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营岁月

　　第19章麦浪下的根

　　【本章摘要】：本文讲述了1987年腊月，华中平原丁庄村发生的一起盗窃销赃案件。年轻警察周明森和段旭在调查中发现，村民张栓柱因家庭困难，被逼参与销赃。周明森在处理案件时，既坚持法律原则，又考虑到张栓柱的实际情况，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最终，张栓柱被判缓刑，并在村民和派出所的帮助下，重新开始生活。文章通过这个案件，展现了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如何平衡法律与人情，以及如何帮助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

　　一：风雪夜归人

　　一九八七年的腊月，华中平原被一场多年未遇的暴风雪死死咬住。寒风像无数条裹着沙砾的鞭子，狠狠抽打着丁庄村低矮的土坯房，光秃秃的杨树枝在风里扭曲着，发出凄厉的呜咽，像是有无数人在暗夜里哭号。雪沫子借着风势打旋，一层叠一层地覆盖了田垄、井台和蜿蜒的土路，天地间只剩下一种混沌的白，连太阳都被吞进了这无边无际的苍茫里。

　　村东头队长家那间最大的北屋，是村里少有的青砖混土坯结构，墙皮虽然斑驳，却比别家的土房暖和得多。煤油灯的光晕在糊着旧报纸的窗户上摇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映在印着“农业学大寨”字样的墙画上。我和段旭，两个从昝岗派出所来的年轻警察，正挤在队长家的土炕沿上。炕烧得温热，带着柴火和土坯特有的气息，混合着老队长旱烟的辛辣，在这寒夜里酿出一种踏实的暖意。

　　我们面前摊开着一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纸页粗糙，边缘卷着毛边，上面用铅笔勾勒着村西头那间废弃仓库的草图。我的手指有些发僵，关节冻得发红，画出来的线条歪歪扭扭，段旭用他那更显僵硬的手指，重重地点在草图右下角的一个角落。

　　“明森，你看这里。”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几乎要被窗外风雪的咆哮盖过，“村西头那间老房子，必须得再去一趟。上次走访时，有三个村民反映，说后半夜看见里面有晃动的灯光，像是手电筒光，可咱们前天突击检查的时候，除了积灰和蜘蛛网，啥也没逮着。”

　　他顿了顿，往冻得发疼的手上哈了口白气，那团白气在昏黄的灯光里迅速散开，像个转瞬即逝的梦。“我总觉得那地方邪性。”他的眼神里带着点年轻人的执拗，“上次在墙角翻出来的那副骰子和几张扑克牌，太新了，沾的灰都浮在表面，不像是在这荒了十几年的地方该有的样子。就像是……刚被人藏进去没几天。”

　　我搓了搓几乎失去知觉的双手，凑到油灯前，感受着那点微不足道的暖意。火苗跳跃着，把灯芯烧得“噼啪”作响，偶尔爆出个火星，落在灯座上。“今晚月黑风高，雪又大，正是蹲守的好时机。”我表示同意，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那副冰冷的手铐，金属的寒意透过棉衣渗进来，让昏沉的脑子清醒了几分，“直觉告诉我，那仓库里藏着的，不止是几件赌博工具。”

　　队长老婆，一位头发花白、脸上刻满风霜皱纹的老婶子，撩开厚重的棉布门帘走了进来。门帘上补着好几块不同颜色的补丁，是用浆糊硬挺过的，边缘磨得发亮。她端着一个掉了漆的铝制托盘，上面放着两碗热汤面，粗瓷碗的边沿有个不起眼的豁口，碗里是清汤寡水的手擀面，飘着几点油星和切得细细的葱花，葱花已经被热汤烫得发蔫。

　　“俩娃子，快，趁热乎吃了。”她把碗小心翼翼地放在炕桌上，用围裙擦着手。围裙是用旧化肥袋改的，上面印着的“尿素”字样还依稀可见。“这鬼天气，能把人骨头缝都冻透。俺家老头子说，你们从昨天到现在就啃了俩干馍，年轻人火力旺也经不住这么熬。”

　　她看见我冻得发青的嘴唇，又转身从灶台边拿来一个豁了口的小陶罐，往我碗里多挖了一勺油泼辣子。红油浮在汤面上，散发出呛人的香气。“这是俺家娃从四川捎回来的辣椒面，辣得够劲，吃了能暖和点。”她絮絮叨叨地说，“俺家老头子还说，村西头那破房子，是前清时候马地主家留下的，墙厚得很，二尺多呢。听说底下还挖了地窖，早年闹长毛（指太平天国）和后来躲小日本的时候，都藏过粮食和人。”

　　“地窖？”我心里猛地一动，像被什么东西点亮了，“婶子，您还记得地窖入口大概在哪儿吗？”

　　老婆子眯起眼睛，努力在模糊的记忆里搜寻，煤油灯的光在她浑浊的瞳孔里跳跃。“好像……好像在仓库最里头，靠墙根的地方，有块大青石板盖着。”她拍了拍大腿，“是了！五九年那会儿闹饥荒，俺爹实在没法子，还半夜摸进去过，从那地窖里偷过队里藏着的红薯干呢！那石板沉得很，得俩人合力才能挪开……唉，都是过去的老黄历了。”

　　两碗热汤面下肚，一股暖流从喉咙一路延伸到胃里，驱散了些许寒意。我和段旭不敢耽搁，重新裹紧厚重的棉警服大衣。这大衣是所里统一配发的，深蓝色，带着点泛白的毛领，袖口磨得发亮，是前几任民警传下来的。我们扣上裁绒棉帽，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眼睛，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村西头摸去。

　　风雪扑打在脸上，像细密的针扎，生疼。远处的狗吠声断断续续，被风雪撕扯得模糊不清，更添了几分夜的寂寥与神秘。脚下的积雪被踩得“咯吱”作响，在这寂静的雪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我们不得不放慢脚步，尽量减轻声响。

　　那间孤零零立在村口的废弃仓库，在风雪中像一个沉默的巨兽。它原本是马地主家的粮仓，后来成了生产队的仓库，十几年前一场大火烧了半边屋顶，就彻底荒了下来。木门果然如村民所说，虚掩着一道缝，仿佛一张欲言又止的嘴。门板上的漆早就掉光了，露出里面朽坏的木头，边缘被虫蛀得坑坑洼洼。

　　段旭上前，屏住呼吸，用力一推，门轴发出“嘎吱——”一声尖锐又拖长的哀鸣，在这寂静的雪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让人心头一紧。我们下意识地停住脚步，侧耳听着周围的动静，只有风雪呼啸的声音，并没有其他异常。

　　我们打亮手电筒，橘黄色的光柱刺破黑暗，在空气中划出清晰的轨迹。光线下，灰尘如同微小的精灵般飞舞，呛得人忍不住想咳嗽。梁木上结满了厚厚的、沾着灰尘的蛛网，像一道道垂落的灰色幔帐，有些地方还挂着干枯的玉米芯，是早年生产队遗留的。

　　地上杂物凌乱，堆着些腐朽的农具和破麻袋，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几行清晰的脚印——鞋底的花纹还依稀可辨，是那种最常见的解放鞋印，边缘沾着的雪沫尚未完全融化，显然是刚留下不久。

　　“在这儿。”段旭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种发现猎物的兴奋与紧张。手电光柱稳稳地投向仓库最内侧的墙角。果然，一块边缘并不规整的巨大青石板半嵌在泥土里，石板上长满了青苔，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仔细看去，石板与地面接触的缝隙处，有明显的、新鲜的撬动痕迹，周围的浮土也被蹭开了，露出下面深色的湿土。

　　我从口袋里摸出随身携带的多功能折叠刀，这是赵所长特意给我的，说是基层办案用得上。我弹出最坚固的刀片，小心翼翼地插进石板缝隙里，和段旭一起用力。“一、二、三！”随着一声低吼，青石板被撬得翻倒在一边，发出沉闷的“哐当”声，震起一片尘土。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黑黢黢的洞口暴露出来，一股混合着陈年霉味、土腥气，以及一丝若有若无酒糟味的复杂气息，从洞口扑面而来。

　　“我先下去探探。”段旭说着，解下自己的武装腰带。这腰带是牛皮的，用了有些年头，边缘磨得光滑。他把腰带的一端系在旁边一根还算结实的木柱上，另一端递给我：“你拉着，我在下面晃三下绳子，你就赶紧把我拉上来；要是没事，我就晃一下。”

