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行路

　　旌旗映日彩云飞

　　贞观十七年二月，春寒之中，唐太宗建造了一座名字美丽的小楼，叫凌烟阁。
　　阁内悬挂着阎立本描摹的二十四幅真人大小的画像，引得戎马一生的“天可汗”常来缅怀凭吊。图中所画的，正是李唐王朝的奠基者们；而其中有十二人，都是以军功登上此阁的。
　　帝王尊敬，青史留名，建功立业，不虚此生——这些耀眼光环，都出自一个地方：沙场。
　　一、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
　　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
　　雕弓夜宛转，铁骑晓参驔。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
　　——卢照邻《战城南》
　　汉乐府的《战城南》，本是满纸哀伤苦痛的战后反思，而到了初唐诗人的手中，它变成歌颂武力之盛的军歌；“战城南，死郭北”，沙场本是流血牺牲、乌鸦啄尸的修罗场，却被诗人的激情照耀得如黄金般光亮。为何如此？让我们用那关于凌烟阁的诗句注解：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凌烟阁如海市蜃楼高高漂浮在时代的背景上，初唐的沙场与初唐的诗人心，被它鼓荡地轰轰烈烈，斗志昂扬。
　　是的，唐代诗人尤其是安史之乱前的诗人，多有在沙场建功立业的思想。起因自然是对家国民族的热爱，“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但“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落脚还是在对现实人生的进取上。
　　唐代战争极多。从高祖李渊起兵太原起，称帝之后也并没有休憩，薛举、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李子通、窦建德、辅公拓、刘黑阔、徐圆朗、高开道、宋金刚等人的军队在李氏的铁蹄下逐一消解。然而一统江山并不能令唐王在榻上酣睡，在边境地区，从武德五年(622)开始，突厥就开始侵边，先后犯我太谷、雁门、朔州、幽州、关中、并州、定州、山东等地，边塞战争从此拉开序幕。
　　到了太宗李世民手中，他本人骁勇善战，因而亲自训练士兵，主动在边塞用兵：北征□□，西征吐谷浑、高昌、西突厥，东征高丽、百济，他的战袍所及之处，大唐版图由此扩而大之。
　　高宗李治虽失落帝玺于妇人之手，但在军事上颇具乃父之风，不但继续太宗的扩张性对外战争，还扩大了规模。仅对朝鲜半岛，他就发动了九次征战，踏平百济，使高丽、新罗俯首称臣。而在此期间，吐蕃和突厥频繁犯境，“寇”字常见于《旧唐书》中的这段历史。为平此乱，李治曾一次就发兵三十万讨伐突厥。
　　这首诗就写于高宗时期。
　　“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关于“紫塞”，崔豹《古今注》说，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将军出紫塞，是因为杀父自立的匈奴单于冒顿灭东胡，逐月支，征服丁零，侵入秦之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势力强盛。西汉初年，开始进一步南下侵扰，使西汉王朝坐立难安。无论汉唐，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始终是汉民族心上的刺，唐代诗人往往借用汉代史实来比喻当时的边事。
　　总之，这场战事是在边塞发生了。“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笳是匈奴乐器，即胡笳，雁门是关名，这里泛指戍守重地。胡笳已经旁若无人地在关北叫嚣，我军岂能容他放肆？不但迎头痛击，还左右包围，战阵如有力的两翼，已围拢“龙城南”——直捣敌巢。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将士们“雕弓夜宛转，铁骑晓参驔”，夜不释弓，晨不离鞍，随时准备跃上战马，与侵略者一决生死。
　　健儿们的气概是何等气吞山河啊，置生死与度外，所以才发出“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感慨。只这一句，就表明了初唐军力之雄伟，因为只有强大的一方，才会企盼太阳多照耀沙场一会，让我们尽情享受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功名可待的快感吧。
　　不得不说，初唐诗中的沙场太动人了，直令人热血沸腾。而那的确也是个蒸蒸日上的时代。那时候的沙场甚至是美丽的，“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杨炯《从军行》），多么美丽的字眼，将士们辞别国都与帝王，以睥睨万物的姿态，将外族包围消灭。即使说到“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杨炯《战城南》）的真正边塞情境，也要补上一句“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对于急于报效民族与君王、充满功名进取之心的诗人来说，那千万里路的艰苦，都不算什么。
