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纪

　　后来才知道，“付哥”并没有食言，“付哥”把所有的款项都打到了蓝蝴蝶的帐上，那笔钱是蓝蝴蝶独吞了！我气不打一处来，当下找到蓝蝴蝶。按照协议，在这笔总数为二十五块的款项里，除去送礼时借蓝蝴蝶的，我可以得到两万块。
　　蓝蝴蝶像只困在铁笼里的野兽，对着我就是一阵狂吼：
　　“付哥那里我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说，我哪管得你那么多，你请他吃酒请他K歌跟他睡，我都管不着，那是你的手段，你已经吃得太多了。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二十五万里面，我只要回属于我的两万块。
　　“没有！”这只蝴蝶回答得相当干脆！
　　“为什么？”我大声吼叫。
　　“你失约在先！”蝴蝶说。
　　“拿出证据来！”我说。
　　“发明家那里，你吃了我多少？”蓝蝴蝶说，“他一共花了一万块，可我只得了三千！你以为我不知道？”
　　这娘们还真厉害！
　　“所以，我们之间已不存在什么协议不协议！”蓝蝴蝶越说越生气。
　　我算了一下，后来蒋发明给了我五千，算到这只蝴蝶名下是三千。“那减三千，给我一万七怎么样？”
　　“没门！”蓝蝴蝶大声地喝斥着。
　　我想，今天是休想从这娘们手里拿到一分钱了，钱到了这娘们手里，就是她亲爹也休想拿走一分，告她吧，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因为这钱实在来得不怎么光明正大。
　　忍吧！
　　但我还是不甘心，我决定采取攻心计，对这只蝴蝶实施情感教育，若能感化，发了恻隐之心，象征性地给我一点，也未可知。
　　“我辛辛苦苦忙活了几个月，你怎么说也得给我点生活费吧！”我说。
　　“快给我滚开，一分也没有！”蓝蝴蝶气得脖子都变粗了。
　　我顿时明白了，我只不过是蓝蝴蝶放出的一只鱼鹰，帮她抓到鱼之后，连小虾米都不喂一口。我甚至怀疑“付哥”与这娘们贯通一气，那二十五万是公款，付哥原本就是打算给蓝蝴蝶的。这人特滑，拿我做幌子，把这钱洗白。
　　“付哥”只是抓了我这个壮丁充当炮灰！
　　“那我不是白干了？”我突然愤怒了。
　　“没我，你能骗到蒋发明的那一万块嘛？蒋发明要是找别的写，最多只要花五百！”蓝蝴蝶说。
　　我明白了，就是那一万块，也只是发明家垂涎于这只蝴蝶，而故意放的诱饵！看来，没有这只蝴蝶，我就真的那一万块也赚不到！
　　这活计再也不干了！
　　口袋渐空，房东催租的口气比黄世仁还要硬。我必须想办法了！
　　我想到了去工厂。去工厂尽管收入少，但是稳定。老家每年都有一大拔的人南下进厂，好些人靠工资修了房子。
　　一想到房子，我就潸然泪下，自己老大不小了，连个住的窝都没有！再不诚实点，还像浮萍一样到处漂，我的明天在哪里？
　　深圳是“世界工厂”，在这里找份事做应该不难。难的是像我这样一个包里兜着张硕士文凭的打工仔。
　　这活得到关外去找，关外聚集着众多的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那里，也聚集着农村打工者的微薄而切实的梦想。
　　坐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终于来到了关外。
　　一下车，就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倒不是因为累的，而是这里的空气实在太新鲜了！青山绿水，流水叮咚，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的童话王国！
　　在青山绿水的脚下，就是密密麻麻的厂区了。
　　这里遍地都是公司。一栋栋的厂房错落有致，堆放得比小孩的积木还要整齐。
　　满街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穿着款式雷同的工装，胸前别着五颜六色的工牌，满脸的疲惫写在脸上，一副似醒未醒的样子。
　　这些年轻人的朝气和个性都哪里去啦？
　　改革开放后，这里的村民个个洗脚上岸，很多人连庄稼都不认识了。他们纷纷成立了股份合作公司，盖厂房并出租给企业主是当地人的生财之道。那些雄纠纠走在大街上的，别看土里土气的，只要操的是一口本地话，哪一个都是腰缠千万甚至亿万的大富翁！
　　大街上随处可见招工广告，我在一则硕大无朋的歪歪扭扭的字迹下停下了脚步。
　　这条广告上声称要招收“临时女普工800名、临时男普工200名”！
　　我一踏进工厂大门就被堵住了。一个戴眼镜的黑脸保安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四川人。
　　“眼镜”二话没说就叫我出去。
