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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段“第一”的情结,我也不例外,更因为我的入队恰巧赶在第一批,就认为自己站在了同龄人的第一军团。小学升初中的经历给这个信念一些打击,而身处“大拨儿轰”的明志入学分数最高的位子,又为这信念注入了强化剂,在这样的学校,我当然要第一批入团,我不是第一批谁是第一批?当时我的“一般等价物说”已在头脑中具有雏形,所以更对这一想法深信不疑。
“第一”往往要比此后的“第二”“第三”直至“第N”享受更多优待,这多半出于人们天生对“第一”的偏好——筵席的第一筷,敬酒的第一杯,比赛的第一名,及至处女的第一次,悉同此理。再譬如第一批入队入团入党,时间多选“六一”“五四”“七一”,觅一处山清水秀之所,连带春游秋游,若此地有座名碑则更妙,领导讲话便可借题发挥:“今天,天高云淡,某某纪念碑下庄严肃穆,我们在这里如何如何……”日后,光荣的“第一批”们笔下更不乏此类文字:“每当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便会想起当年在某某纪念碑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
入队的“第一批”是在小学一年级的六月一日傍晚,虽无天高云淡和秀水青山,但是也有一场颇为热闹的篝火晚会,对于这场晚会,新队员戴上红领巾不过是开场戏;但对于我以及其他“第一批”的同龄人而言,晚会是为自己这样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悬挂起来的纷繁华丽的背景幕布。
母亲用照片记录下那天晚上的若干时刻,她最为得意的一幅作品是一个高年级的女孩子为我系上红领巾,镜头在我对面,摄下我初次戴上“红旗一角”时的表情——“特别做作!”母亲总这样评价我——西边的晚霞映在我右半边脸上,我却对照片上那姑娘白皙的后颈和小巧的耳朵印象更深,尽管当时根本无心顾及她的模样。
学校要求每个人必须穿着白汗衫、蓝裤子、白球鞋,头上还必得戴上一顶有灯泡会发亮的头饰,用《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上的话讲:“每名学生的家长必须用硬纸画出卡通图案,安装灯泡、电池。当篝火燃起,每位同学头上闪耀的灯光,将在操场上汇成一片繁星的海洋,歌声、舞声、欢笑声,把晚会推向高潮。”母亲给我一顶“马丁灯”交差,那是由当时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衍生出来的玩具。心怀忐忑的我走进操场后不久就打消了顾虑,邻班有人居然带着一顶矿灯,成为“繁星的海洋”中最为熠熠生辉的一颗。后来吴霏谈起当晚,居然说那个戴矿灯的正是他,灯是向当矿工的亲戚借来的。可惜所有的照片里也找不到那盏矿灯,此事终不可考;纵然找到,那大盔比孩子的脑袋大了三圈,扣在头上遮目挡脸,恐怕也难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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