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于柏林

　　周六的早晨，雪已经停了。
　　柏林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像一块不够厚实的裹尸布，勉强遮住城市的伤痕。阳光苍白无力，从云层的缝隙中勉强漏下几缕，照在积雪上反射出刺眼的光。米哈伊尔站在公寓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代用咖啡，看着楼下街道上早起的行人。
　　他的左臂内侧隐隐作痛。
　　昨晚从餐厅回来后，他几乎没睡。凌晨三点，一种熟悉的、尖锐的警报感在脑海中响起——那是受过训练的身体对危险的直觉反应。他迅速起身，没有开灯，摸黑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
　　街对面，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停了至少两小时，引擎没熄火，排气口在寒冷的空气中喷出白烟。车里有人。不是平时的监视者，那些人会更隐蔽，不会这样明目张胆地停在正对面。
　　米哈伊尔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布伦纳。或者她手下的人。他们在测试西格蒙德提供的“保护”的界限，也许在等待他犯错，也许只是施加压力。
　　他退回房间中央，在黑暗中思考。西格蒙德说过，布伦纳对他在第四处的“特殊待遇”不满。周五的会议可能与此有关。现在，他们直接监视他的公寓，这是一种挑衅，也是对西格蒙德的试探。
　　米哈伊尔走到书架前，但没有碰那本俄德词典。他蹲下身，手指摸索着地板上一块松动的木板——不是之前藏微缩胶卷的那块，而是另一处，更隐蔽的。他撬开木板，从下面取出一个小铁盒。
　　里面不是情报，而是一套简易的急救用品：绷带、碘酒、针线、小刀。还有一把小巧的、可以藏在袖口的弹簧刀。这些是每个潜伏间谍的标准装备，希望永远用不上，但必须随时备好。
　　米哈伊尔取出碘酒和绷带，坐在床边，卷起左臂的袖子。在肘关节上方约十厘米处，有一道已经愈合的旧伤疤——那是多年前在训练中留下的。伤口很浅，早已痊愈，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白色痕迹。
　　他盯着那道伤疤看了几秒钟，然后拿起小刀。
　　刀锋在黑暗中闪过冷光。米哈伊尔深吸一口气，用刀尖在旧伤疤旁边划开一道新的切口——不长，约三厘米，但足够深，鲜血立刻涌出，顺着小臂流下。疼痛尖锐而清晰，让他的呼吸停顿了一瞬。
　　他放下刀，用纱布按住伤口，等待血流减缓。然后仔细地用碘酒消毒，用绷带包扎。动作熟练，精确，像在完成一项日常工作。
　　完成这一切后，他走到洗手间，打开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但眼神冷静。他清洗了小刀，擦干血迹，把急救用品放回原处，地板恢复原状。
　　然后他回到床上，躺下，闭上眼睛。伤口在绷带下持续作痛，像心跳的节奏，提醒他刚刚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一个借口。一个理由。一个今天不去任何地方、不见任何人——尤其是西格蒙德——的合理原因。

　　上午九点，电话响了。
　　米哈伊尔从浅睡中醒来，伤口在移动时传来一阵刺痛。他走到客厅，拿起听筒。
　　“罗泽先生？”是埃伯哈特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更急促，“少校让我联系您。您今天需要来一趟大楼。”
　　“今天？”米哈伊尔说，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虚弱，“恐怕不行。我昨晚……出了点意外。”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意外？”
　　“我在家摔倒了，手臂划伤了。伤口有点深，需要休息。”米哈伊尔说，目光落在自己包扎好的左臂上，“抱歉，麻烦您转告少校。”
　　更长的沉默。米哈伊尔能想象埃伯哈特在思考，在评估这些话的真实性。
　　“严重吗？需要医生吗？”
　　“不用，已经处理过了，只是需要休息一两天。”
　　“我会转告少校，”埃伯哈特说，然后挂断了电话。
　　米哈伊尔放下听筒，靠在墙上，闭上眼睛。谎言已经说出，戏必须演到底。他今天必须待在公寓里，表现得像一个真正受伤的人。
　　他走到厨房，烧水，准备泡茶。动作刻意放慢，左手尽量不用力。伤口在绷带下隐隐作痛，但可以忍受。比起他受过的训练中的伤痛，这不算什么。
　　十点钟，门被敲响。
