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纪

　　此刻，是晚上十一点。在深圳罗湖的十元店，我正享受着毕业后的第一份大餐：昏暗的灯光，龌龊的空气，还有蚊虫的叮咬。
　　我今年三十又六，这个年龄，有钱的忙着包二奶，有权的专盯上司的宝座，我则非常的不幸，什么都没有，在人生的道路上黑灯瞎火地熬过了几十年，口袋里没有半毛钱，索债的经常排着队。职位就更别提了，除了小学时做过班长，就只看到做官的在我头上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天生一个贱命儿。
　　稍微能让我洋洋得意的，是口袋里还有一张硕士文凭，它摊开来差不多有一张方桌宽,尽管它从来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是货真价实的，和当官的用钱买来的就是不一样。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要一看到它，心里就会充满了温暖。
　　但是温暖不能当饭吃。况且那张硕士证现在基本上是废纸一张：市场卖菜的，餐馆里打工的，甚至街头擦皮鞋的小青年，没准都揣着这玩意儿。他们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太年轻，没有工作经验，而我找不到工作，则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的用人制度真是变态，工作经验和年龄本来就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体，鱼与熊掌岂可兼得？就因为这个，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扫地出门。
　　我已有半年没找到工作了，现在口袋里身无分文，并且刚刚接到妻子郑艳丽的电话，电话里，她慷慨激昂痛陈家史，说她不想再做无产阶级了，一个星期内，让我马上回去和她离婚！我说，志不同道不合，给你念段普希金，你偏要听成国际歌。只要你肯给我机票，我马上让你获解放！
　　在家乡，郑艳丽用她尖利的女高音，逢人就为我做广告，说我屁的本事没有，就知道瞎折腾，说我辞职成瘾，辞来辞去，快奔四的人了，买份快餐也要找人去集资。
　　郑艳丽说的一点也没错。就在一个月前，我还找他要过三千块，做为找工作的盘缠。那时的郑艳丽还沉浸在我精心编织的童话里，被我的甜言蜜语所蛊惑，完全无视初级阶段的国情和下中农的家情，提出要给我一个惊喜，给我一个比预料中大得多的数目，我趁热打铁地说，应聘某厅公务员的事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我过五关斩六将，现在就剩□□检这一关了。如果这一关过不了，就会前功尽弃。郑艳丽一激动，把历年的私房钱全翻了出来，足足有四万块！让我去找有关部门活动活动，我感恩戴德千恩万谢，掷地有声地向她许诺：事情搞掂之后，就是租也要租一辆宝马730，风风光光地接她进城做阔太太——这正是郑艳丽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这年头，一个36岁的文科硕士，不饿死街头就已经算是奇迹了——这不过是我为找工作融资的一个借口！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公务员考试有着严格的年龄界定——三十五岁是一条死线，部分职位还不能超过二十八岁！莫说研究生毕业，就是把天下的大学全读完，博士文凭用卡车来装，也是回天乏力的。郑艳丽是不懂这些的，中专文化的她，除了她的爹和娘，就只认得人民币。
　　都说女人是虚荣的动物，但郑艳丽的虚荣总是超出我的想像：明明知道上学时是她供着我，却偏要对别人说我课余时间在电视台实习，月薪有六千多——如果正式毕业，不知道该有多少哩——这个消息已在我的家乡传了方圆几十里，弄得我每次回乡都被一大堆人追着看稀奇；明明我考上的是硕士，她硬要说成是博士，在我的纠正下，她又说是硕博连读——按照她的说法，毕业后级别比市长还大；明明我是正常毕业，她硬要说我成绩优异，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了。半年后，见我说要考公务员，又说我很快就要调入宣传部了。每次回到家，郑艳丽瞅着我灰头土脸不对劲，硬要拉着我到县城最豪华的商场买上一套光鲜的衣服，让我对得起公务员这个光鲜的称号。
　　我就这样活在郑艳丽精心编织的天堂里，直到有一天我果断地粉碎了她所有的梦想。
　　那天是我岳父六十岁生日，郑艳丽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让我在电话中问候问候她老爹，一再叮嘱我发达了可不能忘了本。这女人哪知道我的苦衷哩！我当时正住在十元店，连续两个月没找到工作了，餐餐泡方便面，夜夜做恶梦。每天在招聘会上跑上跑下，累得人都散了架，晚上回来还要忍受着老板娘的大声呵斥，我气不打一处来，对着电话一阵乱吼：问候个屁啊，我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哩！等着喝西北风吧！我养不了你，我们离婚吧！
　　估计这话岳岳母准听到了。因为十分钟后，郑艳丽在电话里短一声长一声地哭泣着对我一阵破口大骂，骂我是个窝囊废，同时大声地质问我那四万块的下落。我不给，郑艳丽便闷在家里不吃不喝，一哭二闹三上吊，吓得我赶忙冒雨跑邮局，将那四万块完璧归赵。后来在岳父母的劝说下，郑艳丽不哭不闹了，专心致志地等我回去离婚。
