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时间是条河

　　我四岁的时候在大队上的幼儿园读书。那栋简单的四层小楼所在的院子，是我不可磨灭的心酸记忆。

　　本来父母已经把我送到祖庙镇读幼儿园，那地方离我家也有十来里路，并没有校车接送，且已经是我可以选择的最近的学校，我的父亲不得不每日送我去祖庙读书。五一二大地震时我正在祖庙的学校午睡。被尖叫声吵醒的我，一睁眼就看见远处摇晃的山和近处屋檐上颤抖的瓦。老师将熟睡的我放在了晾衣服的钢架上，我没觉得可怕，甚至在孩子们的哭声中笑。

　　那之后我就从祖庙回了家，那段时间大家都住在用彩色塑料布搭成的棚子里，母亲和父亲在夜里说话。

　　他们谈论着我的去处，还提到了祖庙的老师不太喜欢我。我自己知道，因为祖庙的孩子们喜欢我，所以老师们觉得我抢走了孩子们的喜爱。白天我就抱着碗坐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望着对面的山顶发呆。

　　第二天我得知自己将要转学，在母亲的怀里哭地死去活来。母亲要带我去大队上的新学校，我就扒住门哭，告诉她我不去，那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母亲熟练的在门口磨刀石旁的树丛里折了一根树枝抽打我的屁股。最终我还是被母亲半拖半拽踏上了去往大队的小路。

　　到了所谓的学校门口我才知道原来要到这里读书的不止我一个，还有个苦命的大爷爷的孙女，杨雨花。杨雨花长的十分可爱，一见到她我就止住了哭声，拉着母亲的手，对她露出一个微笑。接着我就看见那个扎着花辫子的小姑娘哇一声哭了出来。

　　我委屈地瘪了瘪嘴，抓紧了母亲的手。

　　母亲低头看着我，笑着指向对面拉着杨雨花的漂亮女人，说，“这是你四娘，”又指向杨雨花，“这是你雨花姐姐。”

　　我叫了一声，“四娘。”那个女人用画着蓝色眼影的眼睛看向我，她微瞌着眼，嗯了一声就没有话了，就好像电影里的官太太，我看她的手，果然也同官太太似的染了颜色，就是不知是不是也用的凤仙花。她的高傲使她不正眼看母亲，抬起手摩挲自己血红的指甲。

　　“雨花姐姐，”我叫杨雨花，杨雨花躲了躲始终没有说话，水汪汪的大眼睛看我一眼又飞快得撇开。

　　“你们啥时候回来的啊，四姐？”或是见气氛压抑母亲找着话题来聊。

　　“昨天下午吧……”我四娘掐着嗓子的声音直到我离开故乡都常常是我的噩梦。

　　“我听宝娘说你们在华阳上班，咋回来了？”母亲伸手将头发别在耳后，光洒在她洁白的手上，指甲是花似的粉嫩色泽。

　　“回来……”四娘的话没说完，学校的院门吱嘎一声被人缓缓推开。

　　我看向摇摇欲坠的铁门，只看见一个圆滚滚的大肚子先从门那头凸出来，然后才是一个笑呵呵的中年男人，他秃顶，头特别的大，耳朵也大，我心里想，他可真像神殿里笑呵呵的弥勒佛。

　　“弥勒佛”走过来热情地招呼我们，母亲同他说了两句，我和杨雨花就被交到了“弥勒佛”手里。

　　我有些害怕，即使“弥勒佛”对我笑，我也很难开心起来。我以为杨雨花同我一样，她却只是嫌弃这里罢了，她不怕，就像四娘一样，或许见过世面的人都同她们一样无所畏惧。“弥勒佛”拽着我的手，我偷偷打量着学校，孤零零的四层小楼，算得上气派，却不比我家的瓦房漂亮。四颗大樟树便将小楼遮掩了大半，三张长了青苔，断了腿的乒乓球台，两个磨的发光的跷跷板，还有一口不知哪儿来的大石缸。

　　回头看时，母亲的身影已经在铁门的空隙中远去。

　　我尽力忽视那围墙上奇形怪状的图画，大概是其他孩子画的，我自己从不画可怖的东西，画到处都是，就连厕所墙都难逃一劫。此时此刻，唯一能给我安慰的也只有墙中央的国旗，它的身上没有一丝污秽，干净的，敞亮的，同浮在阳光里一样。