　　米哈伊尔的心跳加速。他走到门前，从猫眼往外看。不是埃伯哈特，也不是布伦纳的人。是两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提着医疗箱。
　　“罗泽先生？”其中一个年长的男人说，“冯·施特恩少校派我们来检查您的伤势。”
　　西格蒙德不相信他。或者，西格蒙德相信他受伤了，但需要确认伤势的真实性和严重程度。
　　米哈伊尔打开门。
　　两个医生走进来，年长的那个大约五十岁，头发灰白，表情严肃。年轻的那个三十出头，金发，蓝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公寓。
　　“我是克劳斯医生，这位是我的助手穆勒医生。”年长的医生说，放下医疗箱，“少校很担心您的情况。请让我们看看伤口。”
　　米哈伊尔点点头，解开衬衫扣子，露出左臂的绷带。克劳斯医生小心地拆开绷带，露出下面的伤口。
　　伤口看起来很糟糕——红肿，边缘有些不规则，血迹已经渗透了纱布。这是米哈伊尔精心设计的效果：他用小刀划开后，又用指甲轻微撕开了一些边缘，让伤口看起来像意外造成的撕裂伤，而不是干净的切口。
　　克劳斯医生仔细检查伤口，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按压周围组织。“怎么发生的？”
　　“昨晚回家时，在楼梯上滑倒了。”米哈伊尔说，声音保持平稳，“手臂撞到了楼梯扶手的金属边缘。”
　　“什么时候？”
　　“大约凌晨一点。”
　　克劳斯医生点点头，从医疗箱里拿出消毒剂和新的绷带。“伤口需要重新清洁和缝合。已经有些感染迹象。”他转向助手，“准备缝合包。”
　　穆勒医生打开医疗箱，取出器械。米哈伊尔看着那些闪光的金属工具——针、线、镊子、剪刀。熟悉的场景，但这次他是病人。
　　“可能会有点疼，”克劳斯医生说，开始消毒伤口。
　　碘酒接触到伤口时，尖锐的疼痛让米哈伊尔咬紧了牙。他闭上眼睛，深呼吸，让疼痛流过身体，像接受一场必要的洗礼。
　　缝合过程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克劳斯医生的手法熟练而精准，针线穿过皮肤时只有轻微的刺痛感。米哈伊尔数着针数：七针。一个不大不小的伤口，需要休养几天，但不会留下永久性伤害。
　　“好了。”克劳斯医生剪断缝线，贴上新的绷带，“伤口不算太深，但需要保持清洁干燥。至少休息三天，避免用力。我会给您开一些消炎药。”
　　他从医疗箱里取出一个小药瓶，放在桌上。“每天三次，每次一片。如果出现发热或伤口化脓的情况，立刻联系少校。”
　　米哈伊尔点点头，“谢谢您，医生。”
　　克劳斯医生开始收拾器械，但穆勒医生还在打量房间。他的目光扫过书架，扫过桌面，最后落在米哈伊尔脸上。
　　“您一个人住？”他问，语气听起来像是闲聊。
　　“是的。”米哈伊尔说。
　　“在柏林没有家人？”
　　“没有。”
　　穆勒医生点点头，但眼神里有一丝米哈伊尔不喜欢的东西——好奇，或者怀疑。这个年轻医生可能不只是医生，也可能是保安总局的人，被派来观察他，评估他。
　　“您的俄语很好，”穆勒医生突然说，指着书架上几本俄语书籍，“我在大学学过一点，但远不如您。”
　　米哈伊尔的心跳平稳。“工作需要。我研究东方文献。”
　　“确实，”穆勒医生笑了，但那笑容没有到达眼睛，“少校说您是难得的专家。很高兴认识您，罗泽先生。”
　　两个医生离开了。米哈伊尔关上门，靠在门上，听着他们的脚步声在楼梯间渐行渐远。然后他走到窗前，小心地拉开窗帘一角。
　　楼下，两个医生上了停在路边的车——不是救护车，而是普通的黑色轿车。车子没有立刻开走，而是停留了几分钟。米哈伊尔看到穆勒医生在车内打电话，年长的克劳斯医生看着窗外。
　　他们在汇报。向西格蒙德汇报，或者向其他人汇报。
　　米哈伊尔放下窗帘，回到房间中央。手臂上的伤口现在被专业地缝合了，疼痛减轻了，但绷带的存在感更强了，像一个标记，一个提醒。
　　他走到书架前，这次抽出的不是俄德词典，而是一本厚重的德语诗集。他翻到中间，取出一张夹在书页间的纸条——那是三天前他通过一个极其隐蔽的渠道收到的消息，来自莫斯科，但不是通过常规指令。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用只有他能读懂的密码写成：“‘琥珀’价值已确认，最高优先级：策反，期限：两周。”
　　最高优先级，策反，两周。
　　米哈伊尔盯着那些字，然后看向自己刚刚缝合的伤口。疼痛在绷带下持续跳动，像某种警告，或者某种召唤。
　　他走到洗手间，打开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眼睛下方有阴影，左臂上缠着白色绷带。一个受伤的人，一个需要休息的人。
　　也是一个必须在两周内策反西格蒙德·冯·施特恩的人。