　　地窖并不深，也就两米多。段旭借助手电光，踩着土壁上那些不知是天然还是人工凿出的凹坑，三两下就落了地。手电光在下面有限的空间里晃动，传来他压抑的声音：“没事，下来吧！”

　　我紧随其后，也下到了地窖里。空间比想象的要稍大一些，约莫有一间小屋子那么大，角落里堆着七八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麻袋上印着“山西汾酒”的字样，但已经被灰尘覆盖得有些模糊。段旭已经用刀划开了一个麻袋，里面赫然是码放整齐的玻璃瓶，瓶身上贴着红色的标签——“杏花村”。这正是上个月邻县供销社报案丢失的那批白酒！当时报案人说，一共丢了五十箱，价值近千元，在那个年代，这可是大案。

　　“明森！快来！”突然，段旭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惶。与此同时，我手中的腰带被猛地、连续拽动了三下！这是我们约定的危险信号！

　　我心里“咯噔”一沉，没有任何犹豫，立刻顺着土壁上的凹坑滑了下去。手电光聚焦在地窖最阴暗的角落，那里蜷缩着一个人影，脑袋深深埋在膝盖里，单薄的身体在寒冷的空气中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像秋风中最后一片枯叶。段旭的手电光柱颤抖着移过去，照亮了那张抬起的脸——脸上满是冻疮留下的紫红色斑块，鼻涕和眼泪糊了一脸，嘴唇干裂出血，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与绝望。

　　竟然是王二狗！那个两个月前因为在张庄偷了人家两只下蛋母鸡，被我们抓住教育后，由村里担保，送到邻乡种粮能手那里学手艺、准备走上正路的少年！他今年才十六岁，个头不高，身板单薄，看着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沉了下去，带着严厉的质问。这个时间，他本应该在几十里外的张庄，跟着师傅学种大棚菜，怎么会出现在丁庄村这个藏匿赃物的秘密地窖里？

　　王二狗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嘴一咧，发出压抑的、小动物般的呜咽声：“俺……俺是被他们逼的……周警官，俺没想干坏事啊……”他断断续续地哭诉起来，眼泪混着鼻涕往下淌。

　　原来，他娘开春后被查出严重的心脏病，县里医生说必须做手术，否则熬不过明年冬天。那时候的心脏手术，对普通农家来说堪称天文数字——光是手术费就要三百多块，还不算住院和药钱。家里砸锅卖铁，把仅有的一头耕牛都卖了，也只凑了不到一百块。

　　邻村有名的光棍兼二流子李老四不知从哪儿得了信，主动找上他，说有一批“紧俏货”需要找个稳妥地方存放半个月，只要他帮忙看着，别让人发现，事后就给他五十块钱。“俺……俺当时只想给俺娘凑钱……俺不知道这酒是偷来的啊……”王二狗死死攥着自己破旧棉袄的衣角，那棉袄的袖口已经磨烂了，露出里面黑乎乎的棉絮，“昨晚……昨晚他们突然来了，说要取货，还……还说风声紧，要带俺一起出去躲躲，俺……俺害怕，没敢跟他们走……”

　　他的话音未落，仓库顶上突然传来了“咯吱咯吱”踩雪的声音，由远及近，沉重而急促！显然是有人来了！段旭反应极快，一把将还在发抖的王二狗推进麻袋堆后面，用几个空麻袋盖住：“藏好！千万别出声！”

　　我们两人则迅速闪身，躲到地窖入口下方一侧一根支撑结构的石柱后面，屏住了呼吸。那石柱是早年建地窖时特意砌的，表面粗糙，正好能挡住我们的身形。

　　地窖口的光线一暗，一颗脑袋探了下来，警惕地四下张望。正是李老四！他四十多岁，满脸横肉，左眼角有一道疤，是年轻时打架留下的。此刻他脸上带着焦躁和不耐烦，手里竟然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劈柴刀！

　　“二狗！死哪儿去了？货呢？”李老四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糙木，在狭小的地窖里回荡，“再他娘的磨蹭，老子真劈了你信不信！”他显然没发现我们，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些堆着的麻袋。

　　我和段旭交换了一个眼神，机会稍纵即逝！就在李老四半个身子探下来，一只脚已经踩到地窖口边缘，注意力完全被空酒箱和王二狗的“失踪”吸引的瞬间，两人如同猎豹般从石柱后猛扑出来！

　　李老四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挥起劈柴刀就向我砍来！我侧身险险避开，刀锋带着寒气擦过我的棉袄袖口，“嗤啦”一声划破了布料。刀柄重重撞在身后的土墙上，砸落一片泥土。段旭则从后面死死抱住了李老四的腰，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在堆满麻袋的狭窄空间里翻滚，撞得酒瓶“叮叮当当”作响，有几瓶没放稳的白酒摔在地上，发出“砰”的碎裂声，浓烈的酒气立刻弥漫开来。

　　混乱中，“砰”的一声闷响，李老四的额头不知撞在了哪个麻袋角上，或者是碎酒瓶的玻璃碴上，鲜血瞬间涌出，混合着泼洒出来的白酒，在积着薄雪的地面上洇开一片暗红混杂的、诡异的图案。他闷哼一声，动作明显迟缓了。我趁机反剪他的双臂，“咔嚓”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他怀里鼓鼓囊囊的，揣着一个小开本的、用牛皮纸仔细包裹的账本。打开一看，上面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录着许多名字、日期、货物种类和数量——有白酒、有布匹、有化肥，甚至还有几台“永久”牌自行车。这俨然是一份涉及附近多个村庄的销赃网络名单！

　　将额角流血、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的李老四押回队长家那间临时充当羁押室的柴房时，东边的天空已经透出了鱼肚白。风雪不知何时停了，世界一片银装素裹的宁静，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洒下来，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王二狗耷拉着脑袋，蹲在院子角落，看着地上那些在搏斗中摔碎的酒瓶和混着血的雪泥发呆。我走过去，递给他一个队长老婆刚蒸好的、还冒着热气的玉米面馒头。那馒头是用新磨的玉米面做的，带着点甜味，上面还印着粗糙的花纹。

　　“你娘的手术费，派出所会帮你向乡里申请困难救济，也会发动大家想想办法。”我看着他冻得发紫的耳朵，语气放缓了些，“但是，二狗，你记住，穷，永远不能成为犯法的理由。走了歪路，这辈子就难回头了。”

　　王二狗接过馒头，狼吞虎咽地咬了一大口，滚烫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馒头上，把金黄色的面团洇湿了一小片：“俺知道了……周警官，俺真的知道错了……俺以后再也不敢了……”他的声音哽咽着，带着悔恨。

　　段旭在一旁就着渐亮的天光，快速翻阅着那本从李老四身上搜出的账本，眉头越皱越紧，几乎拧成了一个疙瘩。“明森，你看这里……”他指着其中一页，“这李老四绝对只是个跑腿的马前卒。账本上记录的货物数量和种类，远远超出了邻县供销社报案丢失的那批酒，起码多了三倍不止！这背后肯定还有一条我们没摸到的大鱼。”

　　我望着窗外被积雪覆盖的、静谧的村庄屋顶，雪水开始融化，顺着屋檐下的冰凌滴滴答答地落下，敲在下面的石头上，声音清脆，像是在计数着某个隐藏的秘密。我习惯性地摸出烟盒，里面只剩下最后一根“大前门”了。划燃火柴，点燃香烟，深吸一口，辛辣的烟雾涌入肺腑，稍微驱散了些疲惫。但拿着烟的手指，却微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这席卷全国的“严打”风云，在丁庄村，恐怕才只是刚刚掀开了序幕的一角。

　　二：账本与灶火

　　李老四被粗重的铁链子拴在队长家柴房的房梁柱上。那铁链是早年拴牲口用的，锈迹斑斑，链环之间摩擦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在这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刺耳，让人心里发烦。他额角的伤口已经被村医简单处理过，用一块肮脏的纱布包着，渗出血迹，把纱布染成了暗红色。

