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救亡录

　　按公孙诲所讲述的来龙去脉，事情应当要从东洲212年九月初，时任右佥都御史崔浩的意外身亡说起……

　　当时裴谢二人都已远走不在朝内，他们俩留下来的几个门生弟子，便成了“裴派”“谢党”两方推到台前的旗帜和靶子，平日里一举一动都颇受瞩目。

　　因此，当谢林甫的门生弟子崔浩，在雒阳的首阳山上游玩，却失足跌落山崖身死的消息传入京城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无人相信这只是单纯的意外事故。

　　紧接着，崔浩的葬礼结束后没多久，又发生了谢林甫的门生弟子，崔浩的至交好友和督察院的同僚，褚世诚，忽然因郁证而自尽身亡的事情。

　　“谢党”这边一下子损失了两面旗帜，自然不可能善罢甘休，立即将矛头指向了“裴派”，认为是有人暗中谋害了两人。

　　因为褚世诚和崔浩两人彼时都在督察院任职，一位是左佥都御史，一位是右佥都御史，主掌监察内外百官，查有不法，则据实弹劾……因此必定是崔浩和褚世诚查到了“裴派”官员有不法行径，正要举发，才被狗急跳墙的某些人暗害身亡。

　　“裴派”众人当然不可能承认，为了自证清白，虽然崔褚两家并未上报疑案，刑部、大理寺、督察院等部衙中的“裴派”官员也都在明里暗里调查二人身死真相，但终究没有查出所谓“幕后真凶”。

　　崔浩为人嫉恶如仇，任职御史期间，的确无意中开罪了不少人，但他之所以为右佥都御史，整日跑到东洲各地监察地方官员，正是因为他热衷于游山玩水，对名山大川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失足跌落山崖有他自家的僮仆为证，并没有什么疑点，崔氏一族也没有提出异议。

　　而褚世诚的自尽身亡，就更不必多说了，据说是他幼子亲眼目睹褚世诚用刀割开了自己的喉管，根本来不及救治，忠国公褚弼当时找来了几乎全京城的名医，也未能起死回生。

　　但当“裴派”官员交出这样的答复后，“谢党”官员却始终无法接受，认为“裴派”众人有偏私之嫌，并未尽心尽力调查，而裴荆的门生弟子，大理寺主官庄榷和刑部左侍郎谭则章，更成了“谢党”众人各种找茬弹劾的重点人物……

　　最终，是“谢党”中隐隐被视为第二代领袖的谢林甫之子，时任吏部左侍郎兼内阁次辅的谢钧儒，费心费力居间调停，才将“谢党”官员强烈不满的情绪按了下去。

　　但……没过多久，这股被压抑的情绪便以更猛烈的反弹爆发了出来。

　　就在崔浩、褚世诚出事后没多久，东洲212年十月初，裴荆的门生弟子，时任工部左侍郎的季同尘，便被人举发写“反诗”，有公然谋逆之嫌疑。

　　据说当时是有一封匿名信被投递到了通政司。通政司，掌内外章奏、臣民密封申诉之件，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呈状以闻，无不立达御前。

　　通政司一向是不受理匿名举发的，但毕竟是写“反诗”这样有谋逆嫌疑的大案，通政司使不敢擅专，就第一时间就呈递到了内阁。

　　本来，“裴派谢党”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这种互相抓小辫子匿名瞎举报的事情数不胜数，内阁按例原路驳回就行了，但却不知为何，偏偏就是这封举发信，却如漏网之鱼一般，夹在一摞奏疏里被一并呈送到了司礼监。

　　当时，皇帝司马焱已经倦于朝政专心修玄，日常奏疏一概由司礼监代为批红答复，非大事不必报到御前。

　　但司礼监一见竟有人写“反诗”，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立马将那封举发信原模原样呈递给了皇帝，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诗案”。

　　关于举发信被呈递到司礼监的问题，后来据朝中有名的“闲君子”李贺归的说法，谢钧儒曾私下跟他提及，自己从未在各部衙上呈到内阁的奏疏中见过那封举发信，根本不清楚是怎么夹在奏疏中呈递到了司礼监的……但对于“裴派”众人而言，这种说法无疑是狡辩。

　　前任内阁首辅裴荆出走后，内阁成员刚开始仍以“裴派”官员为主，其中唯二的“谢党”官员，就是内阁次辅谢钧儒，以及内阁大学士赵由典……

　　难道“裴派”官员还会故意害自己人不成？只有谢赵两人有动机。

　　而其中作为被“谢党”众人推为党首的谢钧儒，自然嫌疑最大。

　　面对朝中“裴派”官员们公开及私下的指责，谢钧儒百口莫辩。

　　关键时刻，还是赵由典顶了上来，称是自己不小心将信放了进去，才堪堪解救了快被众人唾沫星子淹没了的谢钧儒，但赵由典也因此被“裴派”官员们戳了近十年的脊梁骨……真相到底为何，时至今日，仍旧扑朔迷离。

