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

　　【编者注】
　　这三篇文章讲述前安全局国外政治处（六处）成员海因茨•加兰从纳粹德国的一名情报官员到战争罪犯，又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员的过程。他在《狱中笔记》开篇满怀冥顽而不乏激昂的精神赴死，三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却走在变节的路上。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这个问题就如历史一样。
　　萃集这些文字花费我不少时间。它们散见于笔记的诸个页码，时而潦草难辨，时而前后不衔，似乎作者有意记录它们，却不愿让人一目了然。所幸它们共同依循一条逻辑线索，或者说作者相信如此，于是这几十段草率记录的段落得以编辑成文。
　　它肯定不是作者愿意呈现世人的，其分章布局也并非作者的意愿。但是后来者妄自尊大，以为能窥知前人的思绪。我将之连缀成文，用文中“我变了节，走上逃亡之路，再也不是那个旗帜下庄严宣誓的少年”命名为题，又分为三篇。
　　上篇与纳粹时代一同终结，故事的主人公成为战俘；中篇下迄1948年，他从战俘变为战犯，端看满盘皆输的棋局；下篇紧衔之而来，生机和变节一同到访，他拽住了那条并不体面的绳索，攀登到死神触及不到的地方。
　　这是一条破灭的道路，打碎了曾经的信念，越过故人的尸身。它讲述的是胜利的方式：在君子之战终结的地方，只有无耻者生存下来。
　　如果您见过作者其人，或许会惋叹于这样的评价对他过分苛责。他在更年轻的时候有着更多的理想主义，但是某些时代，理想主义只能囿于理论，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只是有的人不那么坦然接受，因而为理想与行动的撕裂痛苦万分。

　　【原文】
　　如果把我从1945年3月到德国沦陷前的经历写出来，有些人是不会高兴的。
　　阿登反击战失败后，西方联军越过莱茵河，苏联推进至波德平原。向谁称臣？这是个干系到权贵身家性命的大问题。
　　狼堡在45年初被废弃，一周前措森的陆军大本营遭受严重轰炸，元帅杖和贴红军裤（总参军官制服独有的标志——编者注）回到本德勒大街，第若干次讨论仅剩百来公里的战略部署。
　　那时美国第三军和蒙哥马利已经渡过莱茵河，苏联在中欧拉开一道从但泽到阿尔卑斯的漫长战线，德国残存的兵力该怎样部署？一夜之间，欧洲最卓越的陆军参谋部丧失了韬略，落着遮光窗帘的会议室里只有反反复复的讨论。
　　作为安全局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我间或列席总参的会议。“人人都在抢救生艇，怎么会有统一部署？”坐在我身边的人悄声说。他身量瘦小，缺乏情绪的眼睛笼罩在灰雾里。
　　莱因哈特•盖伦少将是东线外军处处长，古德里安（装甲部队闪击战术创始人，720事件后代理陆军总参谋长——编者注）的耳目。他戴着簇新的将官肩章，M40版的军装则半旧。通常他只在总参谋长授意时提供一些情报，但今天却主动站起来，“如果西线的参谋官愿意赐教我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美第三军是在哪里渡的河，我将不胜感激。”

　　长桌对面，一个戴着圆形眼镜、文气十足的军官接了话，“奥本海姆，前方是曼海姆。”
　　“我记得……半个月前，第三军还在波恩附近的雷马根。”盖伦沉吟般地自言自语。
　　“不错。”
　　“请容忍我的无知，美第七军在哪里？”
　　“从美因茨到沃尔姆斯一带。如果他们也在这里渡河，接下来的战争将在城市展开。”
　　“他们先前是在萨尔州。”
　　“是的……”
　　“盖伦将军，”约德尔打断了东西两线情报官的会话，“我想您心里已经揣着一个不错的思路，不要顾虑，大胆说出来。”
　　盖伦恍然从思维里拔起来，并没有说话。战略部署由作战局局长约德尔拍板，给出建议的则是参谋部，情报部门若有见解，只能以提供信息的方式予以暗示。他看看约德尔，又把目光递向他的保护人古德里安，良久后只说，“下官对战略并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只是出于对西线同行的关心。”
　　“您对陆军情报系统的拳拳之心可鉴，可也要照顾别人为国尽忠的心愿呀。”约德尔大笑起来。

　　会后我们走在人群的末尾，他压低的嗓音刚够被我听见，“您大概也发现了。”
　　“美军的真正目标？”
　　他咧咧嘴，算是一个会意的笑容。
　　美第三军翻越阿登山后并没有直接突破莱茵河，而是在雷马根掉头向南走了两百公里，与从萨尔州北上的第七军在美因茨－奥本海姆一带会合。一河之隔是我的故乡法兰克福，但我得让思路回到正轨：
　　这里有煤矿和钢铁、汽车制造、金融之都、泛莱茵—内卡的众多城市，是德国最富庶的地方。
　　“所以美军不急着要柏林。如果是我，就把第一集团军从西线抽出来，放到东线。”盖伦径直往外军处的方向走着。
　　第一集团军是整个西线的顶梁柱，抽走它无异于对英美打开大门。他在想什么？
　　“您这是舐犊情深。”我假意说道。
　　他用耐人寻味的目光打量我，“我不明白，您装傻有什么好处？”

