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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火星飘来的尘埃
“你们很美，”他继续往下说：“但是很空虚，没有人会为你们而死，没错，一般路过的人，可能会认为我的玫瑰和你们很像，但她只要一朵就胜过你们全部，因为她是我浇灌的那朵玫瑰花；她是我放在玻璃罩下面，让我保护不被风吹袭，而且为她打死毛毛虫（只留两三只变成蝴蝶）的玫瑰；因为，她是那朵我愿意倾听她发牢骚、吹嘘、甚至沉默的那朵玫瑰；因为她是我的玫瑰。”
“就像我的花儿一样，如果你爱上了某个星球上的一朵花，那么，只要在夜晚仰望星空，就会觉得满天的繁星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花……”
“我会住在这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在某一颗星星上微笑着，每当夜晚你仰望星空，就会像是看到所有的星星都在微笑一般。”
我买了一本《小王子》，把我喜欢的，觉得优美的片断用荧光笔划下来。我在扉页上写下：您可能忘记我的名字，可能记不住我的长相，但是，我希望您记住我的灵魂。
下课，我追上牛教授，把书交给他。“老师，送您一本书。”
“你不是要找我喝酒吗？”
“我不找您喝酒，您太忙，没有时间。”我匆匆说了声老师再见，扭身就走，走了一段路，心想我得去食堂吃饭啊。
我来到食堂，不想跟人抢位置，就用塑料袋打饭回寝室，很多学生都这么干，回去套在饭盒里吃，吃完了把塑料袋一扔，碗都不用洗。开水也一样，两个塑料袋套在一起，接了满满一袋开水，提着回寝室，倒满暖瓶里，还剩一半，可以用来洗头。没办法，上完三、四节课，已经十二点，寝室太远，来回拿水壶太麻烦，懒人当然要发明聪明的办法。
寝室的师妹们只有第一、二节有课，我回去她们已经在刷碗了。
“听说那个何艳霞是工科学校毕业的，学了点法律基础，就敢来给我们法律专业的上课。”赵小雅愤愤地说。
“真的假的？”我有些不相信。
“真的！真的！”刘月说：“她今天给我们上课，我们同学在下边讲话，她就生气了，把书一摔，说：‘同学们请安静，尊重一下别人的劳动好不好？’。”
我笑了一下，说：“那老师怎么不尊重学生的耳朵？”
“我们班同学不理她，继续说自己的。她的眼圈马上红了，要哭出来的样子。”赵小雅站在桌子上，学着老师的样子，敲着桌子说：“她说，‘我为了给你们备课，几个晚上没睡好，查了很多资料。环境法的专业性这么强，有些案例我看都看不懂，你们还要我怎么样？’一个老师，她看不懂，我们就更不懂了，她还好意思冲我们哭！”
“唉，你们要习惯，等你们开了逻辑学，你们会更难受。”
“逻辑学难吗？”刘美娟问。
“我反正越学越糊涂，不过教我们的老师更糊涂，自己写的书，错了都不知道。”
“是不是印刷错误？”李苏问。
“不是印刷的问题，她讲的课和她的书压根就是矛盾的。”
“那你们怎么不要求换老师？”杨雨菲问。
“我们闹得可厉害了，结果还不是没换下来，现在我们班同学心灰意懒，都懒得上课了。”
“不过也是，请外头的老师要花钱，系上哪里舍得？他们只要给我们安排了课程，教室里有学生上课，讲台上有人讲中国话就敷衍过去了，哪管我们的前途怎么样。”赵小雅说。
“反正，跟学政治的比起来，我们就是小妈生的，没有地位。”我说：“我们以前还请到一些好老师，现在有了方明和何艳霞，人家是我们专业的顶梁柱，只要没有老师，他们就顶上，反正把一本书念完，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我觉得何艳霞可能是走后门进来的。”赵小雅说。
“人家有后门，也算她本事。”刘月说。
“没准方明也是走后门进来的。”周晓敏说。
“方明是自己找的，他以前跟我们提过，他糊里糊涂投了简历，然后试讲，就进来。”我说。
“人家在G大是法律系的学生会主席，一看就是特别会拍马匹的那种。”
“不过人家挺本事的，已经是律师了。”
“他上课就跟我们夸这个，说他办了什么什么案子，那个得意的样子！”
“他在北京有个女朋友，也够他得意的。”
“人家在北京那么本事，没准哪天甩了他。”
“方明上你们的外国法律思想史？”
“他上我们外国法制史，我们的思想史是乔玉荣上。”
“乔玉荣上我们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得可好了，偏偏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都是方明上，你们班哪天有外国法律思想史，我到你们班去听课。”
她们的外国法律思想史在周三上午的第三、四节，很不幸，我们也有课，上的是《自然科学概论》，不知道学来有什么用，反正我只记住了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你们买菜要买虫咬过的菜，要是虫子都不咬，那证明有农药，吃了不健康。”我想，听这些乱七八糟的课，不如跟随着乔玉荣老师，穿越时光，接受一点思想大师们的熏陶。
