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945，海茵莉凯的信

　　第一百二十六封信

　　亲爱的鲁道夫：
　　马克西米利安在信中说：“提尔比茨是一艘命运多舛的舰船——她的强大吸引了太多敌人的目光。”北方的泥泞海岸上，父亲还在拼命的工作。下水并不代表万事大吉。战争的险恶在于，它的到来并不会像工作时间一样约定俗成。明天的我只会比今天更讶异——我哪里会知道，那趟回到柏林的旅途中，我与海德堡的羁绊就已经结束了。
　　康复后，我成了这所医院的一名护士。一直以来，我想我都弄错了一点：在这个国家，“忠诚”是高于“自由”的。抛开个人的价值取向不谈，这样的选择会让我好过一些，不至于悲惨的死在监狱中。
　　每天我都能见到许多不幸的人。先天性残缺的婴儿，被肺病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纺织女工，骑车摔断腿的邮递员。还有，前线受伤的军人。
　　事实上，踏入医院的大部分人，最终都没能活着走出大门。士兵们满脸是泥，有的甚至连失掉的手臂也找不到了。还有的受了伤，感染了炭疽，不得不截肢。哭泣声，呻吟声，诅咒声充满病房，夹杂着从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带回的腐败气息。
　　我并非厌弃战争，战争是一定会发生的。灾难像花朵一样，吸收尸体的养分成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今天天晴，我在河边，倾倒了死去士兵们的骨灰。

　　你的海茵莉凯

　　第一百二十七封信

　　亲爱的鲁道夫：

　　有人叫我“玛莲娜”，有人叫我“安”，有人叫我“赫尔佳”。每当我给处在死亡边缘的伤兵注册吗啡后，总会收获这样几个不属于我的名字——我倒是不会发怒，这群可怜人只要还能说的出话，都是上帝的恩典。要是谁突然不再呻吟，我就要去检查他是否没了呼吸。
　　我的护士裙每天都沾满了鲜血，呕吐物，脓液，奔跑着穿过狭窄的病房过道，与死神争分夺秒。多少次我与医生刚刚赶到时，伤者就咽了气。这样的场景总是让我感到难过——我们的动作太迟了，连努力的机会也没有。
　　与瘟疫和枪伤做斗争，这是离你很远的第二个战场。幸而真正的战火还未烧到柏林，我们没有什么性命之忧。母亲差遣女佣给我送饭，我说：“别来了。这不是活人应当来的地方。”马克西米利安写信过来：“再有休假的话，我会去看你。不去达勒姆了，直接去医院。”
　　工作使我不能带首饰了，我打算将它们拿去当铺。

　　你的海茵莉凯

　　第一百二十八封信

　　亲爱的鲁道夫：

　　今天，有一位病人自杀了。
　　战前他是一名车间里的工人，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从市区到郊外工作。后来他被编入随军后勤，负责修理坦克，搬运战争物资之类的杂活。转移阵地时被从天而降的炮弹炸断了一条腿。
　　他不是军官，没有那么好的医疗待遇。药物和治疗勉强能维持着他不死。不换药的时候，他会扶着拐杖，挪到窗边的椅子上看书。和他同等伤势的人，一般都会忍不住大喊大叫，他没有。
　　没有亲人来探望他。我在给他的伤口重新包扎时，鼓起勇气问：“您的家人在哪里？”
　　他告诉我，他的家在柏林东边，那里住着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也许当局并没有来得及将他受伤的消息传达给他的家人。我愿意去他的住址，通知一下他的妻子。他非常高兴，将一个军绿色的布包给了我——里面的钱不多，是他积攒下来的军饷。
　　下班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离目的地越来越近，周遭的景色渐渐变得破败，道路也泥泞不堪，司机不断的问：“小姐，您是不是弄错了地址？”我一再的向他保证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出租车在一处幽暗的巷子前停了下来，我付了车钱，下来后被煤烟的味道呛得眼泪直流。按照病人给我的地址，我敲开了门：开门的大概是这家的女主人，身后站着——另一个男人。
　　我说：“S先生已经回到柏林，他断了一条腿，正在住院，希望您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看他。”
　　事实上，打开门后我就明白了一切，将话带给这“和谐的四口之家”之后，我的任务就已经完成。然而，我没有将我的病人托付给我的那份沾着火药和鲜血的补贴交给他们。
　　翌日，我把那粗糙的布包交回了病人的手中。他的眼神中闪过了什么东西，却还是对我说：“谢谢您，护士小姐。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
　　当我再次冲进病房时，床位空了，上面放着布包，窗户敞开，他平日里爱坐的椅子静静的伫立在那里。
　　楼下有人在清理他尸体留下的血迹。我将那带着线头的布包（里面只有几张发皱的帝国马克），放回了他的衣袋里。他会静静的躺在地下室，和其他刚刚离开不久的病人一样，黄昏时分，一把火烧尽。
　　我似乎体会到大洪水之前，上帝对人的那种抱憾。人是脆弱的，又是不知悔改的。

　　你的海茵莉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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