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寒花

　　少年抑郁症：躲在房间的孩子，敲不开门的父母
　　二三里客户端
　　2021-03-09
　　瑞莎第一次诊断出抑郁症，是同学陪着她去的医院。去之前，瑞莎曾经恳求父母给自己联系心理咨询师，她已经痛苦了很久很久，恐惧，不知来由。收到的回应是：小小年纪看什么咨询师？
　　那天，瑞莎拿到了那一纸诊断：她得了抑郁症。
　　这个事实，是同学的家长打电话告诉了瑞莎父母——瑞莎那时已经不信任父母，也不愿意自己和他们说。
　　在迪卡确诊“重度抑郁、轻度焦虑”一周后，迪卡妈妈也一直在纠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女儿患上了抑郁症？女儿该怎么办？要不要继续上学？直到另一位学生家长给自己打来电话，对方在自己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里看到，迪卡频繁在学校里哭，一直哭。
　　迪卡妈妈说，那一刻像是“当头棒喝”，她那时才意识到女儿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痛苦。
　　当天晚上，她问迪卡：你想要休学吗？迪卡马上回答：是的。如释重负。
　　瑞莎以为离开学校自己会逐渐好转，却渐渐发现，其实只是陷入了另一种困境——稍稍松弛的痛苦，和更加深刻的迷茫。“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之前，瑞莎习惯在情绪失控时用小刀割伤上臂、小腿，此后放下衣袖，仿佛这样就变回了正常人。住进了精神专科病房，刀具是不被允许的，正规治疗也缓和了瑞莎的部分情绪，但身体上的伤痕渐渐褪去，心里的伤却越来越深。她发现，最无法面对的，是她自己是个病人这件事实本身。
　　有一次，电休克治疗之前，瑞莎逃了，不是怕疼，她无法接受这种叫做“精神治疗”的手段：我难道是精神病人吗？
　　尤其是，精神渐渐稳定下来，她不得不意识到，抑郁症，已经慢慢把她抛弃了同龄人的轨道。别人在向前走，她在原地看着他们。
　　曾经，朋友在微信上发消息，想要到医院看望瑞莎，瑞莎回复，那你帮我带把刀来。那位朋友最终没有前来看望。
　　住院半个月，瑞莎刚完成镇定药剂的注射，有些站不稳，被护工搀扶着走回病房。正巧有个朋友来看瑞莎，就在走廊上撞见她那一刻的模样。瑞莎说，她一下子就烦躁起来，刚注射的药剂也压不住。
　　后来瑞莎知道，这个词是“病耻感”，是她生病的一部分，必须接受。
　　心里翻江倒海，但瑞莎尽力维持着脸上的微笑，像从前那样和朋友寒暄，谢谢朋友给她带的课堂笔记。
　　瑞莎就读于全国前十名的国际高中，上一届，有近三十位同学拿到了牛津剑桥的入学邀请。本来，她想着只要随波逐流，别被丢下，就自然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可随着状态不受控地滑坡（最初瑞莎不知道自己是得了病），瑞莎渐渐无法集中注意力，但关乎前途的忧虑逼着，再怎么痛苦，她也没真的撂挑子。即使在病房里，瑞莎也天天做题，看笔记，只要稍稍平静，她就会拿起书本。
　　一个疗程过后，瑞莎出院了，正好有一场阶段性的大考，瑞莎要求回学校考试。这一次，学校为她开设一间单人考场，心理老师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写完试卷。
　　成绩出来了，瑞莎仍然退步很多，这已经是她最大的努力，以前的分数仿佛回不来了。
　　原本，所有人在一条求学轨道中齐齐行进，可那些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在痛苦超过了身体极限之后，只能慢慢离开熟悉而依恋的集体，以及自己的位置。
　　无法选择，就只能消失。那之后，瑞莎从所有同学的朋友圈里隐身了，但有时也能知道他们的动态。休学一年后，瑞莎看到一个同学抱怨某所国外知名高校的申请流程过于繁琐。那位同学讽刺道：在申请计划里，这所大学只是保底的，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破事？“保底”两个字深深刺痛了瑞莎，好不容易维持的平静裂开了。那一刻，对着手机屏幕，瑞莎说，她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青少年抑郁援助者邹峰在采访中说，这种“被抛离”的迷茫，是悬在所有抑郁症孩子头上的一把剑。每个抑郁症患儿家长都担心孩子的未来，可家长往往不知道，孩子自己其实更担心，只是不想说，不敢说。
　　2019年，邹峰参与组织了一次青少年抑郁群体亲子营活动。孩子依次自我介绍，一个女孩微笑着宣布，自己将在20岁生日那天自杀。邹峰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接话，另外两位孩子接过话筒，附和着自己也有一套自杀的计划，只不过没有确定哪一天。
　　邹峰当时问女孩：如果在20岁之前，有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追求你，你会改变你的计划吗？女孩回答，他们追求是他们的事情，我自杀是我的事情。
　　邹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他一直记得这个女孩。直到女孩20岁生日的那一天，邹峰看到女孩在群里自嘲：我还是下不去手。后来，邹峰慢慢了解到，女孩说想要自杀，恐怕是因为以为只有自杀，才可以解决对未来的恐惧。——父母都是高知，只有她休学数年。关于未来，她已经没有别的答案可找。
　　在三年的心理援助经历中，邹峰感受到，病中的孩子急切地需要一个容许自己正常生活的环境。在现实世界，孩子们始终在寻找着那间屋子。然而，对很多孩子来说，那间屋子总是不知道在哪里。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感谢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为撰文提供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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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 | 石润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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