大一的时候，乔玉荣老师给我们上《中国法律思想史》，他曾经比较东西方观念的异同，他说西方有个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故事，为了宗教信仰，可以违背道德，触犯法律。当法律上升为信念，因为西方人怀着信仰至上的精神，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必然高于道德；然而，这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孟子》虚构了“窃负而逃”的情节，站起伦理和道德的立场上，一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父亲犯了罪之后，弃天下不顾，将法律抛诸脑后，带着父亲逃跑到“世外桃源”去。这种道德高于法律的信念，一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立法思想和执法观念。
我很喜欢乔玉荣老师上我们课，以为他会教我们《外国法律思想史》，谁知道竟然是“茅山道士”，只会照着书本念。大师的思想被他念得比新闻联播还枯燥。中国字我也会，还不如我回去自己看书呢。现在有机会听乔老师上课，我岂能放过大好机会？
我跟刘月去她们教室，和寝室的姐妹们坐在第二排，她们班人多，多我一个并不显眼。我意外地看见跟我同班的于德立和黄河，他们居然跟我一样，逃课来听乔老师上课。
放学后，我跟他们打招呼。“你们也来听乔玉荣的课？”
“《自然科学概论》是考查科目，上不上无所谓。”于德立说。
“也是，学期结束交一篇文章就行了。”我说。
“那么多有关法律的课程不开，开什么《自然科学概论》，神经病！”黄河抱怨说。
“你要原谅我们系上，要给我们安排足够的课时，又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课，只好拿政治专业的课程顶上。”我笑着说。
“乔玉荣比方明上得好多了。”于德立说。
“你要原谅方明，人家也是混口饭，只要有饭吃，人家就有本事把一把书念完。虽然不耗费脑力，但是口水也值点钱吧？”我说。
“你怎么也想起来上乔玉荣的课？”于德立问。
“跟我们寝室的师妹们来的。”
“你没有跟班上的同学住一起？”黄河问。
“没有，我从大一就跟其他班的住在一起。”
“怪不得你像火星人一样。”于德立说。
“火星人？”
“经常看不见你的影子，活动也从来不参加。”于德立说。
我笑了，我要是火星人就好了，就不会深陷在地球上那么痛苦。
“我看你跟周雁挺好，还以为你跟她一个寝室。”黄河说。
“我没跟她一个寝室，我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我们寝室也有个小师弟，我们才知道乔玉荣上他们班的《外国法律思想史》。”
我提议去食堂吃火锅，我很少跟班上的同学说话，今天偶尔闲聊，觉得挺投机。我们来到二食堂，点了一份清汤火锅。他们跟我一样是喝点小酒，我们就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
“我真想毕业了。”我说。
“要不是为了一张文凭，谁愿意待在这里？”黄河说。
“数来数去，也就几个好老师。”我说。
“你看着吧，某教授也要走了。”于德立说，他指的是牛教授。
“他为什么要走？”
“人家一个名教授，待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做什么？他早就该走了。”于德立说：“你没看见方明和何艳霞成天跟在他屁股背后？等把这些‘青年骨干’带出来，估计他就走了。”
“带得出来吗？他们以为听几节课，就能学到牛教授的本事？”我说。
“张纯也要走了。”
“为什么？”
“跟牛教授不和，牛教授嫌人家是半路出家，没有法律思想。”
张纯也是为数不多的好老师之一，我们喜欢上他的《国际私法》，听他讲精彩的案例。他是G城的大律师，还是英国什么跨国公司的法律顾问，在实务方面经验丰富。虽不是学法律出身，但我觉得张老师很勤奋，肚子里有货色，不是滥竽充数之辈。牛教授不喜欢他实在是偏见。
“其实，待在我们系有什么好，M大有正规的法律系，哪像我们，杂牌军！”
“唉！”我叹口气说：“好老师都走光了。”
“反正我们只有一年的课了，大四实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大四实习？”
“反正也找不到老师给我们上课，不如早点放羊，大家清闲！”
他们与我，一样的处境，一样的苦闷。跟别的朋友还能倾诉烦恼，还能听到旁观者的意见。但是，如果大家都是深陷迷局，不但安慰不了对方，反而更加苦闷。烦躁的情绪就像瘟疫一样，能让本来就脆弱的神经中毒，让生活显得更加无望。
唉，在这个学校来来去去的学生们，就像一部机器中的小零件，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表面上看是祖国的花朵，欣欣向荣；其实我们微小得像尘埃（我是火星来的尘埃，嘻嘻！），没有一个领导愿意听我们的意见，没有一个大人愿意了解我们的内心，他们只要一切按部就班，能够维系表面的繁荣就行了。
所以，不要相信道貌岸然的人讲出来的冠冕堂皇的话，既然要文凭就不要期待别的。谁说学校是象牙塔？也许，人生的许多东西，都要在课外寻找。我只希望老师不要再用考勤把我拴在乏味的课堂上，毕竟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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