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山

　　高老爷和宛夏在窗根儿底下捅咕半天，留下一屋子人你看我我看你，脸上是肉眼可见的尴尬和错愕。

　　三角脑袋的小伙儿在炕沿边傻站着，十根手指在嘴里啃了个遍，目光灼灼望向窗外；两个男孩一左一右围在电视旁，瞪着挂钟等春晚开播；母亲和父亲盘腿坐在炕上，一人手里握着把瓜子，和那小伙儿一齐往屋外张望。

　　屋里的每个人都竖起耳朵，眯缝着眼睛观察院儿里的响动。不时能听得宛夏的低呼和啜泣，还有高老板半要挟半劝解的语调。

　　终于，高老板面带喜色扯着宛夏的袖子回了北屋。他进门就喊：“恭喜恭喜，宛家要有大喜事喽！”一面拱手作揖。别在领口的红花随他张扬的动作一颤一颤。

　　母亲翻身下炕，鞋都没来得及穿上就跨到宛夏身边，双手扣住她的肩膀，前后摇晃。

　　“早答应不就好啦？偏得整那个半遮半掩、欲拒还迎的模样儿，害得人家高老板浪费口舌，”母亲笑得合不拢嘴，反手就去捉未来女婿的手，摁在怀里，“咱们家相女婿，从来不看相貌，看的是人品。你肯花重金娶咱家的姑娘，还不避讳那些个风言风语，可见你也是个明事理懂分寸的善心人。可咱们两家离得远，隔着层山也不好走动。我看不如这样，今年过年你就在咱们家待着，一家人一堆儿熟络熟络，日后谈婚论嫁也不至于草率。”

　　赵四喜扯出个春光灿烂的笑脸，回握住母亲的手满嘴的客套话：“啊呀啊呀，阿姨您这话说得太对了，我也是相中宛家姑娘勤恳能干，又听高老爷提起说她最近正张罗亲事，才冒昧上门，能得着个好结果真是祖宗显灵、祖宗显灵......”

　　母亲欢喜得不得了，拢着赵四喜的手就把他往炕边带，不停称赞这个小伙子做事明白、懂得进退。

　　她边夸边问父亲：“她爹，你说呢？这孩子是不是懂事？不知比咱家那几个不成器的强多少......”

　　而父亲始终盘坐在炕头，手里握着瓜子，一手撑着脑袋不知盘算着什么。听母亲问话，他也只是轻哼一声，有那么点不屑的意思。

　　两家都点头，这门亲事就算是板上钉钉。初八一早赵四喜就和宛家人辞行，说是要回高家埔取彩礼。母亲一路把他送到山脚，临别时还恋恋不舍地握着赵四喜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初十清晨，赵四喜穿着崭新的列宁装，胸前戴着花绫，带着两个弟兄，抬上四箱彩礼，拉着一辆板车，规规矩矩停在宛家门口。保媒拉纤的高老爷陪他们一道过来，领口依旧别着朵红花，只是颜色较先前的那朵暗淡不少。

　　母亲和父亲都穿上干净的衣衫，早早便等在门口。一见到门前撂下的四个木箱，母亲笑得嘴角都要咧到耳朵尖儿，着急忙慌地把一干人等请到院儿内。

　　宛夏自是一万个不情愿，她举目望天，听凭母亲给她套上红裤红袄，穿上红袜红靴。

　　赵四喜被让进北屋，先给两个小舅子发了红包，又从杨姨手上接过茶碗，恭恭敬敬奉给岳父岳母，看他们喝了才跪地叩头。

　　一套流程做得是行云流水，教人挑不出错。

　　母亲受了女婿的礼，便把宛夏拉到近前，指尖抚弄着红袄上的盘花扣，再将宛夏的手递给赵四喜。

　　“日后嫁了人，就一心一意地过日子，”母亲叮嘱道，“你们可都得好好的，好好的......”

　　她顺手把宛夏推到门口，两个拉板车的小伙儿让开一条路，扶宛夏坐到车上去。赵四喜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挂红纸包着的鞭炮，招呼他的弟兄在门口点了，这场婚事的就算是礼数周全。

　　村里的孩子们被鞭炮声吸引过来，三五成群聚到宛家门口，眼巴巴等着鞭炮放完，然后一窝蜂挤到门边，抢夺几片鞭炮上的红纸。

　　大人们围在自家孩子身后，看着板车上端坐的宛夏。红袄被日光照得鲜红，她腮边像是施了胭脂，眼眸低垂的模样带着几分羞涩。

　　人们都惊讶于宛家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丫头竟然出落成这副好相貌，再瞅瞅一旁的赵四喜和高老板，纷纷感叹道：“别看这门庭不咋地，喜事儿倒是一桩接着一桩。真应了那句话，‘好人不长命，祸害贻千年’......”

　　“得了吧，还喜事儿呢。不就是个被破烂王收走的破烂货嘛......”

　　“......”

　　“......”