　　说回来，那封举发信被当今圣上看到之后，立即责令严查，于是工部左侍郎季同尘当天就以谋逆嫌疑人的身份，被北镇抚司紧急逮捕到诏狱受审，随后锦衣卫就到季府进行全方位搜查，并以极快的速度找到了季同尘的众多诗稿文集，效率之高，满朝皆惊。

　　谭则章最先提出异议，不经刑部立案出具驾帖，锦衣卫怎可随意上门抓人搜物？这不符合程序。

　　而司礼监对此的回复只有三个字：“已有旨。”

　　然后，锦衣卫就继续在季府各处搜查，寻找举发信中提到的那首叫《变朝》的反诗，而另一边，司礼监则将季同尘的众多诗稿文集，尤其那部因裴荆和季同尘共著而颇有盛名的《寒水集》，誊抄数份下发到各部衙，令百官一一检核，查证其中有无“谋逆”嫌疑。

　　由此引发了“反诗案”中最高-潮的部分。

　　众所周知，裴荆自己精于写诗，而他的门下弟子季同尘也颇有才情，二人不仅各有代表作，且常与身边的诗友们作诗对答，往复唱和，留下了不少诗篇佳作，大都编进了《寒水集》里，早于东洲士林间广为流传，颇受赞誉……而与二人唱和诗作的诗友们，恰恰大部分都是“裴派”的官员们。

　　可如今《寒水集》却被作为检核“谋逆”嫌疑的重点……这一下，等于把刀磨好了直接递到了“谢党”众人手里。

　　此时正值崔褚二人刚出事不久，本就一肚子恼恨的“谢党”官员们又岂会放过这送上门来的好机会？

　　于是，不管以前如何，一夜之间，“谢党”官员们都突然对诗词研究大起兴致，纷纷从《寒水集》的字缝里寻找蛛丝马迹。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季同尘在某地写的某诗中的某句话有隐喻，明显是在“对朝廷某政策发牢骚”，再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裴派”某人与季同尘唱和的某首诗，某句话诡谲暧昧难以解释，也有“对圣上不满，大逆不道”的嫌疑……

　　更甚者，还有个大聪明干脆一把火烧到了裴荆的身上，直指当年那首文辞瑰丽、精妙绝伦的《望鹤归》中，某句话如果从某角度解释，分明也是在含沙射影，讥讪朝廷，属于大不敬——

　　昔年在东洲朝堂上把权乱政的“阎大将军”若有缘听到这位神人的话，怕不是能气得从棺材里活过来，你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总之，“谢党”众人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从《寒水集》里摘出许多句子进行曲解，一封封“查实有据”的奏折雪片般递上来，到后来甚至直接开列了《谋逆名单》，恨不得借此机会把朝中“裴派”官员一网打尽，统统安上个“谋逆”大罪……

　　而“裴派”众人也没有坐以待毙，立即以牙还牙，纷纷写匿名举发信投递到通政司，直指“谢党”某些人才真正写了“反诗”，附上各种“确凿证据”，并也出具了一份《谋逆名单》。

　　当时，京城各大书肆报房的诗篇集作卖得十分火爆，几乎有洛阳纸贵的现象。

　　与此同时，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刘保的授意下，镇抚司开始根据两方派系出具的所谓“谋逆名单”，派出锦衣卫到处抓人讯问……

　　事情越来越离谱，眼看就要发展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字狱，还是谢钧儒站了出来。

　　他一方面与时任内阁首辅夏旸，联手把双方互相攻讦的所有“举发”“查实”相关的奏疏一一弹压封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与司礼监刘保等人的反复磋商，终于将“反诗案”的审理查证一事，从镇抚司手里接了过来，转由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进行三司会审。

　　随后在谭则章、庄榷等人的多方努力下，问题终于回归到最初的起点，到底季同尘有没有写过一首叫《变朝》的“反诗”？

　　当事人矢口否认，已刊发的《寒水集》和他未刊发的诗稿中也没有这首诗，锦衣卫也并未在季府搜到其他诗稿，看起来真相已然很清晰，似乎只是有人蓄意诬陷。但紧接着，事情却又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刑部在对季同尘所在工部部衙的办公场所进行例行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些之前锦衣卫并未搜到的，遗落在季同尘案桌底下的零散文章，其中恰好有一篇名叫《变朝》的诗稿，经字迹比对，的确像是季同尘的亲笔所作。

　　而更关键的是，这首题名《变朝》的诗作，无论谁人来看，都的确有较重的谋逆嫌疑。

　　变朝

　　江山变化无常席，

　　圣朝推迁有寸心。

　　莫向尊前谈往事，

　　又是东篱一段奇。

　　三司只得对季同尘再次进行审理，而季同尘也再次否认，称并不知道那首《变朝》从何而来。

　　由于季同尘官声颇有清誉，朝中人缘一向很不错，便有许多“裴派”官员上疏为其分辩，称模仿笔迹并非难事，那首诗绝对是有人栽赃嫁祸，不能就此定罪，而另一方的部分“谢党”官员则上疏称“罪证确凿”，即使他说没写，空口无凭，也无法证实其清白……双方由此陷入了拉锯战。