　　我和段旭坐在隔壁北屋的炕桌前，就着窗户透进来的天光，仔细研究那本至关重要的账本。炕桌是用旧木板拼的，桌面坑坑洼洼，还留着被烟头烫出的黑印。老队长蹲在灶坑前，默默地往里添着柴火，火光跳跃着，映照着他古铜色的、沟壑纵横的脸庞，明暗不定。他抽着自己卷的旱烟，烟杆是枣木的，油光锃亮，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

　　“张老五……”老队长眯着眼，凑近账本，伸出一根粗壮、指甲缝里带着泥土的手指，点在一个名字上，“是邻村张家营的屠夫，前阵子就有人风言风语，说他肉铺里卖的排骨、猪下水，价钱比别家便宜两成，说是自家杀的猪，可谁家能天天有那么多边角料？现在看来，那肉多半是从哪儿偷来的，经他这手一转，就成了“便宜货”。”

　　段旭拿出钢笔，那是支“英雄”牌的，笔帽上的漆掉了一块，他在“张老五”的名字旁边用力画了一个圈，又在旁边标注“猪肉销赃”。“还有这个，赵寡妇，”他的笔尖移到另一个名字上，语气带着一丝讥讽，“上次开群众大会，就属她哭得最凶，捶着大腿说家里五只正下蛋的母鸡一夜之间全被偷了，非说肯定是村里的光棍干的，闹着要我们三天内破案，还她公道。结果呢？账本上写着她‘收鸡五只，已转卖至乡集’，这不是贼喊捉贼是什么！”

　　我的手指在泛黄粗糙的纸页上缓缓移动，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仿佛能触到字里行间的烟火气与挣扎。当看到“张栓柱”三个字时，我的指尖猛地顿住了，心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沉甸甸的。

　　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张栓柱是丁庄村的生产队长，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是个出了名的实在人。我们这次来丁庄村办案，还是他忙前忙后地帮忙召集村民开会、安排食宿，昨天晚上还给我们端过热水，一脸憨厚朴实的笑容。

　　“这……这不可能！”老队长猛地抬起头，手里的旱烟锅子在鞋底上用力磕了磕，溅起几点火星，烟灰落在他打满补丁的裤腿上。“栓柱是俺本家侄子，他爹死得早，是俺一手带大的！这孩子打小就老实巴交，一根筋，别说偷东西，就是别人多找他一毛钱，他都得追二里地还回去！咋会……咋会干这种昧良心的勾当？”老队长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沙哑，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眼眶都红了。

　　我没有立刻反驳，而是默默地从怀里掏出自己那个用得边角起毛的牛皮纸工作手册。这是跟着所里老民警老王学的习惯，他总说：“基层办案，不能只看案子本身，得看看案子背后的人。谁家有难处，谁家有喜事，都得记着，这些都是线索。”

　　我翻到记录张栓柱家情况的那一页，上面的字迹因为天冷有些潦草，却清晰可辨：“妻，李秀兰，四十六岁，确诊肺癌晚期，县医院建议保守治疗；欠村医医药费累计三十元整；儿子张小军，十四岁，在本乡读初中，欠学校学杂费十五元，校服费未交。”

　　“队长，”我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他，“栓柱哥家里……最近是不是特别难？”

　　老队长拿着旱烟锅的手顿在了半空，半晌，才重重叹了口气，烟雾随着叹息袅袅散开，在晨光里弥漫。“唉……他媳妇秀兰，去年秋收的时候查出来的，是肺癌，晚期。县里医院都说没法治了，只能拿药拖着，那药贵得吓人，一片就顶俺家三天的嚼谷。”他往灶膛里塞了一块耐烧的硬木柴，火苗“噼啪”地窜高了一些，映得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娃在乡里上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从家带的干粮都是红薯面窝头，看着别人家孩子吃白面馒头，眼里直放光。光是书本费、伙食费，就够他一个土里刨食的汉子喝一壶的了。”

　　老队长顿了顿，声音更低了：“栓柱这孩子犟，自尊心强得很。俺说要借钱给他，他说啥也不要，梗着脖子说‘叔，俺还能动，能挣，不能占您的便宜’。他总念叨‘人穷志不能短，穷死不占别人一分钱便宜’，这话他说了一辈子……”

　　“再要强也不能违法犯罪！”段旭有些激动地一拍炕桌，账本都跳了一下，桌上的粗瓷碗晃了晃，差点掉下去。“这账本上白纸黑字写着，他张栓柱经手了两箱‘杏花村’白酒，通过李老四的关系，卖给了乡卫生院的刘院长！这就是销赃！法律可不管他有啥难处！”

　　段旭说得没错，法律是底线，不能因为同情就网开一面。可我眼前却总浮现出张栓柱昨天晚上给我们端热水时的样子，他的手冻得开裂，却把碗擦得干干净净，递过来时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屋里冷，喝点热水暖暖。”

　　就在这时，柴房里传来李老四声嘶力竭的嚎叫，像是在故意示威，又像是在发泄不满：“渴死俺了！给口水喝！他妈的张栓柱让俺藏的货，现在出了事他倒装起缩头乌龟了！有种让他来跟俺当面对质！看俺有没有冤枉他！”

　　老队长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像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猛地站起身，抄起靠在门后的一根扁担就往柴房冲：“李老四你个王八羔子！自己一身毛还说别人是妖怪！俺今天非撕烂你的臭嘴不可！”

　　“队长！”我赶紧起身，一把拉住情绪激动的老队长，他的胳膊因为愤怒而紧绷着，力气大得惊人。“他这是激将法！您别上当！现在冲过去，除了让事情更乱，啥用也没有。”

　　老队长喘着粗气，扁担在他手里微微发抖，最终还是重重地扔在了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响。“这叫啥事啊……这叫啥事啊……”他喃喃自语，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花白的头发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刺眼。

　　我深吸一口气，沉声道：“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栓柱哥家看看情况。”

　　段旭皱了皱眉：“明森，你……”

　　“我知道分寸。”我打断他，“如果他真的参与了，我不会徇私。但如果这里面有啥隐情，我们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段旭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复杂，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你留在这儿，看好李老四，再查查账本上其他的名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很快回来。”

　　张栓柱家在村子最西头，离那间废弃仓库不远。土坯院墙裂开了一道能伸进拳头的缝隙，用混合着麦秸的泥巴勉强糊住，风一吹，簌簌地往下掉渣。我推开吱呀作响的木板院门，门轴上缺了油，发出刺耳的声音。院子里几只瘦骨嶙峋的鸡吓得扑棱着翅膀躲到角落，鸡窝里空荡荡的，显然很久没下过蛋了。

　　屋里没有点灯，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中草药味，苦涩中带着点霉味。张栓柱正蹲在灶台前，背对着门口，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棕色的、瓶身标签已经被磨损得完全看不清字迹的小药瓶，眼神空洞地望着灶膛里微弱的余烬，火苗快灭了，只剩下几点火星在灰烬里闪烁。

　　“栓柱哥。”我在门框上轻轻敲了敲，木门上的漆早就掉光了，露出里面的木头纹理。

　　张栓柱像是被针扎了一样，猛地从地上弹起来，手一抖，那个小药瓶“啪嗒”一声掉在泥土地上，几颗白色药片滚落出来，沾上了尘土。“周……周警官……您，您咋来了？”他的眼神慌乱地躲闪着，不敢与我对视，声音干涩而紧张，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哪怕屋里并不热。

　　灶台上的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地炖着东西，那股浓郁的中药味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我弯腰帮他捡起药瓶和散落的药片时，目光不经意间扫过灶台边缘，看见锅里翻滚的褐色药汁中，沉浮着几个被剁下来的、已经煮得变了颜色的鸡头——不多不少，正好五个。

　　我的心沉了下去。这让我立刻联想到了赵寡妇哭诉丢失的那一窝五只母鸡。

　　“账本上，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不高，但在寂静的屋子里却像一块石头投入死水，激起清晰的涟漪，“李老四也指认，那两箱酒，是你拉去乡卫生院，交给刘院长的。”

　　张栓柱的肩膀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支撑的力气，猛地垮塌下来，原本挺直的脊背佝偻得像一株被厚重积雪压弯了腰的成熟麦穗。“周警官……俺……俺……”他的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完整的话，粗糙的大手互相搓着，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最终，所有的挣扎和掩饰都化为了绝望的坦白，他的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像被风吹破的纸：“俺媳妇……秀兰她……前几天疼得在炕上打滚，冷汗把被子都浸透了，咬着牙不吭声，怕俺担心……村医来看，说怕是……怕是到时候了，得赶紧去打杜冷丁止痛，只有乡卫生院能开……可那药，得花钱啊……一支就要五块钱……”

