便，姥爷就只在柜顶贴墙的地方放置少量的东西：一只鸡毛掸子，一把裁手纸的钝铁刀子，几本快散架的《鲁迅文集》，还有一对画着母子戏蝶的“青花粉彩人物瓶”。
　　我不喜欢这画风，还不如地柜边上的缝纫机和一条木框子看着喜兴。
　　缝纫机是姥姥年轻时从镇上缝纫组带回来的。
　　现在偶尔用它缝补一些破损的衣裤。
　　木框子不是配件，而是夜晚拿去东屋做炕头延展用的（姥爷个高，炕短）。
　　在它边上，是一个木质双人床。
　　这床，姥爷用来午休。
　　无论冬夏，一过晌午，他就摘过床尾墙上挂着的报纸，躺倒在床上，带上眼镜开始看起了报纸。
　　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幅《杨柳青年画》的印刷画，憨态可掬的娃娃和姥爷严肃认真的神情形成强烈反差。
　　被我不小心撞见，总憋着笑飞快逃出西屋来。
　　迈出门槛，向右就是接小手的桶了。
　　这桶，白天就放在这里装洗衣，洗碗的脏水用。
　　它和泔水桶守在高木头案板的两侧，活似“哼哈二将”。
　　真是想不通姥姥怎会把这两样脏东西放在做饭的案板旁呢！
　　不过我也不是一个喜欢讲究的小孩儿，睁开眼看着它们在那里习以为常；闭上眼享受案板做出来的美味佳肴。
　　“哎呀老七，你还真是个吃货！”大家总是这样说。
　　我眯着眼笑笑，算是肯定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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