　　事实上，卢照邻与杨炯笔下的沙场，更多出于诗人的幻想，或对前人诗中战争意象的因袭。他们大约只是在初唐光英朗练的天空上“神行”罢了。而岑参，则是一名真正履及边塞的诗人。
　　二、平明吹笛大军行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军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这首近距离描摹沙场的诗被写出的时候，我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已经谢世，江山重新回到李氏手中，这是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或十四载（755）。
　　所谓天宝，出自王勃《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虚”，据说玄宗用此年号，颇有自诩之意。总之在经济上，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而军事上，玄宗为维持“天可汗”的荣光，不但平定国内叛乱，更进行了三十多次对外战争。除了主动对南诏用兵大败之外，对吐蕃、突厥、契丹等外族的讨伐还是军功彪炳的，不但加固边防，还继续拓展了大唐的版图。
　　在这个时期，诗人们仍是十分向往沙场杀敌，立功受封的。与岑参并称“高岑”而成名略早些的边塞诗人高适便说：
　　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
　　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
　　大约还是“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意思。麒麟阁是汉代的凌烟阁，是汉宣帝为纪念十一名臣而建造。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因匈奴归降，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便令人画十一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为人臣荣耀之最。
　　类似的表达还有很多：“将军献凯入,歌舞溢重城”（刘知几《仪坤庙乐章》）、“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岂要黄河誓,须勒燕然石”（崔湜《塞垣行》）、“卒使功名建,长封万里侯”（张宣明《使至三姓咽面》）。总之是崇拜武功而鄙视无用文人，人生意义的最大体现便在于投身沙场，封侯扬名。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作为安西北庭节度使判官的诗人岑参已是第二次出塞了，建功立业的心情更加迫切。诗人送去西征的大将封常清，已官拜御史大夫，而他也曾仅仅是大将高仙芝军中的一名小小判官。
　　唐代军中，上升渠道还是很畅通的。想必这也是诗人们急急想要奔赴沙场的原因之一。
　　唐将封常清为人，能武能文。武曾率军破大勃律国（今克什米尔巴勒提斯坦），而他之所以能得高仙芝的赏识而步步高升，有机会统领三军，却是因为善属文。
　　传说高仙芝美姿容，从骑数十人，皆鲜衣怒马，军中人人称羡。封常清便投书与高仙芝，申请成为他的侍从。但是高仙芝嫌封常清长得不够英俊，拒绝了他。后来达奚诸部叛乱，高仙芝率两千精骑自副城向北，直至绫岭下邀击叛军。达奚部因行军劳顿，人马皆疲，尽为高仙芝所杀。封常清知道后，便私下书写捷报， “次舍井泉，遇贼形势，克获谋略”，陈述鲜明详实，全都写到了主将心上，“仙芝大骇异之”（《新唐书》）因此将他擢为判官。
　　天宝六年，封常清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又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十二月，高仙芝便奏他为庆王府录事参军，充节度判官，赐紫金鱼袋，不久，又升任朝散大夫。以后高仙芝每次出征，便以封常清为“留后使”，充分表明了对他的信任与器重。
　　但就在这个时期，封常清却杀了高仙芝乳母之子郑德诠，只因为他傲慢无礼，骑马从自己身边走过。这郑德诠不仅是高仙芝的乳兄弟，而且受高仙芝委托替他管着家（如亲族弟一般），且官至郎官（有正式编制的军官），乃是军中极有威望的人物。
　　封常清出身微末，为人勤俭，耐劳苦，“出军乘骡，私厩裁二马”，这样的人不像王孙公子打骨子里自觉尊贵，原不至于为此杀人；而他又机敏善谋，也不会一时气愤而杀人。据《新唐书》记载，封常清杀郑德诠时，高仙芝不在。他命人将其拖入廷中，每过一道门便关一道门，直接杖毙后，还“以面仆地曳出之”，等高仙芝赶来，只能吃一惊，还“惮其公，不敢让”，而常清“亦不谢”，连一句好话也没有。
　　那到底为何杀人，封常清直说了：“须暂假郎将死，以肃吾军。”为了立威严纪，他是不惜得罪上司的。此后，“又杀二人，军中莫不股栗”。这样的人统军，真是何愁军威不盛，何愁军纪不明！
　　更难得的是，这件事后，高仙芝节度河西，仍请封常清为判官，后来，又擢其为安西副大都护、安西四镇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安史之乱时，他们二人同为人所诬，被玄宗赐死，高仙芝便说：“公，我所引拔，又代吾为节度，今与公同死，岂命欤！”
　　高仙芝的气度，也从此可见一斑了。怪不得史论常有人说，此二人的被杀，是安史之乱久久不得平靖的原因之一。

