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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光
012
04至05赛季，巴萨凭借小罗、德科、哈维、伊涅斯塔、埃托奥与梅西的卓越表现，把那座阔别六年的联赛冠军奖杯重新带回了诺坎普。
那一夜，欢呼声像风暴一样席卷了整个球场，震耳欲聋。
我站在球场中央，抬起头，望向看台——嘉宾席中央那个视野最好的位子上，佩雷斯先生坐在那里。他离我很远，远得我连他的表情都看不清，但我知道他在看我。他一直都在看我。
我站在原地，静默片刻，右手食指并拢抬至眉侧，遥遥向他敬礼——短促、利落、毫不犹豫。
然后我转身。
普约尔正紧紧抱着哈维，几乎把他压倒在地；梅西脸上挂着灿烂到傻气的笑容，蹲在小罗身边与他交谈；德科从人堆里钻出来，一把抓住我，另一只手捞起伊涅斯塔——我们三人就这么横冲直撞地跑进了庆典区。
德科很快跳起了一种既笨拙又好笑的舞步，但我跟上了他的节奏——我想那一定很滑稽。可当我们跳着跳着，撞进一台摄像机的正前方时，我没忍住，对着镜头来了段精巧别致的lamar叠步。
“维拉诺！”身后突然有人喊我。
我回头——是梅西。他站在乱七八糟的彩条雨那头喊我的名字。我脚尖点地，丝滑地转了半圈，面朝他。我们隔着成堆成堆还在往下飘的彩纸对视，在彼此的脸上看到了一种近乎幸福的笑容。
那天晚上，照例是一场由俱乐部主持的酒会。灯光软塌塌地挂在半空，香水的味道和浓重的酒气混在一起，让人有种头晕的感觉。每个人都穿着西装，脸上挂着标准微笑，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说着一些“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取得这份荣耀”之类的漂亮话。
等这场“场面话聚会”结束，大伙才终于松了口气，各自离开会场，奔向自己的小型派对——那才是球员们真正放松的时候。
有趣的是，巴萨的更衣室，那时候是一个被柱子分割成好几个“区块”的空间。设计师可能觉得这样能增加“功能性”什么的，结果实际效果就是：每个区域各自为营，像几个连在一起又各藏心思的小国。人坐在哪里，和谁换衣服、和谁讲话、和谁一起洗澡——久而久之就成了固定圈子。
尤其是那根最大、最碍事的柱子——它几乎清清楚楚地把南美球员和欧洲球员分成了两拨。
你知道，南美球员和欧洲球员，完全是两种人。不是那种“性格不同”而已的区别，是骨子里就不一样。南美人踢球就像他们生下来就该干这个事儿似的，他们的脚踝软得像水做的，身体的协调性和弹性与生俱来。他们根本不需要太努力就能在球场上风生水起，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开始过分相信自己的身体，相信那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节奏感和柔韧性。于是他们踢得自由，活得也自由——自由到近乎放纵。小罗就是个典型——没错，那时候他已经是传奇了，可他也快被自己的传奇给吃掉了。
而欧洲球员呢，尤其是巴萨的这帮人，他们简直就是人类自律的代表。不仅哈维、伊涅斯塔这些尔雅温文的球员如此，连普约尔——一个从外形到性格都像罗马军团退伍的——都规矩得过头。他们一个个跟夜店八字不合，喝酒那叫偶尔浅尝，谈恋爱也基本是按合同谈的。你根本不敢相信这些人跟那些南美的花蝴蝶是一个更衣室出来的。
我与梅西作为新人，自然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上做出选择。但他和我，实际上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他的世界太纯粹了，除了足球以外几乎别无他物。他不爱看书、不爱看电影，也不怎么听流行音乐，唯二算得上爱好的，大概就是打电子游戏和玩网式足球。
可我不一样。我当时对这个世界还保持着某种——怎么说呢，泛滥的好奇心。除了足球，几乎什么东西都想碰一碰。文学、音乐、电影、舞台剧、涂鸦、酒吧、地下电台……我哪都想伸手摸一摸，哪怕只是碰一下边也好。
梅西的性格让他自律、刻苦，哪怕和小罗关系再好，也不会随波逐流。至于我，那个年纪的我，虽然对所有的不良诱惑都心动不已，但在梅西、普约尔、哈维，甚至黑天鹅的盯梢下，还是保持了一点底线。我热衷于夜晚的释放，但并没有过早地透支自己的身体。我喜欢的是夜晚的氛围，不是酒精，不是女孩，也不是那些社交媒体上用来炫耀的“堕落”姿势。而是那种在光线昏暗的酒吧里，大家终于不再假装的松弛感。没人再扮演球员、未来之星、社会楷模——所有人都回归成了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就像你看到一个人松开领带的瞬间，他才终于真正活了。
