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寒花

　　少年抑郁症：躲在房间的孩子，敲不开门的父母
　　二三里客户端
　　2021-03-09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所有精神卫生疾患中，抑郁症是青少年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国内，9-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14.81%左右。但“青少年抑郁症”依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与讨论。和成人抑郁症患者不同，孩子们与社会连接微弱，难以有效求助，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痛苦隐没在学校和家庭的方寸之地，无声地蔓延。
　　对初一学生孟秀来说，等待考试排名，就像等待一场判决。
　　上学期，孟秀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名。一直以来，他就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也是最听话的孩子，老师喜欢他，爸爸妈妈也视他为骄傲。至于“学习压力”，那原本就平等地落在每个学生头上，不管怎样，他是第一名。
　　孟秀说不清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痛苦，这痛苦几乎侵入了他的每一寸。可他无论如何尝试倾诉，都只换来劝慰和鼓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压力，早已经越过了能够承受的极限，在学校里的每一天都是折磨。
　　孟秀就读于全市最好的初中，这所学校奉行应试教育：学生们每一天、一周、一个月都需要考试。而每逢考试，他就紧张得心跳加速、头晕，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自己写的答案全错。
　　说出那句“不想上学”，是孟秀最艰难的决定。那天是父亲的生日，也是妇女节，母亲买了蛋糕，炒了两个菜，想给儿子一个温馨的夜晚。孟秀放松下来，准备和父母讲讲心里话。他告诉父母，他很怕考试，这让他难受到无法上学了。他记得父母坐在自己的对面，他们哄着自己说：“你是学生，你的任务就是学习”。
　　那晚，自己的班主任也被父母请了过来，在老师的威严面前，除了点头，孟秀做不出其他动作。在他的理解里，班主任一条一条地列出上学的必要性，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更改的答案：孟秀必须上学。
　　“他们觉得一切似乎只是学习的问题，他们只在乎学习。”孟秀说。他觉得，家长和老师，其实根本没明白他的感受。
　　他们都觉得他是学习压力大，或者稍稍理解，他的压力比其他人都大，他们不懂，其实他根本就是在深渊里。
　　孟秀妈妈记得，初一开学不久，儿子几次在家里大哭，说心里烦得很。可每次发泄完压力，他又会默默地拿起书本，成绩从未下滑过。这让妈妈觉得很心疼，想方设法带他下馆子，看电影，唱KTV，“怎么也要帮他减轻点压力。”
　　可对孟秀来说，很多压力就是来自妈妈。
　　他随口说出一段回忆，小升初考试结束后，妈妈带着他逛商场，想让他放松。可不知怎么，妈妈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的家长已经晒出来孩子录取的喜报。他还没有，妈妈以为他没考中，在商场里面突然发火，当着人踢他：别人都考上了，为什么你没考上？你是不是都在假努力？
　　其实，他考了一个很优异的成绩，两千人中，他也在前几名。
　　第二天早上，孟秀走出房门，在沙发上静静地坐着。父母远远看着他，不敢吭声，似乎在等待他的决定。
　　一瞬间，这个14岁的男孩大哭着跑回房间，又从房间里走出来，告诉父母：“我上学去”。之后，他穿着拖鞋冲出家里，爬上六楼楼道的窗台上，想要往下跳。
　　妈妈死死抓住儿子，语无伦次地喊他，妈妈同意你休学了，你先休学吧。
　　孟秀的爸爸，冷眼站在一边，说出口的是嘲讽：他是故意的，就让他跳。
　　一直到后来，爸爸都没能理解，学生苦，哪个学生不苦，怎么偏偏自己的儿子遇到困难就往回缩。
　　两段生活，一段是白昼，一段是黑夜，一段充满希望，一段无边绝望。这其中是每一个抑郁症家长无法接受、耿耿于怀的落差。而切开两段生活的那个瞬间，听起来无比残酷，却总是那样平常地到来。
　　“他人即地狱”，这句话道出抑郁症患者最大的生存困境：误解和偏见。也正如伯顿所说：“所有这些疯狂皆源于我们自己，但最能使我们遭受重创的还是他人”，抑郁症患者的康复依赖于周围世界的温度。当抑郁症降落未成年人身上，一个孩子和他的父母都将面临少有人知的处境。
　　在我们接触的多个抑郁症患儿的家庭中，父母大都后悔不迭：为什么当初完全没有捕捉到孩子的求助信号？他们尝试描述一些模糊的“征兆”，却和“学业压力”、“青春叛逆”这些平常词汇搅杂在一起，无从分辨，无法拾起。
　　郭彤妈妈反复回忆的“那一天”，开始于一个从学校打到妈妈手机上的电话，老师说，郭彤在学校身体不舒服，让她来赶紧接女儿。老师边说着，女儿就自己拿过电话，亲口说：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
　　听到这句话时，郭彤妈妈正在开车，她把车停在了路边。从脚尖到手指，她突然不能动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兜头笼罩过来。
　　这个电话打过来的前两周，郭彤几次在家里哭闹，要求父母送自己去看心理咨询。
　　他们去了本市一所精神咨询诊所。走廊里，郭彤妈妈呆呆地坐着，听见一墙之隔的屋子里女儿大哭的声音，仿佛女儿在说，她想自杀。
　　中途，咨询师开门出去，女儿还在里边哭。咨询师告诉郭彤的父母，孩子情况危险，建议送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那天晚上，郭彤被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医生建议她住院六周。当时，郭彤的父母已经震惊得没了感觉，他们不了解什么是“重度抑郁”，但他们坚决无法接受孩子近两个月不上课——“天就塌了”。在他们对抑郁症模糊的了解里，封闭，远离人群，病只会越来越重，何况还有最重要的前途……最后，他们给孩子拿了一盒抗抑郁的药——“舍曲林”，哄着她休息两周，随后返校。
　　他们以为，或者说，他们祈祷着，在药物和同学陪伴的帮助下，女儿会好起来。
　　却终于，才刚刚返校，女儿在电话里告诉她，真的坚持不了了。
　　郭彤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看着女儿那样绝望的样子，她就明白了，女儿说的是真的。
　　郭彤回了家。
　　陪伴女儿的日子里，郭彤妈妈一直在想为什么走到这一天。不是没有线索，每一个画面却在事后才清晰起来：女儿一直抗拒上学。上初二以后，女儿曾在穿过马路时，说出自己不想上学的愿望。望着马路对面的校门口，郭彤妈妈一口回绝。女儿眼圈变红了，却不再回嘴。
　　随后，哪怕本该休闲放松的事情，女儿也似乎失去了积极性。比如，女儿原来十分期待每个周末的羽毛球课。可后来有几次，临上课前，她帮郭彤梳起辫子时，女儿的表情就会无端变得失落，央求自己取消羽毛球课。郭彤妈妈气恼，摸不着头脑，但也顺着女儿。她劝自己说，这个年龄的女儿青春叛逆，心里藏事，父母应当尊重，给空间，不多问。
　　郭彤的诊断结果显示，拖延至重度抑郁，那种痛苦早已越过这个孩子的身心极限。她就这样沉默着坚持了很久，她发出的每一个信号，爸爸妈妈都没接收到。
　　想到这一点，郭彤的妈妈总会心如刀绞。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感谢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为撰文提供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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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 | 石润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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