　　往东南角便到教室，我们停在门口，实际上也只有这个教室里有学生，有人声。

　　“弥勒佛”笑着看讲台上的女人，她穿着长裙，头发不长不短，像田野里齐美的稻子，站在黑板前用清亮的嗓音教孩子们识字。似乎从孩子们的神情中看出什么，女人转过身，面容在阳光同我想的一样温柔。她走向我们，“弥勒佛”笑着将我和杨雨花的手递给女人。

　　“弥勒佛”说，“这是罗老师，”女人笑着接过我的手，手是温热柔软的。

　　“这个叫杨云节，姑娘叫杨雨花，前两天说过的，”罗老师将我们带到讲台，把我们介绍给大家。很长一段时间孩子们都认为我与杨雨花是双胞胎，罗老师也讲我跟她的眼睛很像。

　　罗老师的温柔在我的心酸记忆中构成了甜蜜的一角。她会给我们唱歌，会教我们识字画画，陪我们玩儿游戏，给我们讲故事，摸我的头，哄我们入睡，甚至会带着糖果来，我喜欢收集彩色的玻璃糖纸，用来贴在土墙之上。但只有听话的人才能从罗老师那里得到糖果，我不幸的吃过一次巧克力，不是我喜欢的味道，闻着很香，吃进嘴里却是苦的。

　　莫华问我，“好吃吗？”

　　我说，“好吃，好吃。”

　　莫华又问，“甜吗？”

　　我回答，“甜！”

　　然后他追着罗老师非要换一颗一样的。

　　罗老师喜欢在午休后坐在院子里让我们帮她拔头上的白发，听说她不过三十岁。她在大樟树下哼着东方红的调子，我们帮她找白发，就好像在煤炭里捡拾稀碎的银子。

　　她要求我们学国歌，我一直记得，我们要在国旗下唱歌，即使那面国旗从未从墙上降落。

　　好景不长，一年后的某天“弥勒佛”匆匆忙忙搭着三轮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罗老师变得焦虑，上课也心不在焉，我同莫华说，一定是因为“弥勒佛”不来了。莫华沉默不语，我想他一定知道什么，可他不说，我不知道。

　　大家还是一样快快乐乐，罗老师不像从前那样喜欢唱歌，国歌却同往常一样响起。她站在国旗下同我们一起唱的时候无聊的村里人便会爬到墙头或扒在铁门上观看。大些的孩子还会跟这调子乱唱让后发出一阵哄笑，没当听见他们的笑声我就感到窘迫，就好像被人围观的猴子。可今天，我眼中扒在铁门上蓬头垢面的男人们，我才知道，比起铁门这边的我们，他们更像是笼子里的猴子。

　　之后的日子更加艰难，最令人难过的是我们再也没有吃过罗老师给的糖果，有一次我问莫华，糖果其实是“弥勒佛”给的，对吗？他说不是。我不信，糖果是同“弥勒佛”一起消失的。

　　罗老师开始平凡地同乡上来的人交涉，莫华带着我在办公室后的窗户下偷听。

　　我们听见罗老师啜泣的声音，她说，“他不行了，体温一直降不下来，他不行了。”

　　乡上来的人说，“这个你放心去照顾他，我们会安排好，没得问题的。”

　　我没太听懂，莫华告诉我，乡上要把学校收回去了，所有人都要去乡上读书。

　　我觉得奇怪，那太远了，连走带跑也需要两个小时。大人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去到那里，罗老师会跟我们一起去到乡上的学校吗？“弥勒佛”是不是提前去了乡上呢？

　　莫华说“弥勒佛”快死了。我不信，我还没见过身边任何一个人死去，死在我的认识里不可怕，就像黑夜一样自然。

　　夏天的时候罗老师让我们同她玩儿躲猫猫，我是很厉害的，玩儿这个游戏多半是以我的胜利告终，莫华虽然聪明可在这方面却很笨拙。

　　我听见罗老师趴在国旗下数数的声音，从一到很久，然后我躺在冰凉的石缸里睡着了。

　　梦里我成了乡长，我说，“再开一个学校，”所有人都点头同意。

　　我又说，“让所有学生吃一百颗糖，”所有人也点头同意，我用在广播里告诉所有人，所有人都能听见新的规划。

　　可最后学校却没有建成，糖果也没能发给大家，地基的石头挖不动，小店里的糖果也卖完了。

　　醒过来眼前是家里淡黄的天花板，灯吊在上头，谁都没找到，原来又是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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