　　他抹了把脸，手上的泥土蹭到脸上，留下几道黑印。“就在那时候，李老四找到俺，说……说他有一批货，要运到卫生院，让俺用村里的板车帮他拉一趟，事成之后，给俺两瓶好酒，说是能……能抵两支杜冷丁的钱……俺当时……俺当时实在没办法了……”

　　“那赵寡妇家的鸡呢？”我的声音依旧平静，但心里却像压了一块巨石，沉甸甸的。

　　张栓柱的头埋得更低了，几乎要碰到胸口，脖子上的青筋突突地跳着。“是……是俺偷的。”他的声音细弱得如同蚊蚋，“娃……娃在学校里，被同学笑话没爹（他爹早逝），还总吃不饱。前几天回来，说头晕，老师说可能是营养不良……俺这当爹的心里……像刀绞一样……俺就想……就想给他炖点汤，补补身子……那鸡是夜里偷的，俺想着……等俺卖了粮食，就把钱还给赵寡妇……”

　　这个黝黑的、平日里在田地里能扛起两百斤麻包的汉子，此刻因为羞愧和绝望，浑身都在微微颤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沉默地走出张栓柱家低矮的屋门，天空不知何时又阴沉下来，细密的雪粒开始窸窸窣窣地飘落，落在脸上，冰凉刺骨。段旭带着两名闻讯赶来的派出所队员正往这边走，他们穿着深蓝色的警服，在白雪覆盖的村庄里格外显眼。

　　看见我站在门口，段旭远远地就喊：“明森！正找你呢！李老四又松口了！他交代，他上面还有个头儿，是乡供销社的保管员，叫周永贵！是他们这个团伙负责销赃的关键人物，好多赃物都是通过他流出去的！”

　　我没有动，只是抬头望着张栓柱家那根歪斜的、正冒着断续黑烟的烟囱。那烟浓黑而无力，时断时续，像一个垂危病人艰难的呼吸，又像无声的哭泣。我突然想起刚入警时，赵所长在一次案件分析会后，拍着我的肩膀说过的话：“明森啊，干咱们这一行，法是法，情是情。法条是冰冷的，钉是钉铆是铆，但执行法条的人，心里得揣着一杆懂得掂量人情的秤。”

　　这道理听着简单明白，可真正到了要亲手给张栓柱这样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戴上手铐的时刻，心里那股沉甸甸的、被堵住的感觉，闷得人几乎喘不过气。

　　“先……先别急着进去抓人。”我的声音因为内心的挣扎而显得有些沙哑，“让他……让他先把这锅药给他媳妇熬完吧。”

　　段旭愣了一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我脸上复杂的神情，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只是点了点头。另外两名队员也默契地停住了脚步，站在稍远一点的雪地里，默默地等待着。雪花无声地落在他们的棉帽和肩头，很快积起了薄薄的一层，像给他们披上了一层白霜。

　　那天下午，我独自去了一趟乡卫生院。院长刘胖子是个面色红润、身材发福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肚子把衣服撑得鼓鼓的。一看见穿着警服的我，他额头上立刻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眼神躲闪，说话都带了颤音。

　　“周……周警官，您……您咋来了？”他一边说，一边往我手里塞烟，是“红塔山”，在当时算是好烟了。

　　我没有接烟，只是看着他：“刘院长，我来问问张栓柱媳妇李秀兰的事。”

　　刘院长的脸瞬间白了，手一抖，烟掉在了地上。“是……是关于那两箱酒的事吧？俺……俺承认，是俺收的……可俺也是没办法啊，是给县卫生局王科长留的……他老人家点名要的，说是过年招待用……”刘院长一边擦着汗，一边慌忙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的存折，双手递过来，“这……这是卖酒的钱，一共一百二十块，一分不少，全在这里，俺……俺上交，全部上交公家！求您高抬贵手，别把这事捅上去，不然俺这院长就别想当了……”

　　我没有去接那个存折，目光平静地看着他：“刘院长，张栓柱媳妇，李秀兰的药，特别是止痛的杜冷丁，卫生院能不能先给她用上，费用……后面再想办法，或者记在账上？”

　　刘院长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会说这个，随即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忙不迭地点头：“能！能！没问题！周警官您放心，俺这就亲自去药房安排，先用药！救人要紧！费用……费用好说，好说！俺让药房记账上，啥时候有了再说！”

　　回丁庄村的路上，我在乡上唯一的供销社门市部，用自己这个月剩下的全部津贴，买了两斤用粗糙草纸包着的、最普通的红糖。那是秀兰嫂子最爱吃的，上次走访时听邻居说的，她总说红糖泡水喝，能暖和点。

　　走到张栓柱家门口时，屋里浓郁的药味尚未完全散去，隐约还飘出一丝淡淡的、属于鸡汤的独特香气。我没有敲门，也没有进去，只是默默地把那包红糖轻轻放在他家冰冷的、落了些雪的木门槛上，然后转身离开。

　　雪还在下，我留在雪地里的脚印，很快就被新的雪花温柔地覆盖、抹平，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账本上那些原本冰冷的、抽象的名字，如今变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弯了腰的具体的人。

　　在这声势浩大的“严打”风云之下，我们不仅要抓捕那些危害社会的“贼”，似乎，也要小心翼翼地护住那些在困境中挣扎、一时行差踏错的“人”，以及他们背后那个摇摇欲坠，却依然渴望温暖的家。

　　我回到队长家时，段旭正蹲在院子里，用树枝在雪地上画着什么。看见我回来，他站起身：“明森，张栓柱……”

　　“他会来的。”我看着柴房的方向，“给他点时间。”

　　果然，没过多久，院子里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张栓柱来了，他低着头，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药瓶，一步一步地走进院子，停在我们面前，声音沙哑地说：“周警官，俺跟你们走。该咋处理，俺认。”

　　老队长从屋里冲出来，看着张栓柱，嘴唇哆嗦着，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娃，到了所里，好好交代……家里有俺呢。”

　　张栓柱抬起头，看了一眼老队长，又看了一眼自家的方向，眼圈红了，然后毅然转过身，跟着我们向村口走去。雪地里，他的脚印很深，很沉，却异常坚定。

　　我回头望了一眼张栓柱家的烟囱，那烟似乎比刚才更稳了些，带着淡淡的暖意，融入了这漫天飞雪的天空里。我知道，这起案子还没结束，周永贵那条线还等着我们去查，但此刻，我的心里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东西，那是比破案更复杂，也更温暖的重量。

　　三：灯下黑与雪中痕

　　北风跟刀子似的刮过昝岗乡的土街，卷起地上的碎雪和尘土，打在人脸上生疼。我裹紧了身上的警服棉袄，还是觉得那股子寒气顺着领口、袖口一个劲儿地往里钻。乡供销社就坐落在街中心，那两扇对开的绿色铁门，是这一带少有的“气派”物件，只可惜常年没人精心打理，被风吹雨淋得锈迹斑斑，像是生了满身的癣。

　　我上前，卯足了劲往外一推，门轴立刻发出“吱呀——嘎啦”一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那声音在这寂静的午后显得格外突兀，仿佛能穿透骨头。紧接着，“哐当”一声巨响，顶端那根早就不结实的铁制门栓竟然直接掉了下来，重重砸在门口结着一层薄冰的水泥地上，冰碴子溅起来，又落回原地。

　　门里头，保管员邵永贵——乡里人都喊他老邵，正趴在靠窗的那只厚实的木质柜台后面打盹。他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台账，手边扔着一个老旧的黑木算盘，看样式怕是比我岁数都大，几颗磨得发亮的算盘珠子散落在积了层薄灰的台面上，像是被人遗忘的星子。

　　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他吓得一激灵，猛地抬起头，鼻梁上架着的那副老花眼镜“噌”地一下滑到了鼻尖，颤巍巍地挂着，露出了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那眼睛里，先是满满的惊慌，像是受惊的兔子，随即又涌上一股挥之不去的疲惫，像是熬了好几个通宵。