　　此时，由于没有其他的佐证，最难的就是负责查办审理此案的庄榷、谭则章等人，他们只得一方面继续调查那封举发信的来源，一方面拖延时间，等待事情有所转机。

　　而转机很快就来了，只不过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一个。

　　就在众人皆为此案焦头烂额之际，季同尘的众下属中，一个叫张经的六品工部主事，在与同僚聚餐饮酒的时候，醉意醺然中不小心说脱了嘴，称他亲眼看见季同尘在自己工案前写下了那首叫《变朝》的反诗……

　　此事很快流传开来，三司便把那个叫张经的主事叫来堂审，那个年轻官员一进公堂就吓瘫了，无论怎么审，都不肯承认自己曾说过这话。

　　但是，他虽然不承认，却有许多当时在场的同僚帮他承认，逼不得已之下，只得点头改口。

　　据说，和季同尘在公堂之上对质时，那个叫张经的年轻人涕泗横流，不停地朝自己脸上扇巴掌，说对不起季大人，自己没能保守住他的秘密……

　　而此前在诏狱中已受尽酷刑折磨，“裳上脓血如染”的季同尘只是冷冷地看着他，道：“满口谎言。”

　　人证物证俱在，坐实了季同尘写反诗的“谋逆罪”，纵然刑部、大理寺和督察院都没有就此结案，但是案情迟迟没有新的进展，证人也未再改口，在“谢党”官员们的口诛笔伐，与司礼监“圣上反复垂询”的施压中，三法司只得在东洲212年十一月下旬，将审理结果据实上报。

　　东洲212年十二月，季同尘以“谋大逆”论罪，被判凌迟极刑，族皆弃市。

　　传闻当时的主审官，素有贤名的刑部老尚书盛陶，见其幼弟季时行年仅十六，便让他在口供中减少一岁，这样按当朝惯例就可免死充军，其幼弟季时行却悲伤道：“父兄俱死，何堪独生。”终究未改口供，随全家一起赴难了。

　　不过传闻只是传闻，盛老尚书并未承认有过此事。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反诗案”了。

　　在这桩案件中，最惹世人非议的，就是彻底暴露了“裴派谢党”的党争之激烈，于是才有了“东洲朝堂上站着的不是‘裴派’，就是‘谢党’……”这样广为人知的说法，而在一部分熟知内情的朝廷官员口中，则还有“崔褚出事季遭殃，两败俱伤”一说。

　　或许双方也因此事有所警醒，之后便不再以“裴派”“谢党”自居或他称，但毕竟派系之争还在，没多久就又在互相针对谩骂中衍化出了“实务派”（又称“浊浪派”、“权臣派”）、“清流派”（又称“虚名派”），再加上董谧刘保等人的“奸党”三类派别……从此拉开了更复杂的三方对立局面。

　　“‘崔褚出事季遭殃’，可不是两败俱伤嘛……”庄修明坐正了身子，皱着脸道：“这样说来，季同尘是被冤枉的可能性很大啊！”

　　“我也觉得是冤案……那首《变朝》用词浅薄，季同尘的诗作我都看过，根本不是一个风格。”公孙诲不免叹了口气。

　　“季同尘这样冤死，梁祭酒一定很伤心吧……那部《寒水集》我也看过，季同尘的唱和诗作里，跟梁祭酒的唱和作是最多的。”

　　林晏叹了声，然后眨了下眼，恍然道：“哦，难道这就是祭酒八年前离开东洲的原因？”

　　“嗯，八九不离十。”公孙诲点了点头，肯定了他的猜测，“听说祭酒就是在季同尘被凌迟一个月后，第二年年初离开的东洲。”

　　一旁的庄修明则陷入了沉思，原来季同尘是老爹的同门，怪不得那时候，老爹看起来心情很不好，整日里愁眉苦脸。

　　而庄榷从未提及梁秋志的原因似乎也找到了，一方面是梁秋志已离开了东洲，另一方面，恐怕更多的是因为愧疚吧。

　　梁秋志或许曾拜托过庄榷尽力营救同门好友，但作为当年“反诗案”的主审官之一，庄榷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季同尘被冤枉获罪，被凌迟处死，还株连了全族，他心里一定非常内疚自责，所以自那以后，才有了“不如辞官回老家算了……”的消沉意志。好在后来有裴荆的那封信，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不过老爹还是好惨啊，以后还是少惹他生气吧……大孝子庄修明想到这里，跟自己点了个头。

　　“哎呀，再不走馔堂要没饭吃啦！”

　　庄修明突然抓起自己的提盒，一蹦三尺高，公孙诲被他的一惊一乍吓了一跳，但想到确实在这里耽搁了太久，也赶紧站起身，又叫上林晏，三个人如急火流星般地从大讲堂里跑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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