　　我大声地说：“我是来应聘的，还没进门你就让我出去，你是存心让工厂破产？”
　　眼镜粗声大气地说：“我就是负责招聘的。你没有必要再往里面走了！”
　　“为什么见四川人就撵？”我大声地喊叫：“四川人和深圳人有仇啊？”
　　“眼镜”对我一阵咆哮：“滚出去！四川人早就招满了！”
　　我很快明白过来：这眼镜是怕四川人太多，拉帮结派，怕这些人找他的主子涨工资哩。
　　找工作的人和在工厂里操机器的一样多。我一连走了七八个工业区，不断遇到找工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初次来深圳，有的辞工了急着找下家，有的不满意现在的工作，趁着中午出来找后路。
　　累了就在路边休息一下。这样走走停停，不断和刚认识的人说再见，拐弯又能遇到新伙伴。
　　快下班的时间，我应聘到了一家生产数据线的公司。
　　我一落坐，一个矮矮的“冬瓜”迫不及待地瞧了瞧我的简历。
　　他一目十行的瞟了一眼，马上发出一声尖叫。然后，他拔通了一个电话。
　　很快，两个保安模样的人冲了进来。
　　“神经病啊，快给我赶出去！”“冬瓜”发出歇斯底里的一阵呼喊。
　　还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两个牛高马大的保安拉开架式，架着我就往外面走。
　　“你们这是干什么？小心我告你们！”我大声地呼喊。
　　“神经病啊……硕士应聘普工！”“冬瓜”声嘶力竭地叫着，气都喘不匀了。
　　“快……快……快轰出去啊，小心这小子搞破坏！”
　　一个经理模样的人也跟着大叫！
　　被赶出大门后，我一头钻进路边的打字店里，让小姐在简历上改了两个字。
　　就这样，我摇身一变，“学历”一项由“硕士”变成了“高中”！
　　学历一改，底气倍增！
　　下午，在万丰工业区，我终于应聘到了一家生产充电器的企业。就差迁“用工协议”了，老板猛然发现我的身份证有问题，又把我轰了出去！
　　那是我的一代身份证，字迹模糊，早已破旧不堪。
　　这事不难。我立马就到对面的大树下办了一个闪闪发亮的身份证。外加一个健康证，一共只花了40块，半个小时就搞定了。揣在手里，我连连惊叹这里的“深圳速度”！
　　有了□□和健康证。我信心大增。
　　然而，这个做工质量“考究”的□□，还是没能糊弄住阅人无数的老板。我又一次被赶了出来。
　　只好打道回府，先休整好再说。
　　第二天中午，我目睹了一场街头“血战”。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林荫大道下，3个年轻工人因为电动车刮蹭，先是恶语相向，很快就扭打在一起。
　　一个青年抄起电动车的链子锁就朝另一人的头上猛抽，伤者顿时血流如注，打斗戛然而止。
　　围观的人很多，其中还有好几个穿着保安和巡逻制服的人，但无人上去制止。打人青年骑车面无表情地离开，被打者抱着头以仇恨和怨毒的神态目送他们。
　　我许久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了，等反应过来想打110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想起来要打120的时候，被打者也走了，地上只留下一摊血。
　　这些青年工人心中大概都有压抑与愤懑，一有机会，就极端地宣泄出来，我马上想到富士康蔚为壮观的“N+1”连跳，这种血腥的打斗不也是压抑的体现吗？”
　　下午在一个玩具厂，保安问我“月薪800，压下三个月工资，不包吃住，干不干？”
　　我说：“老兄，别开玩笑了，这么差的条件，有人愿意来吗？”
　　保安答：“下午还招了两个男工呢，实在没钱吃饭了，啥活也得干。”
　　大街上的招聘广告大多是职业介绍中心贴出来的，需要交介绍费。一位好心的保安大哥专门告诫我，街边那些待遇诱人的广告全部是骗人的。
　　天黑了，我游荡到了黄埔村的一个工业区，到门卫室问保安招不招人，保安打了个电话之后说“明天来上班吧”。
　　刚好旁边有一个工友来辞工，我询问了一下这个厂的情况：工厂有300人左右，每天上班12小时，两班倒，每月休息2到4天，压15天工资，加班费6元/小时，不管吃，住宿要交住宿费。
　　上班第一天，我被指派跟着一位工友实习。闲聊时，得知这位吊儿郎当、无精打采的“仁弟”是河南濮阳人，站着上班都能打瞌睡，胡子长了也不理，填张单子都会搞得很脏。
　　两人慢慢熟悉了，我就问他，“老弟，为什么那么困啊？”对方回答，晚上通宵打游戏去了。
　　“传奇”是这里的男工特别喜爱的一款网游，他们在业余时间常常流连于魔幻世界里厮杀、砍人、升级。他们也邀我同去打怪，我说游戏里的怪怪没意思，如果是大街上的怪，我肯定第一个冲在最前面。
　　后来，这位“传奇”爱好者做坏了5万米的电线，这5万米大概值1万多块钱，算下来相当于这位“仁弟”一年多的工资。
　　隔壁生产线上有个嚼槟榔的湖南人，他是厂里的“元老”，已经干了差不多3个月了，干活的时候喜欢大嗓门地说脏话。