　　“邵会计，这班上的，挺清闲啊。”段旭从后面跟上来，他比我年轻几岁，性子更烈一些，说话也带着股冲劲。他把那个从李老四地窖里搜出来的牛皮纸账本往柜台上不轻不重地一拍，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在这空旷的供销社里回荡。“这账本最后一页右下角这个‘邵’字，是你老邵的笔迹吧？”

　　老邵的脸“唰”地一下就失去了血色，变得惨白惨白的，跟柜台上那些卖不出去的陈年粉饼子似的。他手忙脚乱地把眼镜扶正，手指却像是不听使唤，无意识地在算盘框上胡乱拨弄着，那些散落的珠子被碰得“噼啪”作响，杂乱无章，像是他此刻慌乱的心跳。“段……段警官，您……您这是说哪儿的话……俺，俺就是个看仓库、记记账的糟老头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借俺十个胆子，也……也不敢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啊……”他的声音发飘，带着明显的颤抖。

　　我没心思听他这苍白无力的辩解，径直绕过柜台，走到后面的货架区。那里堆得乱七八糟，一些空纸箱东倒西歪，上面印着“雪花膏”“搪瓷盆”的字样，还有些破旧的麻袋，装着不知道是哪年剩下的陈粮，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我蹲下身，扒开几个摞在一起的空箱子，下面赫然露出了几个印着“杏花村”字样的空酒箱。那酒箱的材质，是厚实的硬纸板，边角还带着暗红色的酒渍，样式也是那种最常见的六瓶装，和我们在丁庄村李老四地窖里起获的那些装酒的箱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上个月底，邻县红旗供销社被盗的那批‘杏花村’白酒，数量不少，足足有五十多瓶，一部分就藏在了丁庄村的地窖里，主犯李老四已经全部招供了，人证物证都在。”我拿起一个散落在旁边的空酒瓶，瓶身上的标签已经有些模糊，但“杏花村”那三个烫金大字依然清晰。我把酒瓶在手里掂了掂，目光锐利地看向老邵，像是要把他从里到外看个透。“这种酒，正规进货价是八块钱一瓶，你们供销社按理说也是这个价进货，可我查了卫生院的采购记录，你们转手卖给他们，却是十五块一瓶。老邵，你这保管员当得，这利润算盘打得可比谁都精啊。”

　　老邵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唰”地一下就冒了出来，顺着他蜡黄的鬓角往下流，钻进油腻的衣领里，又滴落在柜台面的灰尘上，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像是一朵朵迅速绽放又枯萎的墨花。“俺……俺是一时鬼迷心窍……俺糊涂啊……”他的声音开始发抖，带着明显的哭腔，肩膀也跟着一抽一抽的。

　　“糊涂？”段旭在一旁冷笑一声，那笑声里满是不屑，语气更是咄咄逼人，“你利用供销社保管员的职务之便，监守自盗，这已经不是小错了。你还勾结李老四这样的社会闲散人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盗销链条，从盗窃到窝藏再到销售，一环扣一环。你甚至还拉拢像张栓柱这样家里有困难的村民下水，让他们帮你望风、转运，这叫一时糊涂？这叫组织犯罪！性质恶劣得很！”

　　老邵像是被段旭这番话抽走了全身的骨头，“扑通”一声瘫跪在了地上。他穿着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膝盖重重地磕在坚硬冰冷的水泥地上，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听得我都觉得膝盖生疼。“俺认……俺认……求求政府宽大处理……求求你们了……”他双手撑在地上，脑袋深深地低垂着，几乎要碰到地面，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扭曲变形，“俺儿子……俺儿子在部队上……是个好兵，训练刻苦，还得过嘉奖……前阵子打靶训练，不小心……不小心伤了老百姓的羊，就几只羊，可人家闹得厉害，说要赔一大笔钱，不然……不然部队就要按严重违纪处理，把他当逃兵处理送回原籍啊！俺就这一个儿子，他要是毁了，俺这老骨头也活不成了……俺……俺也是走投无路了……”这个年纪足以做我们父辈的男人，此刻蜷缩在地上，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泣不成声。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沉甸甸的。我上前一步，想扶他起来。就在我的手触碰到他后颈的时候，隔着他那件薄薄的、洗得发白的旧秋衣，隐约感觉到一块凹凸不平的疤痕，面积不大，但触感很明显，像是被什么东西烫过留下的旧伤。我心里微微一动，这疤痕……有点眼熟。我没多说什么，把他扶到旁边那条长条形的条凳上坐下，语气放缓了一些：“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队服役？具体是哪个单位？”

　　老邵还在抽噎，听到我的话，断断续续地说：“叫……叫邵灵军……在新疆……乌鲁木齐那边当兵……具体哪个单位，俺记不太清了，信封上写着啥部队……俺文化浅，认不全……”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充满了羞愧和自责，“俺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对不起这身曾经穿过的衣服啊……”

　　最后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让我和段旭都愣住了。“你也当过警察？”段旭忍不住脱口问道，眼睛里满是惊讶。在这穷乡僻壤的供销社里，一个不起眼的保管员，竟然还穿过警服？

　　老邵用袖子胡乱地擦了把脸，把脸上的泪水和鼻涕都抹在了上面，然后颤抖着手，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薄膜层层包裹着的东西，像是珍藏着什么稀世珍宝。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外面的塑料薄膜，里面是一张已经严重泛黄、边角都磨损卷翘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一身笔挺的七八式警服，戴着缀有红色领章的棉帽，身姿挺拔地站着，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上面隐约能看出“昝岗派出所”的字样。他对着镜头，露出一个略带拘谨却又充满朝气的笑容，眼神清澈而坚定。那眉眼，那轮廓，依稀能看出正是年轻时的邵永贵。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了一下，猛地一缩，呼吸都为之一滞。照片上那身熟悉的警服，那背景里熟悉的昝岗派出所那栋低矮的门楼，还有他胸前那枚徽章……让我瞬间想起了赵所长曾经在一次酒后，带着惋惜语气提起过的往事。大概是在七九年前后，所里确实有个姓邵的年轻民警，业务能力不错，脑子活，手脚也勤快，就是性子有点倔。后来因为家里老人重病，急需用钱，他一时糊涂，挪用了少量办案经费，虽然事后他很快就悔悟了，并且东拼西凑把钱给填补上了，但错误已经铸成，组织上没法姑息，最终还是被开除了公职……没想到，那个人，竟然就是眼前这个憔悴落魄、头发都花白了的老邵。

　　“你……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么做的后果。”我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有惋惜，有不解，还有一丝痛心。他曾经也是穿这身警服的，他应该明白法律的红线在哪里，触碰的代价是什么。

　　“知道……俺知道……”老邵的头深深埋在臂弯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压抑的哭声从臂弯里传出来，闷闷的，“可灵军是俺邵家的独苗啊……他从小就想当兵，好不容易才穿上那身军装，那是他的命啊……他要是背个处分被开除回来，这辈子……这辈子就真的毁了啊……俺不能眼睁睁看着……俺没本事，挣不来那么多钱，只能……只能走了这条路……俺对不起当年培养俺的领导，对不起这身警服啊……”

　　段旭在一旁默默地做着讯问笔录，钢笔尖划过纸页，发出“沙沙”的轻响。在这寂静的、弥漫着陈腐商品气味和绝望情绪的供销社里，这声音显得格外清晰，像是在为老邵的失足，写下一笔沉重的注脚。我转头望向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空又飘起了雪花，起初是零星几点，后来越来越密，纷纷扬扬的，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覆盖住。

　　我突然觉得，这场全国范围的“严打”斗争，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抓捕罪犯、打击犯罪的行动，它更像是一场为社会肌体刮骨疗毒的艰苦手术。有些“毒”是在表面的，比如那些明目张胆的抢劫、杀人犯，很容易识别，也容易下手，手到擒来；但有些“毒”却已经深入骨髓，与血肉交织在一起，就像老邵这样，因为一时的困境，加上糊涂的念头，一步步滑向了犯罪的深渊。对待这样的“毒”，需要更耐心、更细致，甚至带着些许不忍地去剥离，去化解。既要依法惩处，维护法律的尊严，又要看到他背后的无奈和悔恨，尽可能地挽救。