我在逍遥与克己之间摇摆，像是走在一条模糊的界线上。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精神被拉成了两半。在西班牙人面前，我还是那个讨人喜欢的小队长，而在南美帮里，我又变成了那个荒唐的少年人。
似乎是上天的安排，连我球衣上的号码都透着点“我不走寻常路”的意思——15号，不怎么常见，不属于哪个固定位置，或者某种特定角色。大多数时候，我踢左边锋或自由人。但我能看得出来，里杰卡尔德想把我培养成小罗的替代者，或者未来的接班人。
其实我和里杰卡尔德不怎么对付。
如果非得把我碰到的几位教练拿来比较，我会这么说：库卡是那种铁血寡言型的严父，平时冷着一张脸，可心里什么都在意；阿莱克斯像个艺术家导师，充满主意，自我意识强，但只要你有点天赋，他就愿意给你自由成长的空间。
相比之下，里杰卡尔德就显得过分偏执而不近人情了。他是那种现实主义得让人难受的家伙。对，就是那种眼里只有“能不能赢球”的人。他年轻时是大名鼎鼎的荷兰三剑客之一，踢后腰，身材壮硕，眼神犀利得像探照灯。但作为教练，他的个人魅力就不那么吸引人了。他有他的一套逻辑，但从不跟你解释——你只能全盘接受。
偏偏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我讨厌他对年轻球员的独断专行，也讨厌他对大牌球员的过度纵容。这让我觉得他像个典型的欺软怕硬的人物，尽管这也许正是他的处世哲学。
有时候，他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条混在狮群里的鬣狗。他似乎时刻担心，我对夜店的痴迷会带坏梅西。甚至有一次，他和普约尔谈话，让他劝我像其他西班牙球员一样保持克己。
普约尔当然不会完全听从他的偏激要求。我甚至敢说，普约尔是世界上最懂我的人——我们之间有种奇特的亲近感，像叔侄，也像父子。尽管他只比我大九岁，但在我眼里，他就像经历过一切的老大哥。
他曾说过一通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我二十岁之前也跟你一样，追求那些‘酷东西’，它们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谁也不该拦着你，”
他说前半句时表情很轻松，语气也很温和。但说到后半句时，他忽然板起脸来——
“不过，”他说，“你记住一点——毒品和赌博，绝对不能碰。”
他一边说，一边伸出食指，在我胸口点了三下。
我与“猎豹”埃托奥的友谊则简单得多。他是个来自喀麦隆的球员，狂傲而勤勉，身上有着斗士般的精神。他从不掩饰对自己实力的认可，甚至曾公开说过，“我是世界最佳前锋之一”。他在场上拼劲十足，永远都在奔跑、冲抢，但同时又对队友极有保护欲，特别是年轻球员和非洲球员。
埃托奥极其热爱自己的家乡。
那个被誉为“非洲缩影”的美丽国度，汇集了整个黑非洲的所有气候和植物种类，有超过200个部族，每个部族都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甚至语言——埃托奥谈起自己的祖国时总是滔滔不绝，那双深邃明亮的眼睛在黑色的皮肤上显得格外耀眼。
我很喜欢听他讲这些，并直言我以后一定会去那里看看。他显然有些惊讶。
“主要是因为我爸以前去过那里，”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参加什么社会发展调研项目。”
“你爸是社会学家？”
“不，他是记者。”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他曾在法国读过书，后来一直研究法语非洲国家的青年政治参与相关的课题。”
“哦——”他突然恍若明了，“怪不得你法语说得这么好。”
赛季结束后，我终于如愿以偿，用这几年的积蓄买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车——一辆酒红色玛莎拉蒂五代总裁。这个意大利品牌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辆车的标志，而是一种特别的情结，一种跟母亲有关的温柔回音。十八岁的那年夏天我终于梦想成真。
我开着那辆玛莎拉蒂驶上公路，整个人几乎眩晕在某种泡沫般绮丽的霞光里。坐在副驾驶的是哈维，他难得露出点紧张神情——普约尔派他来的，那家伙虽然远在国外参加什么足联研讨会，心却挂在我这，生怕我提车太高兴，直接在城郊来一场首航事故。我用事实证明他多虑了。