　　再回到诗篇本身。当你细读，请你静听：汉代即存在的轮台古城在画角声中迎来了黎明。
　　我方还未出兵，象征胡人命运的旄头星就已先陨落。昨夜由羽书得知单于在金山之西，今晨在戍楼上远望，那个方向必定人杂马众，果然一片黑腾腾的烟尘。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那便是此次西征的目的所在。
　　封将军持旄节一声令下，军笛嘹亮，晨光熹微中大军向沙场雄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这是何等雄壮的气魄，何等撼人的场景！如此军威严峻，军纪严明，让人不得不礼敬于这次西征的主将封常清。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统领着诗中所说的西征大军。健儿们在他一声令下冲向沙场，直奔敌军而去。诗人于是记录道：“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轮台地处天山南麓，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现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管辖，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诗题中所说“西征”史书并无记载，但从封常清的履历看，大约的确是在天山附近，诗人所写并不是虚指。
　　那里地势极为宽旷，但两军相接的杀伐之气仍远逼天云。而这片古战场上，还遗留着往日战士的白骨。胡天八月即飞雪，苦战逢上苦寒，诗人在同时同地送同一人的诗中进一步详细描写道：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吹面如割的冷风狂雪中，连石头都冻住了，马蹄都冻脱了，更何况人。“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这些都不能阻碍将士们奋勇杀敌，“誓将报主静边尘”，“今见功名胜古人”，终究要平靖边地报君主知遇之恩，而封将军的威名将要盖过古时名将卫青与霍去病。

　　这场征战的结果史料未载，但岑参在另一首诗《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中说：
　　西边虏尽平，何处更专征。
　　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
　　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
　　醉里东楼月，偏能照列卿。
　　西边的胡虏已经尽皆伏诛了，实在无可征伐。将军幕府中判官们无事可做，因为军中已经政令清明，只要循规蹈矩就可以。这是何等高明的奉承话啊。因为远在边城，座中许多人说着方言，而音乐也是异于中原的音乐。在陪伴封常清的宴席上，大家月下酌酒，俨然已承平日久。那诗中未写到征战结局，必定是“虏骑血洒衣,单于泪沾臆”，捷书往奏未央宫了。

　　事实上，“承平日久”四字，从来不能用来形容唐代。玄宗之前，抵御外侮和拓展版图的战争就从不曾停歇；玄宗执政期间，各种战争比之前所有唐朝皇帝都要多；而玄宗之后，各种内乱与外侵，则生生地拖垮了这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明耀眼的时代。

　　二、殇为魂兮，可以归还故乡些

　　劳者且莫歌，我欲送君觞。
　　从军有苦乐，此曲乐未央。
　　仆居在陇上，陇水断人肠。
　　东过秦宫路，宫路入咸阳。
　　时逢汉帝出，谏猎至长杨。
　　讵驰游侠窟，非结少年场。
　　一旦承嘉惠，轻身重恩光。
　　秉笔参帷帟，从军至朔方。
　　边地多阴风，草木自凄凉。
　　断绝海云去，出没胡沙长。
　　参差引雁翼，隐辚腾军装。
　　剑文夜如水，马汗冻成霜。
　　侠气五都少，矜功六郡良。
　　山河起目前，睚眦死路傍。
　　北逐驱獯虏，西临复旧疆。
　　昔还赋馀资，今出乃赢粮。
　　一矢弢夏服，我弓不再张。
　　寄语丈夫雄，若乐身自当。
　　——李益《从军有苦乐行》
　　李益大约生于天宝九年（750），他童年的完结就是盛唐的完结，因为755年就迎来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公认是唐朝盛极而衰的转折。其所谓的“乱”的也不只是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势力，还有地方势力的反叛以及党项的入侵等。待这场由胡人发动的叛乱终于消弭，李唐王朝已元气大伤。
　　仅仅从《旧唐书》记载的户数变化来看，就足够令人吃惊了。唐灭隋的站争中，户数由八百七十万户锐减到唐初永徽三年(652)的三百八十万户；而从唐初永徽三年到开元十四年(726)大约七十年的时间，户数大约又恢复到了七百多万户；而到了天宝十三载(754)，即诗人李益四岁左右的时候，唐朝户数已经增长至九百六十多万户。
　　这是唐代人口最繁盛的时候。然而“安史之乱”被平定后的广德二年(764),十年之间户数骤降为两百九十多万户，比唐初还要少。也就是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人口增长上做出的努力，已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殆尽。人没了，盛唐在经济与军事上的积累，又能所剩几何呢？