　　回丁庄村的路上，雪下得更大了，路面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自行车轮碾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段旭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忍不住问我：“明森，你说这老邵，明明在派出所干过，知道法律的厉害，知道那底线碰不得，怎么到头来，自己反而栽进去了呢？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或许，”我打断他，目光掠过道路两旁被积雪覆盖的、静谧的田野和村庄，那些低矮的土坯房顶上都积了雪，像是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正是因为他先是一个父亲，然后才曾经是一个警察。当父亲的职责与曾经的职业操守发生剧烈冲突时，那种对儿子的爱，那种救子心切的冲动，有时会压倒理性的堤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是他选错了弥补过错的方式，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结果越陷越深。”我顿了顿，寒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有些疼，我的声音在风雪中显得有些飘忽，“我们的职责是抓捕违法犯罪者，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底线。但目的，不是为了彻底毁掉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而是为了震慑犯罪，廓清社会风气，最终，是让更多像张栓柱家那样的普通人家，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用为了生计去铤而走险。”

　　段旭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推着车，雪花落在他的警帽上，很快就积了一层白。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雪已经停了，太阳挣扎着从云层里探出头来，给白茫茫的大地镀上了一层微弱的金光。张栓柱是自己来派出所设在队长家的临时办案点投案的。他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那布包的边角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他一进门，就把布包放在地上，然后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低着头。

　　“周警官，俺跟你走。”他的眼睛又红又肿，像是哭了一夜，布满了血丝，但眼神却比我们前几次见面时清亮、坚定了一些，“俺媳妇醒了，昨儿个醒的，她听俺说了这事儿，把俺骂了一顿，骂得俺狗血淋头……她说，再穷再难，也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更不能干亏心事，那钱拿在手里，晚上都睡不安稳。这糖，”他指了指地上的布包，“她说啥也不能要，让俺一定还给您，说不能欠公家的情。”

　　我弯腰打开布包，里面是那两斤我放在他家门槛上的红糖，用红纸包着，原封未动，上面还能看到我留下的指印。我没有去接那个布包，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肩膀很宽，却因为常年劳作和营养不良而显得有些单薄。“先放在你这里吧。好好保存着，等你改造结束，回来了，亲自拆开，给娃熬糖水喝，也给你媳妇补补身子。她身子弱，需要营养。”

　　张栓柱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像断了线的珠子。这个饱经生活磨难的汉子，平日里再苦再累都咬牙挺着，此刻却哭得像个委屈的孩子：“周警官……俺……俺对不起您的信任……对不起组织的培养……俺不是人……”

　　“信任，是留给那些愿意遵守规则、坚守底线的人的。”我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手铐，动作很轻，但每一个程序都一丝不苟地给他戴上。冰冷的金属接触到他粗糙的手腕皮肤，他微微瑟缩了一下。“但法律，是面向所有人的，对谁都一样，不会因为你有难处就法外开恩。进去以后，好好接受改造，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你媳妇和儿子，村里、所里，都会帮忙照看着，不会让他们饿着冻着，你放心。”

　　老队长站在门口，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着根绳子，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用手帕包起来的小包裹。他看到张栓柱戴着手铐，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来，只是把那个小包裹递过来：“周警官，这钱……你看……”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一些零零散散的毛票和角票，还有几张一块、两块的，总共加起来也就十几块钱。不用问也知道，这是丁庄村几十户村民你家五分、他家一毛凑出来的，都是些牙缝里省下来的钱。“交给村医，”我的声音沉稳而有力，“专门用于给栓柱媳妇买药、打针。告诉她，她男人是一时糊涂犯了国法，该受惩罚，但他不是孬种，是为了这个家才走错了路。让他安心改造，家里有我们，有乡亲们帮衬着，天塌不下来。”

　　老队长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眶也红了。

　　雪又开始下了，这次是细密的雪粒，像盐一样撒下来，落在张栓柱宽阔却略显单薄的肩膀上，很快积了薄薄的一层。他跟着我们派出的队员往乡派出所走，脚步很稳，一步一个脚印踩在雪地上，自始至终，没有回头。我知道，他是怕一回头，看到家里的方向，就再也迈不开步子了。

　　我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望着他那在风雪中逐渐模糊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突然想起刚到昝岗派出所报到时，带我的老民警老王，他是个快退休的老公安，脸上布满了皱纹，像是刻着岁月的故事。有一次，我们蹲守一个小偷，蹲到后半夜，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在旁边的草垛上歇脚。老王一边卷着旱烟卷，一边用他那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话对我说：“明森啊，咱当警察的，破案不能光靠蹲守、靠审讯，那都是笨办法，是下策。你得像那村里家家户户的烟囱，得深深地扎根在老百姓的灶台上、炕头边，你得能闻出他们锅里煮的是啥，是稀粥还是干饭；能听出他们夜里为啥叹气、为啥哭，是因为没钱还是因为闹别扭。你能做到这些，才能真的摸到案子的脉，才能知道，哪户人家是真的不对劲，心里藏着事儿；哪户人家，只是被日子逼得暂时迷了路，需要人拉一把。”

　　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老王这番话的深意，觉得破案靠的就是证据和逻辑。但经过丁庄村这档子事，我好像有点懂了。这轰轰烈烈的“严打”风云里，有法律冰冷而坚硬的铐锁，这是维护秩序的必须；但也有千家万户灶台里生生不息的、温暖的火光，这是社会的根基。抓捕罪犯，是我们的职责与本分，义不容辞；但如何让这法律的执行，不至于彻底吹灭那些在风雨飘摇中艰难燃烧的、属于人性的、家庭的微弱火苗，如何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尽可能地保留一份改过自新的希望，或许，才是我们这些身穿警服的人，需要真正用心去琢磨和把握的、更深层的本事。就像老邵，他曾是同行，却因一念之差失足，可他对儿子的爱虽用错了方式，却也并非全然泯灭人性；张栓柱为生活所迫，虽触犯了法律，但其本心并非十恶不赦，尚有挽救的余地。

　　处理完张栓柱的事，我回到临时办案点，老队长正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见我进来，连忙掐灭烟锅子站起来：“周警官，这往后……栓柱家娘俩可就全指望村里和你们了。”他脸上满是忧虑，“秀兰那身子骨，怕是撑不住多久，小军还小，正是长身子的时候，可不能……”

　　“队长您放心，”我打断他的话，语气坚定，“所里已经跟乡民政那边打过招呼了，会给栓柱家申请困难补助，虽然不多，但至少能保证娘俩不饿着。村医那边，我也特意交代过，秀兰的药不能断，费用先从村民凑的这笔钱里出，不够的部分，我来想办法。”

　　老队长听了，眼圈一红，使劲搓了搓手：“那……那可太谢谢你们了，谢谢政府了！俺代表丁庄村的老少爷们，给您作揖了！”说着，他就要弯腰行礼。

　　我赶紧扶住他：“队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乡亲们信任我们，我们就不能让他们寒心。”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段旭一边整理案件的收尾材料，一边抽空去张栓柱家看看。秀兰的精神好了些，能勉强坐起来了，看到我们，总是挣扎着要下床，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小军也不那么怕生了，有时会怯生生地递给我一个他自己捏的泥娃娃，虽然粗糙，却透着一股子真诚。

　　村里的乡亲们也没闲着，东家送来一瓢白面，西家端来一碗咸菜，还有人主动帮着挑水、劈柴。赵寡妇也来了，手里拎着两个热乎乎的窝头，塞给秀兰：“他嫂子，以前是我小心眼，你别往心里去。栓柱虽说犯了错，但也是个实在人，等他出来了，好好过日子，啥都能好起来。”

　　秀兰握着赵寡妇的手，眼泪直流：“他婶子，俺不怪你，是俺家栓柱对不住你……”

　　看着这一幕，我心里暖暖的。这就是乡亲们，朴实、善良，虽然也会有矛盾、有计较，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总能拧成一股绳，互相帮衬着往前走。

　　这天下午，我正在核对账目，段旭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明森，好消息！老邵儿子邵灵军那边，有信儿了！”

　　我赶紧放下笔：“什么信儿？快说说！”

　　“所里刚接到电话，赵所长托人打听了，邵灵军部队那边，事情已经解决了！”段旭脸上抑制不住地兴奋，“部队考虑到邵灵军平时表现不错，又是无心之失，只是让他赔偿了村民的损失，给了个内部警告处分，没把他送回来！”

　　“太好了！”我心里一块大石落了地，“老邵要是知道了，肯定能松口气。”