　　但他的声音总是被轰鸣的机器声吞没。二楼的工种必须在强烈的机器噪音下工作，工人们没有耳塞，我曾在二楼帮过两天忙，呆上半个小时就被闹得心慌头疼，只能找点卫生纸把耳朵堵上。
　　不过有了机器声的掩护，我倒是可以在无聊时和工人们一起大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了。
　　工人们每天工作12小时，白班夜班两班倒。白班是早上7:30到晚上7:30，中午、晚饭各半个小时。工厂里没有食堂，工业区门口的小餐馆里每天中午都会有大量工人吃“战斗饭”，服务员推着餐车到处走，想要什么菜自取，每顿饭要花4~5元。饭后工人们会掐着时间坐在厂门口抽支烟，半小时一到就必须立刻回去。
　　宿舍每间住8人，大小跟学生宿舍差不多，却没大学宿舍那么拥挤——每个工人的行李几乎用一只手提箱就可以装下，空间自然显得大。
　　晚上7点，收工的工友回到宿舍。有人洗去满身硅胶烟雾留下的怪味，打扮得光鲜亮丽出去和女友约会。这些年轻人，每月1200块钱的工资差不多有1/3是花在服装上的。还有的会三五成群去打台球或者联机“砍人”去，剩下我一个人望着天花板发呆。
　　有时候，我会跟上夜班的一位瘦高的保安碰上面，看上去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这位仁兄，白天一般不见阳光，偷偷躲在宿舍研究码报，是个典型的老□□民。曾经有段时间，有传言说□□中奖号码会在动画片《天线宝宝》里透露出来，他就天天疯狂追着看，熬得眼睛通红通红的，活像两个红灯笼。
　　上班第五天，保安拿了一大堆的合同书让我签。
　　服务承诺书的内容大概是“我自愿……我接受……我同意……我不追究公司……我不会起诉……”等等。而“加班申请”则是“本人因家庭困难，自即日起至离职日止，愿意申请法定正常工作外的所有加班，此申请纯属个人意愿”，并承诺“决不因加班时间与报酬等问题向上级提出对XX公司的任何投诉民诉请求，望上级领导批准。”此外，工厂还要求我签了“因本人家庭困难”而申请不购买社会保险的申请。
　　签完字，摁上红手印，我颇有“卖身”之感。要求保留一份劳动合同，保安说公司还没有盖章，“你拿着也没用”。
　　其实，这些申请和条款在深圳的每间工厂都存在，这是工厂规避劳动法的手段。
　　刚进车间的时候，学文出身的我一摸到机器像孙猴子摸到了金箍棒，特别的兴奋。可是没过两天，我就开始琢磨如何技术性地把这些机器搞废掉！
　　一站就是12个小时，除了中午在厂门口抽烟时能坐一下。厂房里到处都有摄像头，如果被领导发现，就会被叼，听说三层的车间里，工人每天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都有限制！
　　“叼”是当地的特色文化，是个专门用来骂人的字眼，我只用了不到半天，就用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顺溜了。
　　搞废机器的“灵感”来自嚼槟榔的湖南人，这位仁弟在网上得到一个信息：工人用小刷子搅一搅自动化传感器，生产线就会瘫痪，等待检修人员恢复设备的过程，就是工人们喘口粗气的时间。
　　但这个工厂的机器却交不具备如此“优良的性能”。不仅如此，我甚至还期待设备能一直运转正常：如果机器断线，就意味着要把卧式炉打开重新走线，350摄氏度的热浪会在炉盖打开的一刹那袭来，胡子都能烤焦。如果火苗溅落，就要在0.01秒内迅速灭火。我在车间里第一次使用了灭火器，却喷了自己一头干粉。
　　半个月后，我再也受不了了，决定辞工。
　　哪知，工友们都一个劲地劝我：“辞工？进了这个门你就不要去想了！”
　　总结工友的观点，有“知足论”－－－“干活就要踏实，这个厂的条件还算不错，原来一个人要看两三条线不也是这么多工资？”有“江湖水深论”－－－有个工友要辞工，厂里不允许，还不让他往外拿行李，他只能进来一次穿两件衣服。还有讨要工资被打断腿的。
　　有支招的：如果不想干，干脆直接卷铺盖走人，别想要工资。还有打赌的：嚼槟榔的湖南人用一个月的工资赌我辞不了工更拿不到钱。
　　我搬出劳动法，遭到工人的鄙夷。最终，我力排众议，提着硕士证和一大堆的荣誉证，直接找到工厂的“老总”，老总对我端详了老半天，见我戴着眼镜，浑身上下书卷气，哪一点都不象是做普工的，怀疑我是有关部门派来的“间谍”，做了让步。
　　结果，我“一个人的战斗”以“部分胜利”告终。应拿工资1000余元，但因被记了3天“旷工”，只拿到工资846元，扣除这期间往返市区车费200元，办理假证40元，上网费用200元，生活费400元，这一个月，我挣了六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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