“其实，你可以开快点。”哈维说。
“别急，先让我习惯一下。更何况车上还有你，万一弄伤你腿，我可得麻烦了。”我神色如常。
刺猬头青年吐了一口气，盯着前方：“听莱奥说，你把这几年存的钱全花光了？”
“嗯，是啊。不过不怕，意大利那边我还有一笔钱……我爸妈留下的遗产。”我说得轻描淡写。
“意大利？”他明显愣了一下。
“我妈是意大利人。那笔钱现在由佩雷斯先生管着——他是我的养父。”
“是吗？数目大吗？”他问。
“……不知道。”我顿了一下。其实我真没去算过那笔钱到底有多少。
哈维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权衡措辞，最后说：“你今年也十八了，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也该稍微上点心。这辆车是你这些年节衣缩食攒钱买的吧？莱奥告诉我，说你一直特别节省，就是为了这个。”
我没回应他的话。其实我当时根本没往心里去。我从八岁起就一心一意信任佩雷斯先生。如果不是他，我早该像火烬里的炭末一样，风一吹就什么都不剩了。
另一边，梅西对我的新车显得毫无兴趣。说实话，他连考驾照的事都没放在心上，一直拖着不办。
在一线队踢球的前几个月，他都是从哥哥的公寓步行去球场的，还要帮助照看小侄子，经常在晚上被哭闹声吵醒。于是不久后，他在卡斯特尔德费尔斯市镇购买了一栋房子，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五分钟车程。就这样，我顺理成章成了他的临时司机，负责每天载他往返俱乐部。
有一次在没比赛的空闲日子，我和梅西一起去青年队看望巴斯克斯。刚走进训练场，就碰见阿莱克斯，戴着耳机喝马黛茶，像往常一样随意。他看到我们，取下挂在脖子上的耳机，我们几个人东拉西扯聊了一阵。话题莫名其妙绕到了皮克。
阿莱克斯自然地问了一句：“杰拉德那小子最近还好吧？”
我愣了一下，只能老实说：“不清楚，自从他转会我们就没联系过。”
巴斯克斯在一旁听傻了，大叫：“我以为你俩这次冷战也就撑个几天！就像以前那样，难道不是吗？”
这事后来不知怎么传到了黑天鹅耳朵里。他向来固执，一意孤行地把这事归结为我“堕落的根源”，认定它是一个需要早日解决的问题。他特意摆出一副年长者的姿态，要和我来场面对面的心理辅导。
“25岁以后再发生这种事你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人生没你想得那么戏剧性。”他喝了口水，然后继续侃侃而谈，“人生也比你以为的孤独多了。你现在觉得兄弟重要，是因为你还没有家庭。你脑子里的欲望燃料只能发泄在那些事情上。这没错，是合情合理的。但你要学着成长，格里菲斯。”
我听着他那套说辞，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我讨厌别人用一种“我已经看透一切”的口吻劝我，然而我反驳不了，也没那个资格——因为我确实还没到25岁。
于是我只是点头应付，嗯嗯啊啊，听完后便起身走了。
那之后几天，小法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一直维持着那种一周一两次的通话频率，内容也大多是些不痛不痒的闲聊，跟吃夜宵一样，没什么营养，但也离不开。我一开始以为这次也一样，可聊着聊着，话题就突然拐到了皮克那边。
“你知道吗？”他说，“杰拉德在曼彻斯特孤寡得不行，他在公寓养了只兔子，你记得他的‘阿贝贝’吗？就是他每天雷打不动放在床头的那只兔子玩偶——被他搞丢了。”
我就那么听着，也不打断，然后表示我知道了。其实我早就猜到是巴斯克斯搞的鬼，多半是他跟小法说了什么。也许还添油加醋了许多。
第二天训练结束后，我照旧先去浴室冲了个澡。洗完回来进更衣室时，发现梅西站在我的柜子前，整个人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样，手机捏在手里，一脸“我刚参与了一场外交大事”的神色。
他看着我，“刚刚有人来电话了。”
“谁？”我问，“有人找你？”
“不是，”他说，“你手机响过。”
我走过去，从柜子里翻出我的手机。屏幕上那通未接来电的名字让我愣了一下。余光里，梅西还在看着我，表情紧张得像个等成绩的学生。我一时搞不懂他到底紧张个什么劲儿，于是随手把手机丢回包里，打算回家再处理。
结果梅西突然抬高声音，“你不打算回拨过去吗？”
“啊？”我看着他，然后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成型，我瞥了一眼他的手机，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估计是广告。”