　　我从小的梦想是让比尔.盖茨给我做助手，或者和钱学森一起造导弹，可命运却总是和我开玩笑，两次高考不是重感冒就是睡不好，无心恋战，让我与梦想中的未名湖失之交臂。专科毕业后，父亲瞧着我怎么也说不上粗壮的四肢，断言农村不是我能呆的地方，于是烧香拜佛求爹爹拜奶奶，倾毕生所有，然后再揣上即将退休的三舅爷的一张小纸片，让我进了县气象局。
　　地球人都知道，气象局是个清彻见底的清水衙门，当官的见了都会绕着走。然而麻雀虽小，却也肝胆俱全。从同事到领导，个个志存高远，削尖脑袋向组织靠扰，今天立誓言，明天表决心，明争暗斗，人人自危。唯独我不开窍，整天拔弄仪器，闭门苦修那些气象数据，还不知廉耻地在仪器旁边经常摆着一本《尼采选集》。几年后，身边的人不是调走了就是升官了，连炊事员都升到副科了，而我呢，原地不动，一直都只是个科员。时间一长，第一任妻子卢萍对我有了看法，拍拍屁股走人了。幸好没有孩子，在同事的撮合下，很快我就和来自农村，在商场做售货员的郑艳丽认识了。郑艳丽倒是很省事，不管副科正科的，对我不闻不问，只要每月给钱花，有了钱，她屁都不放一个，这让我有充足的时间继续钟情于海德格尔。
　　终于有一天，气象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局长巧妙地暗示了对我的看法，在一次例会上豪情万丈地向员工报喜，说新来的分析员，一个是清华的学士，一个是复旦的硕士。想不到分析员的职位升值得如此壮烈，我知道我的位置行将不保，这才回过神来，抛开尼采和柏拉图，专门研究局长脸上的气象，但领导的脸上总是阴雨绵绵，毫无转晴之迹象，便干脆弃之不顾，重新捧起了苏格拉底，给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无比悲壮的二次定位：考研，做大学教授去！
　　从此，我头悬梁，锥刺股，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好几次被康德和黑格尔整得浑身虚脱，差点断了气，到医院打了一星期的点滴，挣扎着去参加考试，硬是考上了日思夜想的哲学硕士！
　　披上硕士服的那天，艳阳高照，我的心情像六月盛开的雪莲，无尽的舒展。在书香四溢的马列陈列室里，我分析了自身的优势：要经验有经验，要文凭有文凭，脸蛋虽然比潘安差那一点，但比起大多数夜总会里的小三，还是信心十足的。据说这样的人士是市场的极品，要是放在一千年前，三步之内，必有香车迎驾，十里之内，窥视的美女会挤满一万条巷子。然而这无比美好的迷梦，只做了不到一个月，就被招聘会上惨报频传的同窗们搅了个透心凉。
　　求职中，我果然连连碰壁。在这样一个教育□□，人才大贬值的年代，就业形势像盛夏的温度计里插进了南极的冰块，急转直下。就拿做高校教师来说，十年前本科生能进的三流学校，如今居然大言不惭地非博士不要，而且还要看第一学历，本科不是211以上的，赶快闪人！这阵势，弄得博士也神经兮兮的——只要听说有职位，一大堆博士就会趋之若鹜，捧上比词典还厚的简历，毕恭毕敬地送至聘官眼前，然后侧立一旁，大气不敢出，颤惊惊地听凭考官们发落。
　　博士尚且如此，硕士自然就只有靠边站了！好几次，我主动称呼比自己的侄子还要小得多的考官为“老师”，不断地对着领导卑躬屈膝点头哈腰。然而，还是一无所获。我终于明白，问题还是出在年龄上。这是一道怎么也迈不过的坎，拖儿带女的，谁见了谁烦心，除了救助站，哪个单位不会对你翻白眼？也想过去中学，然而，公立学校也骄傲得像贵族，校长更是稀缺动物，一般不轻易见人的。就算见了，也只会用鼻腔跟你打着官腔。去公司吧，这些单位就像葛朗台，老板对经济效益的敏锐比狗对猎物的嗅觉还要灵敏一千倍。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如果让老板在满脸书卷的博士和美貌轻浮的中专生之中作一个选择，恐怕大多数考官都会选择后者，道理很简单：学问只能带来迂腐，而美貌却能带来财富。就算你满腹经纶，上知五千年下知十万里，写出的诗能气死李白苏东坡，要是你的学问不能在一个月内让老板看到现金，就算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只能做孙子。
　　偌大个中国，好象除了缺钱，哪儿都不缺人。东奔西走了快一年，后来民办中学的校长也对我满嘴的山羊胡须犯了愁。做教师这个远大的理想，就这样悲壮的破产了。而满街东奔西走行色匆匆的“准公务员”，据说把全国最牢固的几部电梯都挤得变了形，一想起就让我辛酸，好在我的年龄早就被中国的体制逐出了圈外，不必去受那个罪了。
　　气象局也回不去了。08年的最后一天，我饿得连行人的雌雄都分不清了，本能地给局长挂了个电话。局长在电话中哼哼唧唧了半天，幸灾乐祸地说：“噢，林大才子？书读得有十个图书馆了吧，你应该进中科院才对啊，我们这个小单位，你怎么看得上呢？”然后，局长狂喷了一阵酒气，像是猛然间想起了什么，咬牙切齿一阵狂吼：“你当气象局是你家开的啊，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我当即就把电话挂断，又拔通了郑艳丽的电话。郑艳丽像个精准的放音机，把挂在嘴边的话又播了一遍：“小强啊，你听着，人都是有命的，你不会有出息的，就算再折腾一百年，也是白搭……”
　　所有的路都通向了暗夜。然而那一刻，我却出奇的冷静。我默默地从十元店里搬了出来，把毕业证寄到了超市的货柜，然后一声不响地向救助站走去。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救助站里有位胖大嫂在宿舍值勤时发现了我的硕士证，让我给她正在冲刺高考的儿子辅导了几堂功课，给了我600块，我才得以有了回家的路费，准备和郑艳丽彻底地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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