　　这番议论已经不再成为告密的材料，约德尔关心自己还能调集多少军队，古德里安想再谋划一个奇计，其他人想体面地投降。盖伦的想法是，“如何在美英联军从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抽身北向之前，抵抗住苏联对勃兰登堡的进攻。”
　　他说得很委婉，但这仍然是个把政权卖给谁的问题。
　　“我这就回去了，您接下来去哪儿？”他在通往外军处的走廊拐角停下来，拿出罕有的关切，“还是去威廉大街？这个点钟应该还不会空袭，一会儿可就难说了。”
　　进入45年以来施伦堡一直在威廉大街的外交部活动，寻求与英美的外交谈判机会。我定期向他汇报，但最近已经很难见到他了。这个告诉我间谍从不讲信仰的人，如今却假设德国仍是自己的筹码。
　　“一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这句话原是他送给我的。
　　盖伦不愿受施伦堡的挟制，他要另谋一条更隐秘的道路。这条路上也许有我，但那会是一条怎样的路？一旦我知道，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单位里还有一些事要我处理。您能派人载我到贝卡尔大街吗？”我两边都不选。

　　汽车在贝卡尔大街的一排功能性建筑前停下来，褐色的外墙和样式普通的窗门将它隐蔽进环境里，丝毫不像一个中央衙署。我和一个总参少尉走了进去。他是盖伦派来确认我的行踪的。
　　“我想您是荷尔施泰因人，别的地方的人很少像您这样坚定而又机敏。”我随口说道。他为我拉开车门的动作干净，如果一个人既有北方人的肃穆，又像南方人那样善于交际，多半是来自日德兰的海港。
　　“我家在吕贝克。”他谈及家乡时下意识地抬高声调。那是汉萨同盟的旧都，砖红色的房子沿着运河铺开，而盟军在这里投下第一枚炸弹。
　　“战后吕贝克也许会被英国托管吧，您的英文怎样？”我领着他走在空旷的过道里，紧闭的房门就像一座座墓室。
　　他在斟酌词句，“元首不是说……要战至一兵一卒？”
　　“那么这一兵一卒就该好好的想，该如何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
　　我们来到档案室。这里藏有一切证据，日后让其占有者据以邀功，或落入敌手成为罪证，无疑是一个机构最秘密的地方。看守者是个戴着圆形眼镜的文人，他并非我的僚臣，但这种时候，人们关心出路远胜于升迁。
　　“我奉处长命令在这里看点东西。”我对他说。
　　“好的，好的。”他果然拿出钥匙。
　　“您这就可以下班。如果您的上司问起，就说我让您去菩提树下大街78号，取一份绿皮书。”我让这句话停顿片刻，”不过那里也已经下班了。”
　　“好的，好的。”他再次应承道，忙不迭地逃了出去。

　　手感温厚的纸张在火焰里从边缘开始发黑，旋即淹没在残烬当中。这些档案记载着国外政治情报处的工作：它由帝国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授意创建，1939年施伦堡主导的文洛事件让它跻身欧洲一流的谍报机构，时间仅仅过去6年，现在它已不必存在。
　　我把一些标着不同颜色的档案夹抽出来，每一份只留下提要：德国国防军反战派的英方接头人白斯特于1939年11月被捕，温莎公爵与希特勒的联系在40年牵成一线，共产主义的红色乐队全军覆没是由于其内部叛变，斯大林格勒围城战失败后，拖住苏联的是成为德国探子俄国俘虏，黑色乐队在1944年2月与军谍局一同垮台，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与西方的和解由政情处出面。——这些故事已经不需要主角，不久将任人评说。
　　而这些档案涉及现代德国最有效率的谍报系统怎样运作，有哪些联络站，其关键人物是谁。情报系统是国家的耳目和神经线，若它们落入敌手，德国就会被套上辔头。
　　“您不来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么，我可是在单兵作战。”我把一叠卷宗放到少尉手里。
　　他有些忐忑。这些档案没有副本，其上均匀的灰尘暗示它久未被人翻阅誊写。很多人都想左右历史，但是当历史在你一扬手间化为乌有，人们又胆怯了。
　　“……我想，如果您留下点什么，日后总会有用。”
　　“盟军并不希望德国继续存在。”
　　“那么您就更要……”
　　他戛然而止，端量着自己是否逾越了应有的距离。我当然会活下去，我所知道的这些实情将成为德国情报系统重新建立的依据，但在这之前，高层们会偷取对方的底牌、互相告发、诽谤中伤、再毁尸灭迹，伴以丢车保帅。等到尘埃落定，胜利者才来招揽那些幸存下了的“车”。
　　我该站在哪边？我的上司施伦堡已经不与我联系，我没有更可信任的上级。
　　“我碰巧不太擅长乱世求生，我只是个专家。”我一笔带过。少尉太年轻，以为国家机构间无不通力合作，“但愿再见面时，我还没被枭首示众。”

　　空袭警报拉响时，我们已经在地下室抽烟。他会如何向盖伦报告呢：加兰中校销毁了政情处的机要档案，只留下每份卷宗的提要，整个过程不过半小时。——没有政情处的帮助，盖伦的军队情报系统在战后能走多远？现在我可以睡个好觉，再向盟军自投罗网了。
　　“你今年多大，刚过二十？”他蓝色的眼睛干净，即使惊愕时也很温和。“等到战争结束，会有属于你的时代。现在不要急于跳进来，水很深。”
　　以前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为我所做的事痛心疾首。我没有像那个人对我那样长篇赘述，吕贝克人是很聪明的，会明白其中的轻重。

　　1948年6月3日—6月5日
　　（上篇完）

《[翻译|二战]兰斯贝格的日落》
这两篇文有互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