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秋窗

　　五月一号，我在爷爷家的饭桌上拍了筷子。
　　大年初一、“五一”、“十一”，这几个“一”是一定要在爷爷家聚齐儿的。这个大家庭喜好营造那种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说是“聚齐儿”，实际上也只能达到大部分成员的地步。母亲早已不登爷爷家的门槛了，她节假日不休息，我那时还找不到这种正当理由，所以只好跟着父亲去。
　　大姑进门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忙不迭将两个女儿的情况通报一番，随后静下来等待我回对。这是又一惯例，久别重逢后决不忘先将自己的近况表上一表，随后对方就该识趣地回应以自己的近况。直至若干年后不再一窝蜂似的聚齐儿了，也少不得要将近来的鸡毛蒜皮当作谈资一一说给我爷爷听，而后便不用操心这些事情如何宣传出去。我曾有一阵子将这里说成“情报中转站”，皆因此故。
　　言归正传罢，前面提到，在刚刚过去的那天夜里我史无前例地做了一个梦，直至第二天上午到了爷爷家，我依然迷迷糊糊，于是便愚蠢地忘记了这里的规矩，教我的大姑乐呵呵等了许久，始终不见我主动交待。她等不及了，才直截了当地问我期中成绩，我说班里第一，年级第一。
　　她果然随即有了反应：“哼！明志的第一。”
　　我看了她一眼，没再说话。看得出，大姑对我这一眼十分不满。
　　午饭时，餐桌的座位照例供不应求，大姑将我遣到了前屋沙发上端着饭碗坐吃，并笑称：“吃自助去。”
　　我离开之后，其余十六个人围坐在巴掌大的圆桌边，亲密无间，缩手缩脚，继续着你问我答的游戏。
　　爷爷问父亲：“关系还没转到局里？”父亲答了个“嗯”。
　　大姑于是续问：“还算借调？”父亲答“对”。
　　“他姥姥的病怎么样了，好点儿了么？”这次是我的老叔问父亲。
　　“脑血栓，今年越来越不行了，过去瘫在床上还能认个人儿，现在……”
　　“饭桌上说这干嘛？怪恶心的！”大姑甚是不满，于是没有人再说话。
　　此时我碗里的饭刚好吃完，于是走到饭桌边把手里的筷子在桌面上一拍，发出响亮的一声。

　　那天晚上出门时大姑拉着父亲说了好一阵，害得我在下一层的楼梯上等了好一会儿，被五月的头茬儿蚊子一通好咬。大姑叙说的内容大致是：本人不止一次阐述过“不上好初中就上不了好高中，更休提好大学”的道理，以本人的两名宝贝女儿为例，她们千真万确是凭借自己优异成绩保送市重点，就从未教自己的双亲操过心，云云。

　　五月二号，我一个人骑车去看樱花。明知根本不是看樱花的时候，大山樱早就谢了，眼下的晚樱也已不鲜，可我在家里呆不下去，所以去了。
　　从公园北门进去，迎面就碰上了崔蔚。我们见面都很高兴。我自然是很高兴的，如果说小学多少还给我留下了一点美好回忆的话，他应该在这块回忆里占上不小的一部分。至于他见到我为什么高兴，当时我不甚清楚，也并没有去多想——高兴嘛，高兴了就不去多想。其实我们始终都算不上是什么要好的朋友，只是我总把他当作是我小学时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他算是我小学时代唯一的朋友吗？现在的我总是不那么敢于把话说得十分绝对，生怕日后再举出反例来——而他，则未必把我当作好朋友。或许以平常眼光来看，我们只不过是同学，仅此而已。可我实在回忆不出除去他之外，小学那个班的五十几号中，还有谁人不曾欺侮轻蔑过我。
　　我还是尽量避开再说小学的事情罢。那天我和崔蔚谈了一些各自的处境，我说得多，他则总是静静地听。我问他过得如何，他一个劲地说“凑合”。
　　崔蔚小学毕业时的分数上了推荐线——你看，我说我要尽量避开再说那时的事情，无奈又一再提起。只因为我从小受到的语文教育，从来就是要求叙事必须完整连贯，前因后果定要交待清楚，这已是改不了的了。
　　我尽量长话短说。作为教育改革试点，我所在的这个区每年各种升学考试总在不停地“改革”和“试验”。改革哟，试验呀，不过是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排着队地往笼子里钻，等着像狗或是小白鼠之类去作为实验对象。具体到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试验的课题变作了“推荐制”，即全区统一出题，学校自行阅卷，设置推荐分数线一条，上线者参加重点中学复试，其余尽数“拨儿轰”。为了切实体现“长话短说”，这里不再赘述本人接受试验的结果，单说崔蔚。他通过了推荐线，而后折在附中的复试上，分进了花中。
　　对于花中，我了解的并不比他少，这学校和我家的院子只一墙之隔，坐在家里就能听见那边的上课铃声。上小学的六年中，我被花中的学生劫过三次，其中两次是亏邻居肖爷爷解围，最后一次是自己脱逃。这样的一个学校，居然拥有比明志强得多的名声，为此我大为不平。
　　我向崔蔚询问几个人的近况，在每个人的名字前后无一例外地加上了脏字。起初他听得不顺耳，就说这样不好，不让我这样评价别人。我笑问他那么哪样好，他低头无言。
　　我们只顾着说话，一路走着不知不觉到了公园南门，他要到门外取车，我身不由己地跟了出去，也忘了自己的车放在北门。我们沿着公园西墙边走边聊，终于把所有该说的话题全都说完。
　　“最近你没回去过吧？”一段沉默之后，他问我。我说回哪儿去，他说：“回小学呀，看看金老师。”我用一声“哼”回答了他。当然，当时的崔蔚是定要叫上一声“金老师”的，毕竟金子对他这种凡事听话的好孩子还算不错。
　　我们沿着公园西墙绕到北门，这才分手。临走时，他突然对我说了句：“以后别忘了我。”这句道别说得我很是莫名其妙，毕竟此明志的名声远不如彼花中，而“大拨儿轰”到明志的我，又有何德何能，能令参加过附中复试的他说出这样的话来？
　　看着他的背影，我猜想他在花中的日子多半不大好过。
　　之后，我顶着正午的太阳取车回家，在家门外，就闻见了屋里的煎鱼香。

　　这就是我关于那年“五·一”的所有记忆。放假的两天里，我没有去看过姥姥，母亲不许我去。自姥姥这一次住院后，我已经半年多没见到她了。我问过母亲她的境况，母亲总是含糊其辞。具体是怎么说的，我已不记得了。
　　不过记得后来没多久父亲有一次骂我，一时把能用的词汇都用得尽了，突然冒出一句：“你姥姥都那样了，你也不去看看，白疼你了。”接着又骂了些“白眼儿狼”“狼心狗肺”以及“姥姥家的狗，吃完了就走”之类的话。之后我说要去看姥姥，母亲却无论如何不让我去，我学说出父亲的话，她说：“他说话你还不知道？你姥姥没事儿，快期末了，眼看就上初三，过一阵子再说罢。”
　　就这样的一句“过一阵子再说”，我也就把姥姥的事暂时放下了——也许这正是我顺水推舟地放下了姥姥的事，以求良心上的安宁。这样看，父亲并没有骂错我。

《卿本无心（清穿）》
《卿本无心》——一个朋友的书