他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咧了咧嘴角，决定不逗他了，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开玩笑的，是皮克。”
梅西长长地松了口气，背着手，一本正经地说：“他在找你和好。你看不出来吗？”
“没准不是。”
“是的，就是的。”他很坚定。
“那我……打回去？”
“你打吧。”
于是我就那样回拨了过去。电话那头响了好久才有人接，像是对方犹豫了许久才按下接听键。皮克开口的语气还算沉稳，但我听得出来，他其实没料到我会给他打电话。
背景里，小法的声音若有若无。我瞥了一眼梅西，他的脸上再次写满了紧张。原本我想问那句“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吗？”，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显然，那是梅西和小法不想让我问出口的问题。
于是我就像刻板印象里的英国人闲聊时那样，开口问了句他那边的天气。
皮克愣了愣，然后配合地报了个天——小雨，有风。然后我们就那样尴尬又有点装模作样地聊了几句，像刚被父母逼着打招呼的远房表兄弟，全程踩在礼貌的钢丝线上。挂断电话后我偷偷舒了一口气，梅西也同步地松了一口气。
“你和皮克……和好了吗？”他小心翼翼地问，“下周你也要回国家队了吧？我看到名单里小法和皮克都在，要是你们一直不说话，赛场上怎么打配合？”
我挑挑眉：“我们不是对手吗？你一个阿根廷人就这么大度，还给对手支招？”
梅西耸耸肩，脸上浮现出一种羞涩而认真的笑意，“那不一样。”他说，“我很期待和你们交手。”
我没接话，只是拎起背包，朝门口一偏头：“东西收好了？咱们走吧。”
那年的U20世界杯在荷兰举行，不过西班牙国家队的成员聚首是在马德里。
我一下车就看见了小法，他张开手臂，我们撞了个熊抱。然后我拍拍他的后背，给身边的托雷斯做介绍。
皮克站在小法身后，背着个大包，看起来黑了点，也沉稳了些。
“嘿。”我说。
“嘿。”他说。
气氛一瞬间诡异得像一对闹掰已久的兄弟，在长辈安排的平安夜家庭聚餐上不期而遇。幸好有小法在一旁调节——他向来擅长这个——我们才至少在表面上恢复了普通队友的相处模式。
那届比赛我们队状态还不错，一路磕磕绊绊地杀进了八强。然后，在四分之一决赛上，我们碰上了阿根廷。
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比赛里和梅西做对手。那种感觉，说不清怪不怪——你明知道他冲过来是为了铲球，但你还是忍不住想笑。我们俩每次在场上对视，都像一对同桌一块被叫去老师办公室一样，一边装正经一边死命憋嘴角的弧度。
比赛本身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节奏正常，比分也是意料之中。我们1:3输了，对手是杯赛最后的赢家阿根廷，有点遗憾，但说实话也能接受。
真正的异常是在比赛结束之后。
那时候我们还在场上，一群人叉着腰发呆，没急着走。我无意间瞥见梅西，他背对着我站在不远处，肩膀上跃动着一个诡异又不协调的绿色光点。我皱了皱眉，走过去，想把他往后拉一下。
然而就在我走近他，搭上他的肩膀时，那颗光点不见了，消失了。
下一秒——我至今记得那一秒是多么犹如一场幻梦——先是一阵剧痛，就像有人拿锥子猛地戳进了你的眼睛，紧接着，周围的景象迅速飞逝，只剩下一道极亮极亮的闪光，然后是大片黑斑，还有那些像花火一样的彩色幻影在我眼前狂舞。
我不知道自己是蹲下了还是跪下了，我的身体啪地一下断了线。
四周的声音全被按了静音键。我听不到欢呼、听不到脚步、听不到任何人说话，只有那种火焰烫烧神经的痛感，一点点把我往深处拽。
我还记得，最后一刻我眼前是一片艳丽得近乎诡异的色彩。不是现实世界的颜色，是那种只在高烧或噩梦里才会出现的斑斓幻影。我整个人都在颤抖，像个失速的航模，在空中一边摇摆一边坠落。
后面的事情，我几乎记不清了。唯一还清晰的，是在我彻底倒地之前，有一双手轻轻扶住了我的后脑勺。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医院病床上。病房纯白一片，窗外是深黑的夜空，一盏昏黄的小灯勉强照亮房间的角落。
那一刻，我的意识像是被拆分成碎片，又慢慢拼回原位。然后，我意识到了不对劲——
我的右眼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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