　　在母亲的潜意识里，宛夏彻夜未归是让全家人蒙羞的丑闻，让全家人在辽滨塔村失去立足之地，宛家也自此走向衰败。

　　因此在她看来，宛夏的婚事实在不宜张扬。两家长辈点头，礼数周全就好，不用大张旗鼓地办酒席、撒红包，弄得远近皆知，反倒遭人闲话。

　　她给宛夏的嫁妆也是草草了事，用压箱底的红布做了身衣裳，扯二尺红线盘了个丁香扣，再翻箱倒柜搜罗出一对色泽暗沉的银镯，权当是给姑娘的陪嫁。

　　宛夏出门的时候，母亲让宛秋站在板车前，手里捧一篮喜糖，见人就分出两个。

　　门边抢红纸的孩子们一见到糖果，推搡着聚在板车前，伸手去抓篮里的喜糖。

　　像带头大哥这样大手大脚长胳膊长腿儿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就格外吃香。那几个身量矮小的还没等伸手，带头大哥就已经把一捧饴糖揣进衣兜。

　　篮里的糖不多时就被分得精光。聚在门口的孩子们一派餍足，舔着嘴唇回味甜腻的味道，回身挽过自家大人，蹦跳着往家走。

　　晌午之前，赵四喜带上他的两个弟兄，推起板车，沿着门前的长街走上山路。

　　新娘子宛夏抱膝坐在车上，安静无声，像个被卖出去的物件。

　　整场婚礼没有祝福，没有喝彩，没有掌声。

　　宛秋退回院落，看着那份丰厚的彩礼。四只木箱连成一溜儿，像棺材。

　　就在宛夏嫁人的第二个月，某天晚上一家人正在院儿里吃夜饭，省城里来了几个工人，风风火火找上门来。母亲端着饭碗前去开门，四个穿着花厂制服的男人一股脑往院儿里涌，进门就喊——

　　“哪位是宛冬的爹妈？赶紧跟咱们上省城，你们儿子出事儿啦......”

　　......

　　省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宛秋跟在父母身后，看着手术室门上的灯光亮了又暗，暗了又亮。

　　花厂厂长在一旁长跪不起，磕头如捣蒜。

　　姨父和姨妈垂手站立，不时出言安慰瘫倒在地的母亲。

　　“我有罪，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厂长边磕头边道歉，间或抽自己两个嘴巴，“都怪我财迷心窍贪了那笔钱，都怪我财迷心窍......”

　　兴工花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最早的那批机床坏了修修了坏，一直用到八十年代还没下岗。机床大毛病没有，可零部件都不太行，锈死老化的数不胜数。厂里的工人也反映过几次，上面回回说新机器马上送到，让大家再克服克服。就这样拖了一年年的拖着，始终没有动作。

　　直道八六年政委派人检修，见花厂的机床是这个鬼母模样，才把这种情况向上反映，没几天就拨下来一笔款项，让厂长把那些磨损老旧的机床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否则不单单是工作效率大打折扣，工人的生命安全也会受到严重威胁。

　　工人们日日想夜夜盼，整天对着几台老古董牢骚不断。谁知那笔修缮款到了厂长手里就销声匿迹，工厂里仍旧是那几台破烂机器，吱吱呀呀响个没完。几个性子急脾气暴的工人看不下去，找到厂长办公室要说法，谁知第二天就被打包回家，统统下岗。

　　其他工人看在眼里，是敢怒不敢言。只好整日闷在密不透风的车间里，呼吸着粘稠汗臭的空气，做着乏味枯燥的工作。

　　谁成想这厂长如此点儿背，头一次贪污就闹出了人命。这笔钱在他枕头底下压了还不到半年，就有个值晚班的童工被压在机床底下，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七窍流血，有进气没出气。

　　领班赶紧派几个工人到那孩子家里报信，回头通知厂长，厂里机床坍塌，有个孩子被卷到床子底下，是死是活还不知道。

　　打听一圈才得知这孩子名叫宛冬，是从新民辽滨塔来的，借住在他姨妈家。几个工人又赶紧跑到辽滨塔，连夜把孩子的父母家人找来。

　　一家人赶到省医院的时候，宛冬已在手术室里抢救了六个小时。厂长被几个工人架到医院，见了宛家人就磕头道歉。

　　母亲把头埋在父亲怀里，大张着嘴，无声地落泪。

　　走廊尽头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秒针一圈又一圈扫过表盘。宛秋垂手站立，闻到一股难以名状的怪味。

　　手术室门前的灯光遽然跳动几下后便彻底熄灭。打里边推出一张病床，惨白的被单盖住了孩子枯干瘦小的身体。

　　医生摘下口罩，双手交握放于身前，向瘫坐在地的母亲深深鞠躬：“抱歉，请您节哀。”

　　骇人的寂静在走廊上漫开，母亲的身体骤然一抖，而后自胸腔里发出一阵声嘶力竭的嘶吼。她双眼红肿，借着父亲的搀扶从地上站起，咆哮着扑到儿子的尸体前，颤抖的双手抚过那张苍白的面容。

　　厂长还跪在她脚下，不住地磕头道歉。

　　母亲停在床边的身子动了动，而后猛然回头，死死抠住了厂长的脖颈——

　　“我操你妈！你个狗娘养的我操你妈！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

　　嘶吼声、叫嚷声、求饶声、劝慰声......

　　宛秋站在喧嚣之外，默默注视着二哥的遗容——他神色平静，眼角鼻尖处还有残存的血迹，一只手垂下床沿，指缝间藏污纳垢。

　　干燥腥臭的味道自他身体里流出，幻化成缥缈的薄雾，盖过一切的吵闹、咒骂、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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