　　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可是，“大盗既灭，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藩镇割据又来了。此时，李益长成了少年。到了大历九年（774），青年李益西游凤翔，到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幕府任职，参与了郭子仪、李抱玉、马璘、朱泚分统诸道兵八万的防秋军事行动，然后写下了《从军有苦乐行》。
　　这首诗是给痴心军功的健儿们的一支清凉剂。
　　这首诗虽然出自一名二十余岁的青年诗人之手，但它的情调是哀伤的，情感是瑟缩的，杨炯卢照邻近乎狂妄的激情，乃至高适岑参雄浑有力的梦想，在这里都消失了。
　　他用一个将士的口气弹唱了一首从军歌，他说，远离故乡我居住在边疆，陇水的流声就令人断肠。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因为帝王的青眼，帝王的嘉奖。我本来也是贵族的子弟，因为喜爱武功，过着仗剑游侠的生活，但从此之后，“一旦承嘉惠，轻身重恩光”。
　　这里必须要提一下，根据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得的结论，唐代是“府兵制”，“当时户口本分九等，根据各家财富产业而定。据当时法令，下三等民户，是没有资格当兵的，只在上等中等之中，自己愿意当兵的，由政府挑选出来，给他正式当兵”。各地府兵都要到政府轮值宿卫，这些当宿卫的府兵家庭经济都殷实，因穷苦家庭的子弟根本不准当兵。这就解释了“秉笔参帷帟”，因这样的人也多有机会收到教育，能属文。
　　在唐太宗时，这种士兵到中央宿卫，皇帝便与他们在宫廷习射，这就是所谓的“时逢汉帝出，谏猎至长杨”。总之是受了皇恩了，“从军至朔方”，到了边境。
　　其实这首诗真正写沙场的只有一下四句：“边地多阴风，草木自凄凉。断绝海云去，出没胡沙长。参差引雁翼，隐辚腾军装。剑文夜如水，马汗冻成霜。”只是这里所说的边地沙场就完全是灰色的了，不但没有“雕弓夜宛转，铁骑晓参驔。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式的对沙场杀敌的热情，也没有“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的自信，甚至连对爱国之情都没有提起，只说曾经的都市少年、良家子弟，如今多少都“山河起目前，睚眦死路傍”！这真是可哀的。
　　而自己呢，“北逐驱獯虏，西临复旧疆”，东征西讨，没有歇息的时候，唯一希望的，就是“我弓不再张”——过上和平的生活。
　　这又反映了当时军事的又一弊病：老兵久久不能复员。政令松弛，人口凋敝，导致新兵后继乏力，则旧的要想复员也复不成，于是两年三年地继续，就如杜甫诗中说的：
　　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又如钱穆所言，“这些兵本都是殷实之家的子弟，他们的衣服、马匹、兵器，都是自己置备制造随身携带去的”，自备的武装称身，武器是好的，诗中所谓“夏服”就是良弓的泛称。
　　“而且那些府兵，仍恐国家薪饷不够用，随身还要带点零用钱。唐代用绢作币，大家携带绢匹，到了边疆，边疆的营官说：你们的绢匹该交给我，存放在储藏室，待需要时再领取。于是故意叫士兵们作苦工，一天做八点钟的，要他们做十点钟，吃睡都不好，处处折磨他，希望他死了，可以把他存放的财物没收。这许多事正史所不载，要在许多零碎文件中，才可看出。”
　　连这样的事都有，更难怪军士们急着复员，而兵力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何况在当时，藩镇割据已经越来越严重，沙场上激战的，不再仅仅是唐军与外侮。所谓“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而武夫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由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
　　军阀之间互相争战、吞并抢地盘，连皇帝也不敢制止，还要为他们做和事老，兵卒自然是白白为他们的野心而牺牲了。