　　我立刻带着这个消息去了乡派出所，老邵正坐在拘留室的角落里，低着头，愁眉不展。听到我告诉他儿子的事，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随即又黯淡下去：“真……真的吗？俺……俺不信……”

　　“是真的，”我把赵所长托人传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他，“部队已经处理完了，灵军没事，还在部队好好服役呢。你啊，就安心在这里反省，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去，还能看到儿子建功立业。”

　　老邵怔怔地看着我，嘴唇哆嗦着，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这次的哭声里，没有了之前的恐惧和绝望，多了几分释然和感激：“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政府……俺……俺一定好好改造……俺对不起你们，对不起灵军……”

　　看着老邵痛哭的样子，我心里百感交集。法律是严肃的，犯了错就要受惩罚，但惩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让人知错能改，重新做人。

　　处理完所有事情，我们准备离开丁庄村了。临走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们，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黑压压的一片。秀兰让小军扶着，也来了，她手里拿着一双纳得厚厚的布鞋，塞到我手里：“周警官，这是俺瞎做的，您别嫌弃，天冷，穿上暖和。”

　　我接过布鞋，沉甸甸的，鞋面上密密麻麻的针脚，透着她的一片心意。“嫂子，谢谢您，这鞋我一定好好穿。”

　　老队长握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周警官，有空一定回来看看，看看我们丁庄村的麦子，看看栓柱家的小军……”

　　“一定！”我用力点了点头，“等麦子熟了，我一定回来！”

　　车子开动了，乡亲们还在不停地挥手，小军追着车子跑了好远，嘴里喊着：“周叔叔，段叔叔，你们要回来啊！”

　　我从车窗里探出头，大声说：“一定回来！”

　　车子渐渐驶远，丁庄村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但我知道，这个小村庄，这里的人和事，会永远留在我心里。

　　路上，段旭突然说：“明森，这次丁庄村的案子，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总觉得破案就是抓坏人，现在才明白，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还有这么多人情冷暖。”

　　我笑了笑：“是啊，我们干警察的，不光要懂法律，更要懂人心。有时候，一句暖心的话，一个善意的举动，可能比冰冷的手铐更有力量。”

　　段旭点了点头，若有所思。

　　车子继续往前开，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但我的脑海里，却总是浮现出丁庄村的景象：那片被积雪覆盖的田野，那间低矮的土坯房，还有乡亲们一张张朴实的笑脸……我知道，这场“严打”还在继续，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但只要我们心里装着老百姓，踏踏实实为他们做事，就一定能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加安宁、更加美好。

　　四：春风渡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七年的春天。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持续了数月的严寒就被一股从东南方向吹来的暖流击溃。丁庄村内外厚厚的积雪迅速消融，露出下面湿润的、深褐色的土地，踩上去软软的，带着一股泥土的芬芳。

　　田埂上、沟渠边，迫不及待地钻出了嫩黄的、怯生生的草芽，像是一个个好奇的孩子，探着头打量着这个崭新的世界。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变得柔软，泛出淡淡的青绿光泽，风一吹，轻轻摇曳，像是少女的发丝。

　　我和段旭在丁庄村这个小小的警务点，已经驻扎了整整三个月。这三个月里，我们经历了太多：紧张的抓捕，艰难的审讯，还有那些让人心里五味杂陈的人和事。如今，地窖里起获的所有赃物，包括那批“杏花村”白酒和其他一些被盗的农资、日用品，已经全部追回，发还了失主。账本上涉及的名字，大部分主要成员都已归案，剩下一些情节显著轻微、涉案金额极小的村民，在政策的感召和村里的督促下，也主动到派出所说明了情况，退缴了非法所得。这个盘踞在昝岗乡周边数个村庄的盗窃销赃团伙，被彻底摧毁了。

　　李老四作为主犯之一，罪行严重，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听到这个判决，李老四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只是叹了口气，说自己罪有应得。

　　老邵（邵永贵）因为具有自首情节，我们找到他后，他基本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而且积极退赃，认罪态度较好，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执行。听到判决的那一刻，老邵激动得老泪纵横，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政府，谢谢我们。他说出去以后，一定好好做人，再也不犯糊涂了。

　　王二狗因为未成年，且系被胁迫参与、情节轻微，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我通过所里的关系，联系了县医院一位相熟的内科主任，帮他娘详细看了病历，确定了手术方案。手术费用，则由乡民政科特批了一部分救济款，加上派出所里同志们你三块我五块自愿凑的一部分，总算得到了解决。手术很成功，王二狗他娘身体正在慢慢恢复。王二狗也像是变了个人，不再游手好闲，而是跟着村里的一个瓦匠学手艺，每天起早贪黑，干得很起劲。

　　张栓柱案子开庭审理那天，丁庄村自发去了二十多名村民，挤满了法院狭小的旁听席。他们都想知道，这个为了家庭铤而走险的汉子，最终会得到怎样的判决。

　　张栓柱穿着虽然陈旧但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站在被告席上，低着头，神情有些局促，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坦然。他的媳妇李秀兰，由两位村里的妇女搀扶着，坚持来到了法庭。她就站在旁听席最后排的墙边，瘦削的身体倚靠着冰冷的墙壁，像一株风中芦苇，却努力地挺直着脖颈，目光紧紧跟随着丈夫的身影，一刻也没有离开。

　　“被告人张栓柱，犯销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执行……”当法官宣读判决书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时，整个法庭里一片寂静，随即又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李秀兰一直紧绷的肩膀，微微松弛了一些，眼角有泪光闪烁，但那不是绝望的泪水，而是带着一丝欣慰和希望。

　　段旭把那份墨迹未干的判决书递到我手里时，我们派出所小院里的那棵老玉兰树，正开得一树繁花，洁白的花瓣在春日暖阳下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算是……有个相对圆满的结果了。”段旭感慨道，“法官在庭上也说了，考虑到他确是初犯，认罪悔罪态度诚恳，主动退赃，而且是受生活所迫，主观恶性不深，依法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从轻。”

　　我拿着那份轻飘飘却又沉甸甸的判决书，再次走向丁庄村。春风拂面，带来泥土解冻和新草生长的清新气息，暖洋洋地照在身上，驱散了漫长冬季积攒在骨头缝里的最后一丝寒意。

　　远远地，就看到张栓柱正在自家分到的责任田里，扶着犁杖，吆喝着那头老黄牛翻耕土地，为春播做准备。牛铃发出“叮当叮当”清脆的响声，在空旷的田野里传得很远，像是一首欢快的歌谣。

　　看见我沿着田埂走来，他立刻扔下犁杖，小跑着迎了上来，双手下意识地在裤子上反复擦拭着，沾满了新鲜的泥巴。“周警官，您……您怎么来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

　　我把判决书递给他：“给你送判决书来了。”

　　张栓柱用那双布满老茧、指缝里嵌着泥土的手，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份判决书，像是捧着什么易碎的珍宝，又像是捧着一团灼人的火炭。他的嘴唇嗫嚅着，眼眶迅速泛红，积蓄的泪水在里面打着转，最终还是没有落下。“谢谢……谢谢政府……谢谢周警官……”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这几个重复的、带着颤音的字眼。

　　他媳妇李秀兰从田头那个用玉米秸搭的简易窝棚里慢慢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粗陶碗，里面是晾温了的白开水。“周警官，喝口水，走了这么远的路。”她的脸色依然蜡黄，身形消瘦，但眼神里却有了几分劫后余生的清亮和安定，那是一种卸下了沉重心理负担后的松弛。

　　我接过碗，一饮而尽，井水的甘洌沁人心脾。“嫂子，药还按时吃着吗？感觉怎么样？”

　　“吃着呢，”李秀兰轻轻点头，嘴角努力牵起一个微笑，虽然勉强，却透着真诚，“村医前儿个来看了，说脉象比年前稳当了些，气色也好了点。他说，只要心放宽，药别断，等这茬麦子抽穗的时候，说不定就能下地走走，帮着栓柱薅薅草了。”她说话的声音依旧气弱，但那份求生的意志，明显比以前强了许多。

　　张栓柱在一旁搓着手，黝黑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些许窘迫而又释然的神情：“周警官，赵寡妇家那鸡……等秋后卖了粮食，俺一定攒钱，买五只最好的芦花鸡苗，给她送过去。上次的事，真是对不住她。”

