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秋窗

　　六年级毕业那个暑假里的许多片断，一回忆起来就让我浑身不自在，其中尤以七月的那个雨夜为甚。若是出于当事人的本意，我本不愿也不该将之详细描述；但作为一名书者——至少我自诩为一名书者——则颇有必要秉其刀笔如实记录下这些难得的境况。
　　敢于揭自己的疮疤去添舐鲜血的滋味，这应该是书者的品格。

　　那天晚上的雨和那晚走的路真是绝配。我披着雨衣，骑着“金狮”跟在母亲那辆两年后便丢掉了的“永久”后面，走在那条出奇狭窄的胡同。路灯昏暗，车轮不时在坑里溅起泥水，起初尚且顾得上适时把两只脚一齐抬起躲避，到后来，就索性任它溅去。终于到达目的地时，白袜子已全然湿透，贴在脚上冷冰冰的难受。
　　母亲的母校，倒退几十年这是一所颇有名气的高干子女寄宿制学校，其创始人在历史上毁誉参半，在其慷慨的羽翼庇护下混出人样来的贫苦孤儿们今天在海内外纷纷为老校长树碑立传，而他在解放前夕携走的国宝在国外的拍卖行也拍出了天文数字。
　　一座典型五十年代建筑风格的五层小楼是宿舍，所要作客的东道家在顶层，我跟着母亲往上爬，胳膊上搭着雨衣，上面的水顺着手肘流到腿上。楼梯间里堆满各色杂物，我注意到一辆和我那辆竟属一款的“金狮”，用链子锁斜拴在栏杆上，所不同者，前轮挡泥板上的狮子标志仍然完好——你瞧，我总爱留心这些不相干的闲事，难怪金子说我“活该”。
　　直至母亲敲响房门，霍老师开门并将我们让进，我仍在寻思我车上的那狮子究竟是被谁敲掉了头，因此这番上门并未留心看他家门外挂的横幅。等到下次登门并看到，那已经是四年多以后的事了。

　　母亲习惯把“霍”字念成“火”，以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误以为这个矍铄的老头儿真的是“火老师”。
　　霍老师家的电视已经安了“有线台”，这在当时，还是仅有宿舍大院一类为数不多的人才能享有的待遇。现在回忆起来有些可笑，我那时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所看的“交钱的有线节目”，竟是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真正令我好奇的，不过是屏幕右上角那颗陌生的有线台台标。
　　正因为我这不识时务的好奇，使我错过了听到霍老师那句关键性的回答。只记得母亲发问的同时，女主人马老师端来一盘我未见过的鲜果，递给我一个：“尝一个枇杷，老家人捎来的。”我接过来的时候，窗外爆开一声雷，很响很脆，那真是我所听到最响的一个雷。我吓了一跳，手里的果子掉在地上。我俯身去捡果，头顶挨了母亲不轻不重的一掌。马老师护住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什么大不了的事？”
　　于是，我便继续去看电视，《新闻联播》结束，并没有继续转播《天气预报》，而是未来某日将要播出的一部电影简介。
　　“不行再找找沈老师？”当我把精神从电视里移出来时，母亲好像是这样说的。
　　“老沈春天就二线了。你想我都退了多少年了？咱们这槽儿人……现在学校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没个商量了？哪怕少交点儿呢？就差0.25分。还不是0.5，是0.25，都摸着线了。”
　　“分再高……人家的原话：不看分，就看钱。”
　　母亲的声音分明有些发颤：“可不是个小数儿啊……我得筹去。”
　　“不是我说，现在可能都有点不赶趟了，人家有的早知道孩子不灵，头‘五一’把话儿就垫到那儿了。现在这考学的事，别说没钱，你有钱干攥着都找不着庙门儿上供去。”
　　“后天，来得及么？”
　　“……试试看吧。”
　　没有再多坐，我们起身告辞。临出门，母亲又问：“带赞助费，还带什么？他还用跟着去么？”
　　“带着钱就行了。别让孩子跟着跑了。”
　　“成绩册、学生证什么的呢？”
　　“都不用，你要带也行，以防万一吧，无所谓。可能还得交手续费？”
　　“那又得多少钱呐？”
　　“四五百吧，超不过一千去，多预备点儿吧。”
　　“这都不算钱了。”母亲松了口气。

《卿本无心（清穿）》
《卿本无心》——一个朋友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