　　他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脸。冰冷的水让他清醒，让他重新聚焦。伤口是真实的，疼痛是真实的，任务也是真实的。
　　而现在，因为伤口，他有了合理的理由暂时远离工作，远离西格蒙德，远离那些不断加深的、危险的亲密。他可以利用这几天思考，计划，准备。
　　但同时，伤口也是一个阻碍。它让他无法正常行动，无法像往常一样去保安总局大楼，无法接近西格蒙德。而时间正在流逝，两周的期限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
　　米哈伊尔关掉水龙头，用毛巾擦干脸。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那个苏联间谍，那个学者，那个刚刚为制造一个谎言而伤害自己的人。
　　然后他笑了，一个苦涩的、几乎没有声音的笑容。
　　多么讽刺。他伤害自己是为了保护任务，但现在伤口本身成了任务的障碍。他制造谎言是为了争取时间，但时间正在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他回到客厅，坐在窗前，看着窗外柏林的冬日景色。雪又开始下了，细小的雪花在空中旋转飘落，覆盖街道，覆盖屋顶，覆盖一切。
　　在他的手臂上，在绷带下面，七针缝合线将皮肤连接在一起，像一条微小的、人为制造的伤痕。而在他的任务中，在莫斯科的指令中，在两周的期限里，另一个更大的伤口正在形成——一个关于忠诚、信任和选择的伤口。
　　而这个伤口，米哈伊尔不知道该如何缝合。
　　电话再次响起。
　　米哈伊尔慢慢站起身，走到电话旁，拿起听筒。
　　“罗泽先生，”是西格蒙德的声音，直接，没有经过埃伯哈特，“克劳斯医生告诉我您的情况了。”
　　“少校先生。”米哈伊尔说，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虚弱，“抱歉让您担心了。”
　　“伤口严重吗？”
　　“医生说不算严重，但需要休息几天。”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米哈伊尔能听到西格蒙德呼吸的声音，平稳而克制。
　　“那辆监视您的车，我已经让人处理了。”西格蒙德突然说，声音很平静，“布伦纳的人。他们今天早上撤走了。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您不会被打扰。”
　　米哈伊尔握紧听筒。“谢谢您。”
　　“不用谢。”西格蒙德说，语气里有种米哈伊尔无法解读的情绪，“这是我的承诺。我承诺保护您，我就会做到。”
　　他又停顿了一下。
　　“好好休息，罗佐夫斯基博士。等您恢复了，我们再继续工作。”
　　“好的。”
　　“还有……”西格蒙德似乎想说什么，但停住了，“算了。不重要。保重。”
　　电话挂断了。米哈伊尔慢慢放下听筒，站在电话旁，看着窗外飘落的雪。
　　西格蒙德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我承诺保护您，我就会做到。”
　　承诺。保护。这些词在战争中显得如此脆弱，如此荒谬。但西格蒙德说了，而且似乎真的在践行。
　　米哈伊尔低头看着自己手臂上的绷带。白色的纱布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在纱布下面，伤口在愈合，针线在将分裂的皮肤重新连接。
　　而在纱布外面，在柏林的这个公寓里，在一个更大的战场上，另一个连接正在形成——一个危险的、禁忌的、可能改变一切的连接。
　　米哈伊尔走到书架前，打开那本德语诗集，重新看着莫斯科的指令：“最高优先级：策反。期限：两周。”
　　期限，两周。
　　他合上诗集，放回书架。然后走到窗前，看着雪越下越大，覆盖城市，覆盖痕迹，覆盖真相。
　　伤口会愈合。针线会被拆除。疤痕会留下。
　　而任务必须完成。
　　无论代价是什么。
　　无论伤口有多深。
　　无论谎言有多复杂。
　　米哈伊尔站在窗前，直到暮色降临，直到柏林沉入冬日的黑暗。手臂上的疼痛持续着，像心跳，像提醒，像所有无法逃避的事实的节奏。
　　在黑暗中，他低声重复西格蒙德的话：
　　“我承诺保护您，我就会做到。”
　　然后他问自己，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那么我的承诺呢？我该保护什么？我又能做到什么？”
　　窗外，雪继续下着。无声地，永恒地，覆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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