　　“这事儿你就别放在心上了，”我摆摆手，语气缓和，“赵婶那边，我已经跟她谈过了。她也说了，乡里乡亲的，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那几只鸡就当是自家没看好，让黄鼠狼祸害了，跟你没关系。”事实上，是我私下里用办案津贴，又添了点自己的工资，以“村里补偿”的名义塞给了赵寡妇，让她彻底翻篇。有些疙瘩，需要用非常规的方式去解开，这样大家才能心无芥蒂地相处。

　　正说着，段旭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叮铃咣啷地沿着田埂冲了过来，车后座捆着一个用旧床单打成的大包裹。“明森！栓柱哥！看我把啥给你们带来了！”他利落地停好车，把包裹解下来放在田埂上，打开一看，是几件半新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的儿童衣服，还有两本封面已经卷边的连环画——《林海雪原》和《铁道游击队》。

　　“所里同志们家里孩子穿小了的，还有大伙儿凑钱买的画书，给娃的。”段旭笑着把连环画递给听到动静跑过来的张小军。孩子起初还有些怯生，躲在母亲身后，但眼睛一看到那色彩鲜艳的画书封面，立刻就被吸引住了，怯生生地接过去，随即就蹲在地上，津津有味地翻看起来，小手指着画上的英雄人物，嘴里发出模糊的惊叹。

　　张栓柱媳妇看着儿子专注的侧脸，眼圈又红了，她用力拽了拽丈夫的胳膊，声音带着哽咽：“栓柱，快……快让娃谢谢叔叔，谢谢派出所的叔叔们……”

　　张小军头也不抬，眼睛死死盯着画书，含糊地喊了一声：“谢谢叔叔！”

　　我看着眼前这片刚刚翻耕过的、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田地，土壤疏松肥沃，仿佛能听到麦种在湿润的土壤里蓄势待发的声音，能想象到不久之后，这里将长出绿油油的麦苗，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春风拂过，远处返青的麦苗荡起层层绿波，一直涌向天边，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这景象，与三个月前刚来时，那片被厚重积雪覆盖、死气沉沉的荒芜之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寒终究过去了，生命的力量再次破土而出，顽强而执着。

　　“栓柱哥，”我拍了拍他结实的、却曾被生活压弯的肩膀，“好好伺候这片地，把麦子种好。等秋收打下新麦，磨出白面，我可是要来你家，吃嫂子蒸的新麦馒头！”

　　张栓柱用力地、重重地点头，脖颈上的青筋都因为激动而凸显出来，他声音洪亮地保证：“一定！周警官！俺一定用最肥的地，最壮的种，给您留着头一茬最白最香的面！管够！”

　　离开丁庄村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将天边的云彩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像是一幅绚丽的油画。段旭推着自行车，我跟在他旁边，两人沿着来时的土路慢慢走着。谁都没有说话，静静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安宁的黄昏。

　　风穿过广阔的麦田，掀起层层绿色的波浪，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生命在低声细语，又像是这片土地深沉而平稳的呼吸。偶尔有几只麻雀从麦田里飞起，叽叽喳喳地叫着，给这宁静的黄昏增添了几分生机。

　　“明森，”段旭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他侧过头看着我，脸上带着一丝困惑和思考，“你说，咱们这三个月，风里来雪里去，蹲坑守夜，审讯追赃，忙得脚不沾地，到底图个啥呢？就为了抓李老四、老邵他们这几个毛贼？好像……又不全是。”

　　我停下脚步，望着远处村庄上空袅袅升起的、笔直的炊烟，那烟在晚霞的映照下，带着一种安详的、暖融融的色调，仿佛能闻到饭菜的香味。“图啥？”我重复着他的问题，目光掠过无垠的麦田，落在田埂上那个小小的、正在看画书的孩子身影上，“图的就是这千家万户的炊烟，每天到了点儿，都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升起来；图的是张栓柱家的麦子，能不受干扰地、顺顺当当地长起来，秋天有个好收成；图的是他家小军这样的娃娃，能踏踏实实地坐在田埂上看小人书，不用担心家里揭不开锅，不用害怕爹娘走错路。”我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咱们抓贼，惩治犯罪，这没错。但归根结底，不是为了抓而抓，是为了让大多数像张栓柱这样本分、却可能一时糊涂的人，能有一条回头路走；是为了让这丁庄村，让昝岗乡，乃至更大地方的老百姓，能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不用提心吊胆。”

　　段旭听着，脸上慢慢露出了然的神情，他跨上自行车，用力蹬了两下，车轮碾过土路，发出轻快的声响：“你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耳熟……有点像赵所长常挂在嘴边的那套

　　“……他总说，当警察的，手里攥着的是法，心里得揣着的是情。法是规矩，不能破；情是人心，不能冷。”段旭踩着脚踏板，车轮在松软的土路上留下两道浅浅的辙痕，“以前听着觉得空，现在琢磨琢磨，还真是这么个理。”

　　我笑了笑，加快脚步跟上他。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返青的麦田里，像两棵沉默的树。远处，张栓柱家的烟囱又冒出了炊烟，淡淡的，在春风里轻轻摇晃，最后和天边的晚霞融在一起，成了最温柔的颜色。

　　日子就像田埂上的草，悄无声息地往上冒。轰轰烈烈的“严打”渐渐沉淀成日常的巡逻、调解和走访，昝岗乡的街道上，赶集的人多了，孩子们在巷口追逐打闹的笑声也亮了。我和段旭回了派出所，照旧处理着张家丢了鸡、李家占了地的琐事，只是路过供销社门口时，总会下意识地往里望一眼——老邵还在那里当保管员，只是腰杆挺得比以前直，算盘打得再没乱过章法，见了我们，会红着脸点点头，眼里是羞赧，也是踏实。

　　王二狗的娘彻底好了，能下地干活了。那小子学瓦匠很上心，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见了穿警服的不再躲，会大大方方地喊“周警官”“段警官”，声音里带着一股子使劲过日子的闯劲。

　　入秋的时候，派出所的院子里落满了玉兰花瓣。这天下午，我正在整理卷宗，门卫老孙头捧着个粗布包袱进来，布角还沾着点湿泥，透着股新麦的清香。“周警官，丁庄村捎来的，说是给你的。”

　　我解开包袱，里面是十个白白胖胖的馒头，暄软饱满，还带着点余温。馒头底下压着张纸，是从孩子作业本上撕下来的，铅笔字歪歪扭扭，还有两个字用拼音代替：“周警官，新麦面，您尝。小军考了小红花。秀兰代笔。”

　　字写得稚拙，可我看着看着，眼眶就热了。我把馒头抱到会议室，分给所里的人。段旭抓了一个就啃，含糊不清地喊：“香！比食堂的机器馒头香十倍！”老王慢慢嚼着，眯着眼说：“这面揉得有劲儿，是用了心的。”赵所长拿着馒头没吃，只是看着我笑，那眼神像是在说：“你看，这就是咱干的事。”

　　我咬了一口，麦香混着点阳光的味道在嘴里散开，带着点微甜。这甜味，是新麦的甜，是张栓柱扶着犁杖在田里踏实走出来的甜，是李秀兰坐在炕头慢慢熬药熬出来的甜，也是小军趴在田埂上看画书时，眼里闪着的光的甜。

　　后来我才知道，张栓柱种的麦子那年收成特别好，他特意留了头一茬最白净的面，让秀兰蒸了馒头，托进城赶集的老乡捎过来。他说，周警官说了，要吃新麦馒头的，不能食言。

　　我突然想起刚到昝岗乡时，老王说的那句话——得像烟囱一样，扎根在老百姓的灶台上。现在才真正明白，那灶台里的火，不是柴烧起来的，是日子烧起来的，是人心烧起来的。我们守着的，不只是案子，不只是法律条文，更是这一把把生生不息的火。

　　这火，能融化寒冬的雪，能烧开生活的苦，能让像张栓柱这样的人，在摔了跟头之后，还能爬起来，拍拍尘土，继续往前过日子。而我们这些穿警服的，就该是护着火苗的人，别让风把它吹灭了，别让雨把它浇熄了，
　　因为这才是我们该守着的——守着万家灯火，守着烟火寻常，守着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自己的日子里，稳稳当当地，活出点甜来。

该作者现在暂无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