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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哼!明志的第一。”我忘不了大姑说这句话时的腔调。
宁为凤尾,不做鸡头。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鸡头,吴霏也是。
他和我出身在同一所小学,在小学的最后两年遇到了同一个语文老师,同样因差0.25分没有够到推荐线,于是被“大拨儿轰”进入明志中学的同一个班。我们是这个年级六个班三百二十多名学生里入学成绩最高的两个人,也就理所当然的排在全班学号的前两位。
我曾经问初中时的班主任杨老师:“如果入学报到那天我去了,您会怎么排这个学号?”杨老师面对这个颇为放肆的问题,依然保持着她恒久慈和的微笑:“如果是你,你怎么排?”
初中报到那天,是我开始上华粹学校暑期提高班的第十一天。母亲允许我去上课,由父亲替我去明志点卯。报到当天,杨老师也有事未到,年级组长代为支应着,不过是收照片、敛学费等类杂事。父亲以生病为由为我告假,便深以不能面见班主任为憾,唯恐重蹈此前两年之覆辙,再给人留下不良的“第一印象”,遂向旁人着意打听了这位杨老师,当天晚上便同了母亲一起携着我登门去拜。
夏末秋初的傍晚,我们推着自行车在机关大院紧靠西墙的几排平房间找到了杨老师的家,大门锁着。
“大概去她婆婆家了,也在这个院里。”父亲说。母亲隔窗询问邻居,说这两口子带着孩子们到公园遛弯儿去了,我们只好站在路口边上等。
路旁的行道树看来与这几十年的老式大院同龄,树冠丰茂,四下里蝉声不绝,我们与坐在马扎上纳凉的人们一同不时挥动膀臂驱赶蚊群。父亲低声和母亲说话,母亲听不清,父亲遂放大些声音说道:“看来这个老师喜欢孩子。”母亲点头称善。
正说着就远远望见四五个孩子像扛枪似的手持捕蜻蜓的网子,凯旋一般簇拥着两个大人走来,父亲迎过去搭讪,母亲扯着我跟上。那是我看杨老师的第一眼,朦胧夜色里隐约辨出她三十来岁的年纪,清瘦微黑,扣边短发,戴眼镜。
她笑着和父亲母亲寒暄:“这是他哥哥、姐姐、妹妹家的几个孩子,在我婆婆家闹了一白天了,带他们逛逛公园,让老两口清静清静。”一边嘱咐叫孩子们分头回家,然后与丈夫各牵了儿子的一只手,引着我们进门。
平房不大,外面一间是自己接出去的,里间为居室兼客厅,各类日常用品满满匝匝堆了一屋。丈夫和儿子头碰头地挤在一张写字台两端,各自做各自的功课,正席则按规矩留给女主人批改学生的功课。
“真不好意思,屋里太乱,也没个下脚的地方。”杨老师一边端上水来,一边说着。
母亲笑道:“瞧您说的,过日子嘛,都一样。”
父亲四顾这间斗室:“您家住房也很困难呐。”
“是,孩子马上就大了,也挺着急的。嗨,慢慢来吧……”
谈话是从我的“病”展开的。杨老师刚一提起时,我一愣,而后才反应过来,白天没有报到,父亲为我找了个“生病手术”的借口。而这次为了圆谎,我接下茬儿随口说出一个病症,这没有走脑子的一句谎言惹来母亲狠狠地一瞪——
“痔疮,今天上午开的刀。”
“年纪还这么小……”
“……有‘痔’不在年高嘛,没想到真让他赶上了,成相声了。”父亲强笑。母亲在一旁也只好接口:“很爱学习,做功课一做做到十二点,又不爱活动,老坐着,坐出来的。”
当我不经意间说出这个小小的谎话时,其实并不知道它究竟症状为何,只不过那时满世界铺天盖地“内服外敷上贴下栓”的广告看得多了,冲口而出,竟没有想到其后不久,自己居然与这种肛管疾病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中入学后的第一次大考,我是年级第一,从此开始了和吴霏的明志榜首之争。就在英语考试收卷的一刹那,一阵前所未有的疼痛从身体某个角落宛若暗流般汹涌袭来,疼得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把收卷的老师吓了一跳,下意识抱住手中的考卷生怕我来抢。那天我回家路上尚自怀疑,这是否便是人们所说的“痔疮”呢。岂料从此以后,在长达十年的寒窗苦读生涯中,每逢大考,只要最后一张考卷离开桌面,身体便用坐卧不宁的疼痛来回应,更为匪夷所思的是,愈是疼得钻心,报分时我的排名就愈是靠前,屡试不爽,好像痔疮倒成了考试的晴雨表一般。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到医院诊断,可这妖魔似的小小结核每每在考场一现,随即上天入地遁去,再无踪迹,惹得医生不免在褪裤检查已毕之后,用端详下半身的异样眼神与我对视。直到中考后缠缠绵绵疼上了十一天外加出血,终于给了医生一个确诊的机会,那是后话,我这时才联想到三年前那个傍晚在杨老师家里信口扯出的这一句荒诞不经的谎言,竟如同木偶匹诺曹变长的鼻子一样给予我惩罚。
看来我生来就是个蹩脚的扯谎者。傻瓜撒谎,偏偏最容易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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