　　到了大历十二年李抱玉去世后，李益赴渭北。期间可能到过灵武，后转回内地。建中元年（780）深秋或初冬，李益再次到灵武，依附朔方节度使崔宁。期间写下了一首《祝殇辞》，以及《夜上受降城闻笛》《军次阳城烽舍北流泉》《从军北征》《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塞下曲三首》等诗。
　　《祝殇辞》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行空碛，见沙之磷磷，与草之幂幂，半没胡儿磨剑石。
　　当时洗剑血成川，至今草与沙皆赤。
　　我因扣石问以言，水流呜咽幽草根，君宁独不怪阴磷？
　　吹火荧荧又为碧，有鸟自称蜀帝魂。
　　……
　　风飘雨洒水自流，此中有冤消不得。
　　……
　　年移代去感精魂，空山月暗闻鼙鼓。
　　……
　　又闻招魂有美酒，为我浇酒祝东流。
　　殇为魂兮，可以归还故乡些；
　　沙场地无人兮，尔独不可以久留。

　　《祝殇辞》，殇者，古代将尚未成年，即不足二十岁便夭折的人称为殇，也用以指未成丧礼的无主之鬼。按古代葬礼，在战场上“无勇而死”者，照例不能敛以棺柩，葬入墓域，也都是被称为“殇”的无主之鬼。
　　在这里，空旷的沙场了无人迹，只有荒凉和恐怖。在黄沙与尚余血渍的秋草中，诗人用美酒祝福，所有死在异乡的灵魂，都可以归还故乡。
　　这里可以看出楚辞的影子，然而即使是委屈的屈原也是这样说的：“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气质仍悲壮，但李益这儿却只有返乡的祝福与哀悼。
　　从这首诗完成后，到哀帝李祝禅位(907)的一百余年,唐朝就在战争中愈来愈衰弱了。内有藩镇割据之间的互相撕咬，外有吐蕃的不断蚕食。而到穆宗李恒到郭宗李淮的五十年间，边境稍安，朝廷终于缓过劲儿来，却开始了对与藩镇的镇压。终于发展到禧宗李偎时，黄巢、王仙芝揭竿而起，最终战争越演越烈，李唐王朝就这样陨落了。
　　钱穆哀叹道：“后方兵员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边疆上逐渐都变成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看他们名字是中国式的，而且是中国边疆大吏，寄付与国防重任的，实际上就都是外国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就是外国人。这是唐代一个特殊现象。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围都成中国的下属，唐太宗已被称为天可汗，这如称皇帝的皇帝，唐代实在太富太强了，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他们不懂害怕外国人，不懂提防外国人，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那真是惊天动地的大变迁，那何尝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动呢？”
　　读之令人惊心。

　　沙场在唐人诗中，曾经如此激昂，最终却如此凄凉。是战之罪么？苏雪林在《唐诗概论》中说：“战争固然是一件不必赞许的事,但汉族与夷狄之族在事实上不能两盛……唐代武力极强,但边防偶一疏忽,那些游牧民族便蜂拥般侵了进来……所以唐代对外用兵,实都是可赞美的民族自卫战争,而不是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战争了。这种民族自卫战争,不惟有促进民族向上的力量,而且有启发文艺灵源的功效。……虽然他们也感到战事的残酷而发为非战之论,如常建的‘骼骸皆是长城卒,日日沙场作灰\'……以及其他征戎之苦,都是中晚唐以后之作,那时唐室离开这光荣时代早已远了。”
　　她说的也很有道理。非战之罪，但是战争带来的痛楚又由谁来负责呢？

　　就在写《祝殇辞》的建中元年（780），李益还写过一首诗：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那轮关山月还在照耀么，只是千年前的芦管和“琵琶胡琴与羌笛”都已不闻了。留下战或非战的对错，中原与边境的胜败，将军旄节中的权势，健儿跨马的英姿，春闺梦里的爱恨，累累白骨的留恋与割舍——还在那诗里呼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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